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圆明园忧思
1997年10月17曰,时当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抢劫、焚毁137年罹难曰,记者专程前往圆明园凭吊。然而,记者在圆明园触目所见,一边是国耻昭彰,一边是“歌舞升平”;一边是破壁残垣,一边是损毁有加;一边是仿造新建,一边是古建濒危。如此强烈的矛盾与反差,使记者心情有了别样的沉重。
此地堪当娱乐乎
史料载,137年前英法联军在抢劫中曾有一出闹剧:侵略者纷纷披挂皇室的锦绣龙袍,手舞足蹈,四处打闹。记者如今在这里也见到用假龙袍招徕顾客照像的摊主买卖红火,一群顾客嬉笑喧天。此情此景,着实让人感到不是滋味。此外,记者沿途所见计有:人造仙境园、垂钓乐园、游乐场、神奇儿童城、和平鸽休闲园、神奇岛动物园、水上自行车等娱乐场所。各场所又自有名目繁多的娱乐项目,每项价目三五元不等,加上一路琳琅满目的旅游工艺品摊位和饮食饭店,有的场地唢呐声声抬花轿,好不热闹。想象中圆明园的那份肃穆已荡然无存。当年圆明园100多座拱桥中仅存的一座单孔石拱桥残迹,湮没其中,让人好生寻觅。
在著名的“海岳开襟”遗址上,挂出的招牌是“世界原始图腾荟萃园”,门票每人5元。所荟萃者不过是仿造的所谓图腾而已。过去,这里曾拥有长春园中最为豪华富丽的建筑,环岛周边至今留存的汉白玉石,却已被现代人堆砌的“原始部落”掩盖起来,显得不伦不类。
圆明园,现全称“圆明园遗址公园”。按理,这应该是独特的遗址性公园,而不是遗址加公园。查《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将圆明园遗址整修成遗址公园,目的是“计划恢复和保持原有山水林木的风景格局,分期重点整修少量能表现古典园林风格的园林建筑;保护遗址文物”。遗址公园的功能正如江泽民总书记1994年4月到圆明园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日活动时所指出的:“圆明园为什么叫遗址公园,就是要让大家看到这颗灿烂的东方文化明珠,当年被外国强盗毁坏的惨痛历史,给人们以爱国主义教育。”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参观者都是怀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凭吊遗址的心情走进圆明园的。1860年10月6日圆明园被抢劫,长达月余,最终又遭焚烧三昼夜。10月的圆明园是不是更该有“园耻月”的庄重肃穆气氛?如前所见的管理、经营、开发是遗址公园的正道吗?
刻痕累累令人痛
在西洋楼遗址区,记者看见,远瀛观、方外观、海宴堂、蓄水楼这几个散落着巨型石柱石础石碉石碑的遗址群,人们可以任意穿行其中,留影者纷纷攀爬其间,一些遗迹的石面已经被爬磨得光亮平滑,损毁了石面浮雕。在著名的大水法遗址处,公园方面虽已实行封闭管理,且每人门票3元。但进得其中,游人依然可以任意攀爬刻画。大石柱上刻痕累累,令人痛心。
圆明园被毁后又几经劫难,其中一次被称为“石劫”,即北洋军阀大肆盗运园中残存石雕、石刻、石料。据载,此期间,窃运石料的车辆络绎不绝,每天都是马拉车载,整整拉了20年,使圆明园从此彻底荒芜。由此可见,西洋楼残存下来的这些石柱石雕有着多么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如今我们应百倍爱惜,怎忍心任人攀爬刻损呢?
遗址中尚存古建岌岌可危无人问
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完整的圆明园原创建筑已无一幸免,荡然无存了。实际上至今仍有一处幸存的原有建筑,即正觉寺。在圆明园全景沙盘模型里,正觉寺赫然可见。记者循踪觅迹而去,终于在现公园围墙外边的市民生产生活区找到了正觉寺。遗憾的是,记者看见,修建于1773年以前的正觉寺,作为圆明园唯一完整的建筑幸存物,作为圆明园沧桑的历史见证,它的建筑群却在乱建中已面目全非,以至于在有关的记载上被“宣告湮灭”。
记者经小心查找,发现正觉寺的殿堂乃至影壁共十余处古建筑依然“健”在,只是或被废弃,或被占用,或被搭建,确已是危在旦夕。它的八角双檐亭式的文殊阁,如今埋没在北京长城锅炉厂的生产车间和仓库之间,但它那绰约的建筑风姿犹存,像丑小鸭一样于蓬荜间昂着它高贵的头颅。在锅炉厂西侧,记者看见有两幢古建被海淀区工业公司供销公司用为仓库。另三处古建为居民所占。记者采访后得知,这里的居民在此已居住40多年,古建筑从未维修过,已枯朽不堪,岌岌可危,但每幢房仍居住二三户人家。正觉寺所占地面,除工厂外,建起了各式各样的民居,形成一片大杂院。这些民居的房产权均属房管部门。记者还看见,正觉寺西房古建旁还有新建的民居。据该房主人介绍是房管部门去年新建并分给她的房子。更加奇怪的是,记者在锅炉厂大门口看见,这家占用多处古建的工厂还被海淀区有关部门授予“文明单位”的标牌。
我们花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新建或仿建圆明园景点,甚至还不时有重建圆明园的呼声,但是为什么要遗弃或加速毁损弥足珍贵的古建——正觉寺呢?这就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应该享受的待遇吗?
圆明园占地350公顷,历经150年的建造,盛时有园林建筑多达600多座,今天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如果任其荒芜显然不妥,但像现在这样过多开发娱乐项目是否可取?究竟如何在这片广阔而特殊的土地上开发,怎样保护好遗址文物,希望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给予关注,作出真正符合圆明园遗址身份的公园规划。
(刊于1997年10月24日《中国艺术报》,其时笔者正在该报任新闻部主任,这是当时采访所得,此文曾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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