捍卫《物种起源》

捍卫《物种起源》_从达尔文谈生物进

捍卫《物种起源》

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莎士比亚

《物种起源》一书的问世，不仅对达尔文的个人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还对大批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的观点和对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观点有深刻影响。然而在此以前，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学说，曾不得不进行长达10年的尖锐斗争，在10年的斗争过程中，达尔文的思想以及达尔文本人，曾经不断地受到攻击，这些攻击常常是粗暴的、恶毒的和不公正的。

《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

达尔文为人温和，甚至对自己的对手也非常有礼貌，虽然他处于这些攻击风暴的中心，但他的一些朋友和拥护者却经历了最激烈的斗争时刻。然而，不管这些人的作用多么大，为达尔文争取越来越多的拥护者的主要斗争武器，还是他那部不断地进行新的版本和译本的出色著作《物种起源》，这部著作不知不觉地、不声不响地击败了各个对手，说服了那些动摇分子，在越来越多的无私地寻找真理的人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朋友和信仰者。

赖尔说《物种起源》就是“一个长的论据”，它被用来论证整个进化论理论，特别是用来论证对这种进化原因给予最完美的说明的自然选择理论。这部书是根据一个明确的、有逻辑性的提纲写的，这个提纲大体上也就是1842年和1844年《概要》中所拟定的那个提纲。达尔文是从人的如下实践活动开始的：人们通过对种公畜的人工选择，或者通过对留作种子用的最接近理想的植物的育种选择，能够培育出许许多多家畜的品种或数千种栽培植物的亚种来。他证明，由于变异和遗传，人们能够获得这些结果。由于变异，也就是说，由于一对动物的后代，或者由同一个荚的种子生长出来的植物，彼此之间略有区别这种情况，选择是可能的；而由于遗传，即经常看到的亲本将特性传给后代这一情况，通过选择优良的种公畜或选择优良的植物种子，就能够获得具有这些改良特性的后代。

家鸽与野鸽比较图

为了证明这样的人工选择能够引起亚种之间多么大的差别，达尔文以他自己饲养的家鸽为例。腿的长度，喙的长度和形状，尾羽的数目，腿部羽毛的差别和头部羽毛分布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这些差别如果是属于野鸽的话，那么它们就足以使人们把家鸽划分为不同的物种，甚至不同的属，然而，正如达尔文所证明的那样，这些家鸽都起源于一个野生种——岩鸽。

竞争

从这种人工选择转到自然选择。达尔文证明，自然界也有变异和遗传，自然界中代替人工选择的原因是“生存斗争，或者说是在生物按‘几何级数’增殖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生存竞争。”达尔文作出了这一“自然的”解释之后，转而谈到理论的难点。难点之一是摆在反复思考想要解决物种起源问题的生物学家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变种如何成为物种？为什么通常在各个物种之间没有过渡？没有过渡这一点也是物种“创造论”的拥护者的主要论据之一。达尔文在他最早的几本《概要》中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他提出了并深入地研究了“中间类型的性状的分歧和绝灭”的原理。达尔文认为，近似类型之间的生存斗争特别激烈。竞争者的生活方式和特性越相似，竞争就越激烈。反之，随着新的不同特性的获得，竞争也逐渐减弱，我们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引用的例子为例。

某个地方的狼要吃鹿和绵羊，它就要追捕鹿和羊。要想捉住鹿，就要跑得特别快，而要想咬死羊，就要有特别大的力气，那么跑得快的狼和力气大的狼就能在生存斗争中获胜。狼跑得越快，它就越能捕获鹿，力气越大的狼，它就越能专门捕获羊。而一切中间类型的狼，在生存斗争中就不能被保存下来，就将绝灭。而在生存下来的两种极端类型的狼之间，即在跑得最快的狼和力气最大的狼之间，竞争则减弱下来，因为这两类狼中每一类都将转变为吃专门食物的狼。这两种极端类型的狼之间的区别越显著，它们竞争的激烈程度就越小。达尔文就是这样先设想变种的起源，后设想物种的起源的。达尔文把自己理论的这一结论叫做中间类型的性状的分歧和绝灭的原理。

人工选择也有同样的情况：如果得出了某一个新品种，它就会把自己的先辈排挤掉。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在英国，黑牛被长角牛所代替，而长角牛又被短角牛所代替。同时，据一个农业主说，头两个品种好像是被瘟疫毁灭掉了。马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如果追求的是速度，那么跑得快的优良品种的马一定排挤掉跑得不太快的品种的马，如果追求的是力气，那么优良品种的重驮马将排挤掉劣等品种的重驮马；最后所获得的将是越来越明显的极端类型：跑得快的那些品种的马将和重驮马具有越来越大的区别。达尔文认为，自然界发生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一个类型内部生存斗争很激烈，那么中间类型总是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于是被保存下来的只能是在某个方面有专长的极端类型，从而使生存斗争中的竞争有所减弱。任何一个物种的后代越不同，这些后代彼此之间在习性和构造方面的区别越大，那么它们在自然界中就将争得更多的地位。

牛的进化

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有一些难点。他用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表明，即使是在这里也能够而且也需要承认，由比较简单的器官发展为比较复杂的器官，由比较简单的本能发展为比较复杂的本能，都是逐渐进行的。达尔文证明，即使是现在也还能找到一些生物，它们的器官是现代另一些动物身上存在着的向更完善的器官过渡型的器官。达尔文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复杂本能的发展情况：把蛋下在别的鸟巢里的杜鹃的本能，蚂蚁的奴隶本能和蜜蜂营造非常精美的蜂房的本能。并且达尔文善于在自然界中找到一些过渡形状来说明所有这些复杂本能的发展情况。

很难解释各变种之间杂交时如何由通常的能育性转变为物种彼此之间杂交时发生的不育性。这个障碍有很大的意义，因为达尔文反复证明，变种是“初期的物种”，而物种则是“强化了的变种”。达尔文指出，变种的能育性也和物种的不育性一样，绝不是经常存在的，可以发现这两种状态之间的过渡情况，这就缓和了这种异议。最后一个难点是当时没有现在各种类型的祖先在古生物学方面的直接连续，在古生物学的发现方面存在着一些很大的空白点。达尔文证明，这些空白点是不可避免的，原先那些动物的残迹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在逐渐消失，总之，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妄想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地质记录”。

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达尔文对自己的理论提出批评，并且是长达几章的内容。达尔文非常诚恳，并不隐瞒上述理论方面的难点，不仅不像许多坚持自己观点的作者那样，不去注意这些难点，而且还让自己的对手找出自己在理论和结论方面的弱点，仿佛他在寻找这些难点，并预见到一切可能提出的异议。是的，他并未使这些异议悬而未决，他总是对这些异议加以分析，并竭力使那些难点与自己理论的论点一致起来，后来，达尔文认为，他这本书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多年来他遵循着一条金科玉律，他在自传中说：“每当我在报刊上遇到同我的一般结论相反的新的视察或思想时，我都立刻如实地记下来；因为我从经验中确信，这一类事实和思想远比那些适合心意的事实和思想会更容易被遗忘。由于这种习惯，我才很少遇到以前未曾注意到的或者不曾企图答复的反对我的观点的异议。”一个科学者越是诚实，越是对自己要求严格，那么别人要想反对他的思想就越困难，华莱士正确地指出：“达尔文从来没有得到过暂时性的成功，但是成功本身却总是跟随着他。”

接着，达尔文谈到通过选择来得到足以说明进化理论的证据。不论“地质记录”多么不完整，但是“各种生物在出现时间方面的连续”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达尔文看来是和他的理论相符合的。而生物的地理分布，特别是生物在难点方面的不同进化情况都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最后，生物的分类，生物的体系，以“性状分歧”原则的观点来解释的“系谱表”，证明属于同一类别的各种类型所具有的一般古代性状、有时是不适宜的性状（痕迹器官）的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等，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他的理论。该书总的结论是，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起源的理论要比创造论者的理论优越得多。

不同动物早期胚胎的相似，意味着它们有共同的祖先

《物种起源》仍然是以1842年和1844年的《概要》中的基本思想为基础的。而且书的总体结构几乎也是一样的，但全部材料则进行了彻底的加工。《概要》中有几章在这里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由于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而使内容更加丰富了，从另外几章中选取了最有意义的材料，而其余部分则省略了；还有几章重新进行了修改。对原来的《概要》来说，有两处较大的增补：一处是关于鸽子的起源；另一处是关于中间类型的性状分歧和绝灭的原理。

达尔文始终也没有忘记书的基本目的是要使读者相信，各种类型的物种借助于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观点比每个物种是由创造而产生的旧观点优越。自然选择理论是一种复杂的理论，它包括达尔文指出的几个前提以及由此得出的几个逻辑结论。每一个前提和结论，达尔文都必须非常严肃认真地加以论证，并用一些实例来证实。还必须对理论中的困难之处加以阐述和分析，驳倒对这一理论的一切异议或使人们对这些异议产生怀疑，也必须对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结论加以论证。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对大量复杂的材料作出长篇论述，因为不这样的话，读者很容易被这样的材料搞糊涂，很容易忘记某个例子在总概念中放在什么地方，某个论断在总概念中又起着什么作用，总之，由于大量的细节，很容易使读者感到疲倦，为了使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抓住本书的基本思路，达尔文在该书绪论中扼要地叙述了这一思路，并指出他是如何将该书划分为若干章的；每一章结束时他都对本章的内容写出一个提要并重复其主要结论，全书结束时，他写了个《复述和结论》，再一次阐述了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他还接连不断地检查了分散在全书各处的所有对理论的异议，并且再一次集中地审查了所有的论证，这些论证看来要比那些异议的说服力大得多，因此，读者自然而然就能得出结论来，但这还是不够的。

达尔文在每一提要的最后，几乎在每一章的最后，都写上一句精心编写的结束语，在这句话里他再一次对有关选择和进化的思想加以强调。为了使读者更加注意这些结尾部分，他常常在结尾处用大写字母写某个要素的名称，如“变异”“选择”等等。

生物突变

这样，很快就有许多读者在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承认了他的学说。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全部接受达尔文理论的狂热的崇拜者（如植物学家华生，他于1859年年底写信给达尔文说：“您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您是本世纪、甚至是一切世纪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有一些人，他们欢欣鼓舞地对待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认为其中某些具有次要意义的细节还存在着弱点。还有一些人，他们一方面接受自然选择理论，但同时又认为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人的精神能力是怎样产生的，因此他们设想（例如华莱士），这些精神能力是由于超感觉的精神世界的干预才发展起来的。很多人接受了自然选择的意义，但他们对类型的可变性只是部分地予以接受。一种人认为，可变的只是物种，而属是单独形成的；另一种人则认为，可变的是物种、属和科，而不是目和高级单位；第三种人认为一直到纲为止都存在着可变性；而第四种人则认为一直到门都是可变的。达尔文在一封信中写道：“有趣的是，每一个人都想出一个意思，按照这个意思他已经不再同意我的理论了。”

敌视达尔文理论的读者也增多了。有些人不同意达尔文的理论，但对作者的热爱劳动、对作者真诚的意图、对作者论述问题的严谨性却给以应有的评价；有些人发现达尔文的方法本身存在着一些缺点，指出他的理论中有许多重要原理并不是从事实和观察中直接得出的；最后，有些信仰宗教教义的人对达尔文的理论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这里也出现了在其他类似情况下所出现过的现象。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受到了策布成茨的攻击，说万有引力“动摇了自然宗教的基础，因而也动摇了神的启示”。1859年年底，达尔文在写给拉卜克的信中说：“当雷和闪电的发生第一次被证明是连续发生的原因的时候，那时关于每一个闪电并不是上帝亲手发出来的这一思想，对某些人来说简直是不能忍受的。”在这些杂乱无章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流派中间不能不发生争论。达尔文主义必须为自己争得地位，而且首先要克服因循守旧的习惯，因为大多数人还相信动植物的物种是永恒不变的。于是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开始了。

赫胥黎

在这场斗争中，达尔文的年轻朋友托马斯·赫胥黎在英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达尔文一样，也是在一艘军舰上开始他的博物学家的事业的。他以海军助理军医的身份在“雷捷利斯涅克”号巡航舰上参加了四年考察工作，该舰在澳大利亚附近航行了将近三年。回英国之后，赫胥黎发表了有关公海的水母和其他透明体动物的著作，并为此获得了伦敦皇家学会的奖章，这是非常光荣的奖赏。他开始在伦敦矿业学校讲授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成了矿业部陆上勤务的博物学家，他对古生物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在矿业学校建立了一个地质博物馆。赫胥黎是一名优秀的普及工作者，他经常给工人公开讲课，礼堂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课，他练就了一种简单明了地讲述问题的本领。他以自己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机智说，在公开演讲时应该有一种十分清晰的叙述问题的能力，“使得听众能够认为，甚至在他们不理解的时候也是理解的”。

在物种起源问题上，赫胥黎并没有采取积极态度，而是一直在观望，或者如他所说的，用歌德的术语来说，他是采取了“积极的怀疑主义”的态度。一方面，他不相信创造论，不相信神能超自然地干预自然界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他也不相信类型的进化，因为当时流行的进化理论（如拉马克的理论和《创造的痕迹》的作者的理论），引用说明进化存在的论据太少，并且对进化方式和进化原因的解释也很少能被人接受。他与赫·斯宾塞就这一题目进行过多次争论。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赫·斯宾塞是从哲学方面来捍卫进化思想的。

达尔文知道，已经习惯于相信物种创造论的读者，对他的进化观点将产生怀疑，起码最初会是这样。但他暗中希望，他过去一直认为是无私地追求真理的那些科学家在极其详细地了解了他的各种论断和论据之后，一定会转到他这边来的。他把刚刚出版的书分送给他们，渴望知道他们的评论和意见。他首先给自己指定了三位评判者：一位是在地质科学中实行过变革的赖尔；另一位是在读这本书的校样时就已经开始转到他这方面来的虎克；第三位是年轻的、对自然史方面提出的每一个新思想都作出积极反应的赫胥黎。

的确，赫胥黎后来把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初期著作，特别是《物种起源》一书给他的印象和由这样一句话所产生的印象作了比较。这句话是：“闪电的闪光，突然间为在沉沉黑夜中迷了路的人照亮了他回家去的路，或者去别的地方的路，但是一定是他要去的地方。”

达尔文对赫胥黎的评语感到非常满意，这可以从他给虎克的信中的一段话看出来：“我接到赫胥黎的一封信，他对我那本书大加赞扬，由于谦虚的缘故（因为我正在设法为自己培养这种难以培养的品德），我不把这封信寄给您了，我本想把它寄给您的，但是我对我自己有很谦虚的看法。”

赖尔对这本书的态度是由他的特殊的思想方式决定的。达尔文在自传中是这样表述赖尔的思想的：“我总认为，他的思想的特点是：明朗、谨慎、果断，而且富有创造性。每当我向他提出有关地质学方面的问题时，他总是不把问题彻底弄清楚决不罢休，而且他经常使我对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清楚。他对我所作出的一些设想常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甚至在看来没有任何异议可提的时候，他还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他的另一个特点是特别同情别的科学工作者的劳动。”

赖尔思想的两大特点也表现在他对待《物种起源》这本书上。赖尔首先感到由衷高兴的是，他和虎克曾竭力说服达尔文不必再等一些时候才出版这本书，因为纵使达尔文能活到100岁，但是要等到他把自己的许多伟大总结所依据的一切事实都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出版，那么这种时机大概是永远不会到来的。接着赖尔称赞了这本书的形式。他说：“在许多页中都光辉地表现出严密的推理和一连串的论证；内容高度的集中，对于尚未入门的人来说，也许集中得有点儿过分了……”因此赖尔认为，需要很快出版一个新的版本，为阅读方便，他认为最好能再增加一些例子来说明那些抽象的原理。但这只是为了便于阅读，因为就证据所具有的力量而言，这些例子并不能补充多少新的东西，因为赖尔认为，即使现在，达尔文的证据也已经是足够有力的了，因此，如果承认达尔文的基本思想，如果“对他作一点让步的话，那么就应当接受他的一切……”

人种进化示意图

但是赖尔对这本书的赞扬并非真实的，他还向达尔文提出了一系列的异议、意见和困惑难解的问题。例如，他认为达尔文把眼睛这样完善的器官用来举例是不妥当的。这个例子或者应该加以发展，提出一些更详细的证据说明眼睛是逐渐进化的，或者把这个例子完全删去。接着他认为达尔文对自己的前辈——拉马克和若夫鲁亚，圣伊勒尔——太不重视了。他指出：“最卓越的博物学家们都不同意关于形态的可变性”的观点。他问达尔文，为了说明低等动物和高等完善动物并存，是否可以从他的理论中得出应该存在“单细胞生物”的自然发生这一结论呢？最后，成为赖尔接受达尔文理论的主要障碍是他对人的动物起源表示怀疑，他接受不了人和猿有种属关系的思想。赖尔力求从达尔文那里知道，他是否会让步，是否会假设在人的起源方面一定有创造力量的特别干预。达尔文回答他说：“要是有人使我相信，我必须对自然选择的理论作这样一些补充，那我就会像抛弃无用的垃圾那样把这个理论抛弃。”

达尔文向赖尔解释他的观点：“智力和身体上的能力一样，都是通过选择逐步发展和进化的，或者可能是通过锻炼和改善，靠遗传而逐步固定下来。”达尔文再次重复说：“如果自然选择的理论要求在进化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加入一个‘神圣的东西’的话，那我认为这个理论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的确，这里是没有折衷的：要么承认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按“自然法则”进行的，要么承认一切都是受“最高的智能”“创造者”等影响而起作用的。因此达尔文给赖尔写信说：“我想您将被迫拒绝一切，要不就承认一切”，但是达尔文清楚地知道，承认一切对赖尔来说是异常困难的，因此他预料赖尔更倾向于采取前一种态度。

达尔文是这样解释“单细胞生物”的创造问题的，对于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说，这是个多余的和毫无根据的假说，因为这个理论不包括生物进步的必然趋势的思想。

时间，所有拥护物种不变论的人都开始激动起来。那些盲目相信世界创造说的人都不满起来，那些向人们宣扬关于在生物身上体现着一种抽象思想的自然哲学家们也不满起来，所有承认超感觉的形而上学的原理（这种原理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创造了生物）并宣扬所谓的“终极原因”（即创造这些生物的目的）的人都不满意，但是使人们感到更为不满的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仅仅用一句话所涉及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句话是：“大量光明将投射在人类的起源和他们的历史上。”在哥白尼时代，要人们放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一观点是不可能的，同样，现在要人们放弃人在生物中处于完全“特殊的”地位这一习惯的看法也是不可思议的。乌莫夫教授在他发表于《纪念达尔文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中说：“无论是在我们这里还是在西方，在那些非专家的人中间，都有一些反对达尔文学说的人，在这些人的感情中屈辱感占着上风，他们感到屈辱的是人不是通过奇迹从地球上产生的，而是来自猿或来自和猿同一个祖先。”

大猩猩

植物学家华生盛赞达尔文是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革命家，他在给达尔文的一封信中说：“关于猩猩和人类之间的连锁中断，您给我的答复正是我所预料的。用自然现象所作的这种解释确实是我以前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和人差不多的最初的人种，同自己的堂兄弟（即近似人的人）发生了直接的、歼灭性的战争。这样就造成了连锁的中断，以后这种中断日益扩大，以致达到现在这样大的规模。这种意见，加上您的动物生命年表，将使许多人的思想大为震动！”

1859年11月，《英国科学协会会报》中的一篇对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书评初露端倪。评论者认为书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人的起源问题。书评中说：“在迪斯累里写的一篇出色的中篇小说中，列季·康斯坦察·罗乌里认为可以相信人来源于猿猴。《创造的痕迹》一书中也暗示过的这种有趣的想法，经达尔文先生深入研究之后，变成了某种确实可信的东西。从他的观点来看，人是昨天出现的，明天又将消逝。我们不是长生不灭的，我们只是一时的，或者说，是‘偶然的’。”书评的作者在叙述自然选择理论时，把自己的批评归结为：“由于通过对少数相当远的祖先进行自然选择而产生的变化所形成的起源理论有一定的朴素成分……白菜可能是最早的植物，而鱼则可能是最早的动物。最早的动物也可能是鲸鱼。那么我们在单独的创造行为中需要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猿猴变成了人，那么人又将变成什么呢？”评论者用他从达尔文那里找来的一些异议，如地质记录的不完全，缺乏中间环节，整批整批的物种在某些地质层中的突然出现等等来反对进化理论。的确，评论者认为，达尔文即使在阐明这些事实时也是在为自己辩护的。但是，评论者说，在这样对待事实的情况下，“理论可以承认您所希望承认的任何形式”。书评最后抨击说：“达尔文先生对得到年高德重的科学家的赞许并未抱多大希望，他主要寄希望于青年，正如他曾经说的，寄希望于摆脱了枷锁的人……对我们来说，只要补充说，无论是这本书，还是它的作者，或者是书中谈的事物，完全是普普通通的就足够了。这本书是值得注意的，而且我们也不怀疑，它应该受到注意。有学问的博物学家们将根据作者本身的情况来研究作者，而这里，我们想象，为使这一理论彻底存在下去，必将发生一场严酷的斗争。神学家们说（他们也有权洗耳恭听），创立复杂的、把神排除在重复的创造行为之外的理论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承认，新的物种是由上帝的创造力量创造的呢？为什么对不必要的非直接行为不进行直接的干预而要使用进化法则呢？我们在向读者介绍作者及其著作之后，应该把他交给圣学院、大学院、教室和博物院去摆布才是。”

达尔文看了书评之后，写信给虎克说：“他把不朽的问题也扯了进来，并用这种手法唆使那些僧侣们来攻击我，让他们来折磨我，这种手法是卑鄙的。诚然，他不是要烧死我，但是却准备好了干柴，并告诉那些黑色的骗子们怎样可以捉到我。”

很显然，对达尔文的无神论的攻击，不是刊登在神学杂志上，而是刊登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地质学家塞治威克的批评，语气特别尖锐，令人不能容忍。他过去某个时候曾经是达尔文的老师，达尔文在作环球旅行之前曾和他一起进行过地质考察。这篇文章的语气充满了愤恨、嫉妒和讽刺，因此达尔文在给爱沙·葛雷的信中提到“可怜的老塞治威克对《物种起源》发出的狂怒”时说：“我永远不能相信宗教裁判者会是一个好人，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人可以火烧另一个人，同时又可以有一颗像塞治威克那种又慈善又高贵的心。”

英国所有的媒体都注意到了达尔文的这本书，持敌对态度的文章越来越多。然而在很有影响的《泰晤士报》上却刊载了一篇未署名的非常精彩的文章，对《物种起源》这本书作了高度的评价。达尔文根据这篇文章独特的风格，立即猜到了它是赫胥黎写的，虽然他也知道，赫胥黎并不是这家报纸的撰稿人。这篇文章的作者建议人们不要只停留在那些正统的观点上，因为根据这种观点来看，有机界是“创造者的命令的直接产物，因此它应该完全被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泰晤士报》的记者鲁克斯收到一本《物种起源》，请他加以评论。鲁克斯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但是，据赫胥黎说，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却像婴儿一样的淳朴无知，因此他很为难。有人建议他去找赫胥黎帮忙，于是他们商定，由赫胥黎写一篇书评，而鲁克斯则加几句开场白。结果这样做了，双方都很满意。毫无疑问，书评刊登在信中称之为“奥林普山的丘比德”的报纸上，这对于提高这本书的声望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欧洲讽刺“进化论”的漫画

赞同达尔文的书评只是个例外，当时出现的对这本书充满敌意的文章则是大量的。对于那些直截了当的恶毒攻击和侮辱性的文章，达尔文能够泰然处之，宽大为怀。但是一些评论者和批评者随心所欲地歪曲达尔文的思想和学说，使他大为恼火。批评者们对达尔文的著作抱着这样一种“卑鄙态度”：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达尔文要说的话，他们对达尔文的思想进行种种歪曲，这一切使达尔文越来越苦恼。他于1860年6月给赖尔的信中说，他担心所有这种反复不断的攻击会使那些纷纷前来“向他请教的人”从此止步，其中许多人也可能向后转。这个期间他在给虎克的信中忧郁地表示怀疑，他能否把自己的思想解释清楚，因为他这本书的评论者们根本不懂得他的论断过程。他说：“我开始认为我自己是完全错了，我成了一个最愚蠢的人，但是我还不能使自己相信，难道赖尔、您、赫胥黎、卡本德、爱沙·葛雷和华生等人也都是蠢材吗？……不管怎样，时间会说明一切，而且只有时间。”

1860年6月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召开会议。大家都在谈论《物种起源》。6月21日牛津的道宾尼博士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论植物性别的终极原因兼论达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主席请赫胥黎发表意见，但赫胥黎拒绝了，理由是“大部分听众过于感情用事，这会影响他们进行理智的判断，所以不可能在他们面前展开科学讨论。”奥温表示愿意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考察这个问题。他相信有些事实能够使公众断定达尔文的学说正确到什么程度。他认为，大猩猩的脑结构就属于这类事实。他认为，大猩猩的脑同人脑的差异当然比大猩猩的脑同最低等的猕猴的脑的差异要大。曾经研究过类人猿的脑结构并得出了完全不同结论的赫胥黎，对此发表了如下的意见：“我要直接而明确地反驳奥温先生的这种论断。我的行动方式虽然不同寻常，但看来是必要的。我将在别的某个场合来证实这一点。”

赫胥黎认为，当在场的广大公众都是对科学一知半解时，这种场合就不是进行科学争论的场所。因此，无论是他还是虎克，当他们听说在英国科学协会的会议上英国的芝威柏特将作一个报告，题目是《论欧洲的智力发展兼论达尔文先生的观点》，以及牛津的主教韦勃甫司准备“摧毁”达尔文的无神论学说时，他们都不打算出席这次会议，但是赫胥黎偶然遇到了《创造的痕迹》一书的作者詹博思，他请求赫胥黎一定要去参加会议，“不要抛弃我们”，虽然这个“我们”有点取悦于赫胥黎，但赫胥黎却答应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虎克。

韦勃甫司对自然史了解不多，但是，正如达尔文的朋友们所听到的那样，他却被奥温“塞满”了许多反对达尔文的东西。作为宗教界的发言人，他还是很有威望的。因此，当他准备“消灭”达尔文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都来参加会议，其中有许多宗教界的人士和女士，共有7000多人。

赫胥黎在牛津大学讲台上驳斥大主教的偏见

韦勃甫司的演说非常精彩，其中充满了对达尔文的讽刺，博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他预见到赫胥黎将要起来反驳他，因此他在结束演说时向赫胥黎提出了一个问题：“赫胥黎教授是否认为他是通过他的祖父或者通过他的祖母而来自猿猴呢？”这个问题引起了哄堂大笑，赫胥黎接受了挑战，他很镇静地指出了这位主教在发言中所犯的许多自然史方面的重大错误，然后对这位主教最后提出的一个讽刺性的问题作驳斥，他说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一个猿猴而感到羞耻，使他感到非常羞耻的倒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浮躁而又饶舌，不满足于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所取得的令人怀疑的成功，而要插手于一窍不通的科学问题，结果只能是以自己的夸夸其谈而把这些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并且用一些娓娓动听的但却离题很远的议论，以及巧妙地利用宗教上的偏见而使听众的注意力离开争论中的真正焦点……”

赫胥黎的反驳更是精彩，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与会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英国人应该承认，这位主教由于对赫胥黎的祖母说了那种出自“非绅士之口的”无礼语言而使自己受到相应的谴责。

虎克在赫胥黎后也发了言，他根据自己所知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主教对植物学的无知，主教没有提出反驳，会议就结束了。

牛津辩论会使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大获成功。主教受到的教训使那些外行人不敢再发表肤浅的言论和进行冷嘲热讽了。毫无疑问，这个教训在伦敦的舆论界对于捍卫新的学说起了转折性的作用。辩论会的一个参加者后来告诉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说，就在那天晚上，在好客的牛津植物学教授道宾尼的房间里，挤满了很多人，他们的话题几乎完全集中在《物种起源》的论战上，英国宗教界那些穿“黑礼服系白领带”的人们和赞同《物种起源》的人们，都对韦勃甫司的发言感到愤慨，而对论战的胜利者表示祝贺。

但是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敌对势力并没有屈服。《每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达尔文的朋友们认为这篇文章是韦勃甫司和奥温写的，其目的是要离间赖尔和达尔文，因为赖尔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对新学说的浓厚兴趣是人所共知的。文章中说：“达尔文先生离开了一个博物学家进行工作的宽广大道而走入了虚幻假设的丛林，这是一大罪恶。达尔文先生认为他可以把赖尔看作他的信徒之一，我们相信他这样认为是打错了算盘。我们当然知道，达尔文先生可以对他那位地质学上的兄弟施以强烈的诱惑……但是没有一个人比赖尔更明确地、更合理地否认了物质可变的说法（文章的作者这样写，暗示的是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二卷，在那里赖尔对拉马克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这种否认并不是发生在其科学生活的幼年时期，而是发生在其科学生活的精力充沛时期和成熟时期。”接着这位主教希望依靠赖尔的帮助来“彻底消灭这种浅薄而又抽象的理论，正如彻底消灭它的孪生兄弟……《创造的痕迹》一样。”

赖尔一直处于观望状态。他对《物种起源》表示赞同，很有兴趣地、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但他还不能坚决地“转向”新的信仰。他继续和达尔文进行着频繁的书信来往，经常向达尔文提出一些新的次要的异议，达尔文则逐一给予答复。达尔文知道，赖尔正在准备写一部巨著《人类的古远性》，因此他期望赖尔在这本书中坚决地站到他这一边来。但有时候他也流露出自己的顾虑。因为赖尔年事已高，赖尔以前曾抱有反进化论的观点，赖尔在“社会上颇有地位”——所有这一切本来是会把赖尔拉向另一边的。然而赖尔却巧妙地处理了“与华莱士的冲突事件”，坚决主张公布“巨著”的摘要。这部巨著的成绩表明，赖尔是对的。因此达尔文在遇到小小的困难时，继续向这位聪明的朋友请教。

探索生物进程，为捍卫“进化论”而进行斗争的达尔文

有一篇对《物种起源》的评论使他很激动，他曾准备在《物种起源》的新版（穆瑞已经主张出第三版了）中对这些攻击予以回击。赖尔建议达尔文将原文再稍微扩大一些，在某些地方加进对各种异议的答复，但不提持异议的人的名字。他还建议达尔文不要亲自出面干预论战。达尔文采纳了这一建议，因为他的朋友们都在积极地继续“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战斗”，特别是赫胥黎，达尔文在一封信中说赫胥黎“在传播魔鬼的福音方面是他的殷勤周到的代理人”。

赖尔的《人类的古远性》一书于1863年出版，既没有使达尔文本人满意，也没有使达尔文的论敌满意。赖尔所说的最有利于达尔文理论的一句话，达尔文认为，可以说成这样：“如果物种借助变异和自然选择而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无论何时都被证明是极其可能的话……”人们从这样一句话中当然不可能了解赖尔本人的看法究竟是什么。除了一些似乎足以说明物种变化的事实以外，在关于大脑和智力那一章中，他甚至还暗示在动物智力的最高形式同人类智力的最低形式之间还有着鸿沟。

达尔文非常沮丧的给虎克写信说：“在这个问题上最有意思的是，赖尔认为，他以昔日殉道者的勇气采取了行动。”

1860年1月，他给剑桥的一位老朋友詹宁斯牧师写信时说：“关于人类，我很不愿意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但我认为完全隐瞒我的意见是不诚实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相信人类是由于一个特殊的奇迹而出现的，但我自己既没有看出它的必要性，也没有看出它的可能性。”

赫胥黎也竭力驳斥奥温关于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思想。早在1857年，奥温就提出了一种哺乳动物新的分类法，在这一分类法中，他把人跟所有其他的哺乳动物加以对比，把人区分出来，列入特殊的一个“哺乳类”的亚纲中。在这一点上，奥温依据的是人脑结构的几个特点（他认为只有人才具有这些特点），即依据下面三个存在：一是大脑半球中从上面盖住小脑的“第三部分”；二是侧脑室后角；三是所谓的小海马，即每一个脑半球的后叶室里的脑壁特别内陷。赫胥黎反对奥温的观点，他证明这些脑的特点不仅人有，而且类人猿也有。辩论持续了两年左右，直到1867年在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协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才结束。会上弗洛乌耶尔教授展示出解剖标本，证明高等无尾猿同人一样，也有人脑的那些特征。奥温的分类法实在荒唐，他把哺乳动物分为三个亚纲：哺乳类亚纲，他把人算作这一类；大量的其他哺乳动物，除了鸭嘴兽，都属于这一类；对鸭嘴兽他又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因此达尔文以讽刺的口吻指出：“我不能同意人区别于黑猩猩就像鸭嘴兽区别于马这种看法。那样的话，关于黑猩猩又会怎么说呢？”

人脑结构

《物种起源》第二版（1860年1月3日出版，印数3000册）也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达尔文在爱沙·葛雷的帮助下开始准备另出一个美国版。他打算为美国版写一个历史性的序言，并想在序言里提到自己的那些先辈进化论者。促使达尔文这样做的是如下一种情况，即现在，当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进化论和选择原理时，突然出现了许多人，他们都妄想以首先发现这种理论和原理而自居。1860年4月，马太在一家园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简讯，说他早在1831年就已经发表了20年以后的今天达尔文先生想证明的一切。人们还向达尔文提出，法国植物学家诺丹在1852年时曾发表了一部书名为《关于物种的起源》的著作，其中也提出了选择的原理，人们曾运用这一原理来培植栽培作物的种子。最后，赖尔告诉达尔文说，德国人夏福浩森于1853年发表在德国一个省的协会杂志上的《关于物种的不变性和可变性》一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论文发展了地球上的物种是由过去存在的物种变来的这一思想，还提到了中间类型的灭绝问题。所有这些作者，达尔文决定在自己的序言中都要提到。例如，达尔文在提到马太的《论造船业和育树》这部著作时说，它是一部“作者清楚地看到了自然选择原理的意义”的著作。达尔文接着说：“不幸，马太先生对于这一观点的叙述非常简略，只是以片断的形式发表在阐述完全是另一个问题的一个著作的补遗中，因此没有被人们所注意。”达尔文在先驱者的名单中提到这些竞争者。但由于同他指出的那些人中一些人“在观点上的小小分歧”极端重要，所以显然不可能认真对待他们的主张。

总之，《物种起源》是自然科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它成了19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改造世界观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