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及其战略

3.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及其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在文化建设上的大亮点之一就是掀起了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热。这一热浪席卷全国。最近，很多学者提出，在热浪当中要有冷静的思考，要把遗产学学科建设提到议程上来，并对遗产、文化遗产、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很对。今天，我就此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和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提出一些我们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战略性建议。

首先说一下概念。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出现以后，学术界和国人为之愕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这引发了2006年2月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当时，万人空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十万市民、专家、学者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看看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有些人看过后清楚了不少，但也有一些人越看越糊涂，仍然闹不清什么是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1970年，美国政府面对全球自然生态危机首先提出要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遗传基因。到了1972年初，他们发现仅保护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还不够，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危机是全方位的。除了大自然，人类文化遗产的消失速度同样触目惊心，甚至比自然生态的破坏还要严重，所以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同时还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故，他们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将环境总括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两个部分。他们的理念及行动得到了联合国的尊重。所以，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保护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公约》，拉开了全球性保护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序幕。在中国内地，世界遗产首先被保护的是自然遗产，接着是历史文化的遗产，如历史名城、遗址、遗物等，但它主要是物质文化遗产，还不是文化遗产的全部。有些文化遗产比这些物质文化更丰富多样，也更脆弱、更濒危。如记忆遗产就是这样。记忆的方式有口头记忆、档案记忆、书面记忆等等。好在我们国家的清史档案及孙中山文稿、纳西族东巴经已于近年先后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后来，人们对世界遗产的认识不断深化，其内涵不断扩充，又有了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文化景观遗产。到了1997年，更多了一项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叫无形文化遗产，日韩两国还根据他们的语言习惯称之为无形文化财。

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近年才产生，但我们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就一直做这个工作，只是人们一时缺少对来自世界最新文化概念的转换而已。联合国对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是这样界定的：民众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艺技能及其工具、实物、制成品、场所。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包括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文化在内的民间文化。我国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一直在作语言方面特别是方言的调查保护。这属于口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家民委作了三次大的民族调查，即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语言文字调查，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经济调查，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问题五套丛书”就是这方面的成果。国家文物局、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局系统在此方面功不可没，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高校民间文学教研室一直是这方面的生力军；有关民族宗教部门、研究所等长期致力于我国宗教调查，并积累了很多相关资料；12所民族高校，特别是中央民族大学曾经培养了大量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和研究人才；文化部更是一直在做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如从1984年以来组织了10套文艺志的编纂和整理工作。其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系统承担了3套集成的编纂和整理工作。我们今天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建立在50年来各位专家、学者、领导的工作基础之上的，是对以前工作的继续和发展。以前，我们主要接受苏联模式并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借鉴19世纪以来传入我国的欧洲文化理念开展遗产保护工作。而今天，我们是在全开放的背景下根据联合国建立的遗产保护规范和标准开展工作的。虽然今天的工作有新的特点，但我不认为它在本质上是一项创新工程，它应是一个继承、发展工作，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火炬举得更高、传得更远的工程。

我们国家从2005年开始用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代替民间文化保护概念。中国民协于2003年开始实施中国民间文化保护抢救工程之前，文化部一直使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这个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部就启动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具体为先以云南作试点，由云南省人大通过《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此后，国家在此基础上制定国家法，并加以实施。到了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通过这项法律之前征求北京有关专家的意见，但有些学者不赞成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这个提法，说有保护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之嫌，不利于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于是，文化部便采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做法，将之改称为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保护，以便与国际接轨。其效果良好，但也使一些人一时眩目。从此，各省各市民间文化保护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和工作小组都不再使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这个概念，而正式使用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概念。

我认为，如果把文化比喻成一根大柱，可以把它横向分成两段：叫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也可作纵向切割，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都分别存在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物质文化。由于我们国家以及全人类对于文献、物质文化遗产和上层文化中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对较好，濒危的、脆弱的主要是民间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在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民间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成了主要部分。

口头与非物质文化不是一种陌生的文化，而是文化的另一种划分方法。正如有些人把文化按时代分为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铜器文化和铁器文化那样，这只是划分文化的方法之一，还有多种划分的可能。

目前，我国的口头与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做了很多工作，如建立机构、规范管理与申报、加快立法、确定遗产日等。各级政府都拨了巨款、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具体讲：第一，我国已成立有关组织。如，国家文化部、教育部、宗教局等9个部门成立了专门的联席会议，以讨论、规划和实施有关问题。在2006年建立国家文化遗产日时，还成立了由国务委员陈至立亲任组长的国家文化遗产领导小组。过去，民间文化在文化建设当中的地位不是很高。这下，民族民间文化被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被纳入到了整个遗产保护的范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记忆遗产、文化景观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一道构成了文化遗产的具体内涵。第二，我们确定了文化遗产日，它被确定为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六。第三，我们正在制定名为《中国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有关法律。据我所知，这部法律草案已经修改完毕并交给中宣部征求意见，明年有望出台。第四，我们国家已公布首批国家级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518项，第二批的申报又在组织当中。第五，自从党的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扶持优秀民间文艺、要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的文化、要扶持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以来，2005年5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考察云南思茅地区时提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可以肯定，我们的工作环境将会越来越好。今年（2006年）10月，中央将召开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文化和谐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中央将对和谐文化作最全面的阐释。前一段时间，我就参加了中宣部和谐文化建设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总之，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

下面，我来谈谈申报文化遗产的战略。它分为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就国内而言，大致需要注意这几个战略：

第一个是联合申报战略。过去，我们没有文化遗产保护这个概念，一般叫文物保护。现在不一样，不仅有了这个概念，而且有具体的理念、标准、行动、工程。文化遗产除了作为文化资源，还成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教育资源。它的申报似乎有酿成一个运动之势。当然，搞成运动并不好。但是，也要尊重、保护群众的文化热情及文化积极性、文化主动性。文化遗产的申报和受理牵涉很多概念、技巧、战略的问题，因此要将概念、技巧和战略各方面一并结合起来考虑。我国有很多同一文化遗产遍布全国，仅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有7个省申报。如果不是同时申报，一个大项目里含几个子项目同时共享，就会发生混乱，破坏其完整性。像黄帝、炎帝和尧等文化许多地方都共有。如果协调不好，仅一个地方想独占、不共享这种文化资源，不仅对文化的发展不利，还会形成地域文化对立的局面。常常有这样的例子，为了申报一个遗产而各地都强调自己的正宗性，争执不下的结果是都落选。所以，我们要整合资源、共同申报。即，就一个共同的文化采取各县联合申报市级遗产、各市联合申报省级遗产、各省联合申报国家遗产，甚至国家与国家间联合申报世界遗产。例如，泌阳和桐柏以前是一个地区，后来才划分为两个地区，他们共同申报盘古文化并取得了成功。这是一个明智之举。我们要有宽广的胸怀和视野，在社会和谐过程中实现文化和谐。文化和谐了，社会也就自然和谐。我听说南阳和襄阳过去曾有诸葛亮躬耕地属地之争。后来，一个襄阳人到南阳当知府，写了一副对联以解两地矛盾。这副对联的内容是：“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分襄阳南阳。”我们今天有党和国家的领导，有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武装，我们总不能比一个清代的官员更狭隘、更不顾大局吧？

第二个是濒危优先战略。申报和抢救的目地是为了保护和传承。现在，有人提出要申报运河、申报古丝绸之路。这很重要，但它们还不是濒危的遗产。许多语言、技艺、仪式、信仰、习俗的濒危程度更严重，河南坠子现在就很少有传承。因此，我们应该优先申报最具濒危的东西，以激活保护它的热情，然后加大社会和政府对它的保护力度。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申报而申报。我们有些地区在文化遗产申报成功以后就不再二度、三度深层次的保护。这很不好。申报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们这个民族往往满足于一次性发明。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无数的发明发现，但缺乏对发明的东西作不断改进与深化，这在四大发明身上表现尤为突出。而日本、欧洲等工业国家对自己发明的东西始终保持着不止息的再开发欲望。在遗产申报方面，我们可千万不要满足于申报成功。申报只是保护工作的一个部分，申报成功后的保护任务更重，道路也更漫长。我们要有不断进取的精神。

第三个是特色优先战略。我国文化众多，除拥有大量的共同文化之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还拥有一些不同的文化。我们在申报文化遗产时应拿出本地区、本民族最突出的东西去申报。这样才缺少对手，才有更高的命中率，而不是在共有的文化现象、文化资源方面互相抢占、互相争夺，互比谁最好、最强、最正宗。我们要打破这种观念，树立大中华文化意识，平等对待各地域、各民族特色文化在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地位。

第四个是农耕文化优先战略。现在，濒危的文化主要是农耕文明时期产生的文化，因为社会转型将带来农村向都市转型、农民转变为市民、农业文明转变为工商业文明的结果。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业文化在我国至少已有12000年的历史。而工业文明从欧洲传入我国不过100多年的历史。工业文明也要保护，但最应优先保护的应该是农耕文化遗产及有些民族比之还古老的渔猎文化、畜牧文化。它们最能代表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质，最能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

第五个是少数民族文化优先战略。在我国，汉族人口众多、文献丰富，而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2%左右。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更遑论文献，口头与非物质文化是他们的主要文化形式及历史记录。保护它们，就是保护他们的历史与文化。我们要抱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真诚帮助他们申报、保护好他们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就是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我们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靠的就是中华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发明、包容和吸收。在历史上，各民族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并曾给中原文化注入生命力，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得以生生不息。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有过巨大贡献的。现在的汉族中有很多人过去不是汉人，他们后来加入汉族，同时把他们的文化也带了进来。不断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要作用。我们有55个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对这些资源加以整合，就可以形成文化的大裂变、大衍生。与多民族相对应，我国有五大宗教，这也是重要资源。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表明不能只一种模式治理中国，只有确立各民族共同认同的文化理念、政治理念和哲学理念才能巩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

我再谈谈国际战略。上个月，河南安阳殷墟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遗产。这使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34项。在这里，我要表示对安阳人民、河南人民的崇高敬意！我们的文明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甲骨文以前叫文化。文明需要具备金属、文字、国家、城市四个条件。这些条件安阳殷墟都具备。在考古学还没有新发现之前，我们说殷墟是我们文明的起点。

申报世界遗产，必须考虑国际关系，具有国际视野与国际情怀，重视国际合作与国际秩序，有利于确保我们的文化主权及和谐国际。

第一个战略是共存文化优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华文明在全世界居领先地位，并影响了日本、韩国、朝鲜和越南等东亚国家。所以，这些国家也存在中医、汉字、岁时节令、姓氏、生产工具、宗教信仰等共存的文化。它们均源在中国，流在他国。例如，韩国有端午节，日本、越南也有端午节。其内容都差不多，但又各有特色。韩国于6年前就开始申报端午节为世界遗产，我们却没有这个意识，从而也就没有这个行动。在韩国申报端午祭之前，据说他们有76%的议员都认为应信赖中国。而在我国一些学者对他们的这一申报提出异议之后，韩国有74%的议员主张今后要和中国拉开距离。我想，如果我们早有申报意识并在6年前就申报端午节为世界遗产，我们就会主动得多，完全可以避免这些冲突，确保我们的文化主权。对文化的麻木、对遗产申报缺乏战略，造成了自己很多被动。现在的问题是，在韩国申报端午祭成功之后，我们对春节、中秋、清明、重阳及其他一些节日仍未作世界遗产申报。试想，如果几年后又有韩、日等国家对此申报，那时我们又该作什么样的反应？

前些日子传来消息，说韩国正拟把中医改成韩医申报世界遗产，急得我们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开始中医申遗。如果不制定申遗国际战略，不实行共存文化的优先申报，我们将防不胜防，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现在，亚洲东部、北部、西北部国家的申遗已经十分活跃，而东南亚国家还相对沉寂。一旦东南亚那里也活跃起来，我国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面的争端可能要出现在云南、广西等西南地区。那里有许多民族跨国分布，许多文化跨国共有。我们如不未雨绸缪，就会十分被动。文化主权的丧失，可能导致国家政治主权的受损。这样的话，搞外交的同志可能不爱听，会认为是没事找事，但我认为这样是为了大外交与长久的外交及文化的安全。学者与学术不能只顾眼前，而是要管几百年后甚至几千年后的事情，一切要有利于我们国家与民族的长治久安。这些共存的文化遗产，我们既可单独申报，也可合作申报。如高句丽文化遗产申报，我们就采取了与朝鲜合作的方式，丝绸之路文化也正在采取与中亚五国联合申报的方式，其效果都很好。

第二个是边疆优先的战略。我国有很长的边境线，无论是海疆还是陆疆，都有丰富的文化存在，并大多呈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叠存在的状态。这种交叠既与我们有许多少数民族跨国分布有关，也与我们的领土领海在历史上不断盈缩有关，更与古代的宗教传播、经济交流、人民往来相关。对于这些文化的保护，必须采取优先于内地文化的战略。否则，周边国家一旦抢先申报世界遗产，我们就会处于被动。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文化冲突引发民族冲突与国家间战争的事例不胜枚举。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是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有机统一达成的结果。申报世界遗产也要体现这种整体性并实行边疆文化遗产申报优先。在地域文化意义上，边疆文化是弱势文化，缺乏必要的关怀，它亦最脆弱、最敏感。它对边疆的稳定与安定、对睦邻安邻、对国家安全又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三个是分层级申报战略。我们申报文化遗产应该分层级申报，先申报县级的，然后是市级、省级、国家级的，最后从国家级遗产中推荐项目申报世界遗产，建立起有效的遗产申报体制与秩序，分主次，别先后，统筹兼顾，切不可越过省市及国家由申报主体直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从2004年起，我国采取了分层级的申报体制，并将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景观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记忆遗产作了整体的申报规范。

第四个是多渠道申报战略。以前，我们不知道有历史文化遗产，后来知道了。现在，我们还知道有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共六种世界遗产可以申报。目前的申报热点都集中在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但联合国却每两年只给一个国家审批一个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因此，即使仅是文化部今年公布的518项要被批准完也需要1036年。真是“千年等一回”！我们应该作多渠道申报，大大压缩申报时间，以确认我们的文明古国地位，确保我们的文化大国地位，让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作出特殊的贡献。千万不要认为其他遗产不是遗产或分量轻，遗产与遗产之间都是平等的。目前，文化景观遗产、记忆遗产都很少有人问津，而我们的许多口头与非物质项目是可以解释为这两重遗产申报的。总之，在现有遗产类别中还有申报的空间可以拓展与利用。

第五个是扩容战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两年只批一项，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位官员却告诉我说世界文化遗产的一半在中国。显然，被认可的项目与我国的文化地位不相匹配。为此，我们一定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交涉，增加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被批数量。请他们根据文化实际确定数量，而不是绝对平均主义、一国一份。这不是政治投票，而是文化保护。如果每两年只能得到一项，那么人类古老文明的消失在中国就会变得很严重。中国要申报文化遗产是要为人类承担文化责任，是要为今天的工业文明、科技文明有所补充。如果说西方文明对世界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那么中国文化在调节人际关系、天人关系、和谐世界、世界和平等方面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通过申报遗产，我们要实现的是全人类的文化共享、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并通过互相承认、互相学习，共同构造一个和谐、多元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单极、一边倒、以谁为主导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