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灾难重重

民国年灾难重重

辛亥革命时，清王朝委派的地方官员见革命胜利已成定局，摇身一变，拥护共和，宣告独立，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他们委派地方官吏，发展私人势力，不顾民生，不问民情，既不招抚流民垦种，又不救灾救荒。隆德人少地多，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一家种谷数十亩，不用粪力；既种之后，不肯耘锄，任其自然，虽经岁勤劳，而皆穗短苗单，颗粒细小，一亩之地，不过收百余斤^[25]”。民国2年（1913年），张广建督甘，贪污腐化，搜刮民财。民国5年（1916年），委员各县变卖公产，隆德关帝庙、大教场、马号、绿营兵营堡、官树官房，搜寻卖尽。仓储旧有常平粮800石有余，卖净支了军饷，所有前清本色粮驮运一空。张广建在天水私设银号，滥发纸币。民国《隆德县志》载“陆洪涛沙元，孙繁锦（张广建委派的陇南镇守使）之大铜元，以伪乱真，与欺罔同，以致市面恐慌，百物朔贵”，“兰省制造银票沙元，平凉开设银行纸币，我邑各界受绝大影响不知倒落者凡几”。张广建还在田赋项下附加征收，“每正银一两，征收库平银一两七钱，附加一五耗羡，五五盈余”。“本色粮奉准全收折价，每石连同盈余陋规，官俸款案，盈余粮一斗五升共征银二两一钱，草亩束折钱九分”，隆德共征收大洋12261元。以当年自种地62921亩计算，每亩大洋5角。以当年平均产量63斤和粮食市价1石1元计算，相当全部产量的3/5。以民国9年（1920年）户数8134户计算，每户平均1.5元。另外又附加警察费、教育费、烟亩罚款、军杂费，并征收盐税、驼捐、羊捐、皮毛捐、产地税、牲畜税、屠宰税、斗行牙税、农具税、磨课等219种税。民国5年（1916年），张广建还发行短期公债，定为公平银80万两，本息分毫未还。

1920年12月16日20时06分09秒（民国九年十一月初七晚）海原发生8.5级大地震，隆德是重灾区，民国《隆德县志》对这次地震有详细记载并附有“地震六端”：

民国九年冬月七日，夜戌刻，月微明，忽震声从西北来，轰若雷动，若火山爆烈。房中器物相击撞，檐带瓦乱飞。仓猝之间，有惊为盗贼至者；有疑为魔鬼来者。倏而，墙屋摇荡崩塌，倾覆益急，人始知为地震。相唤，奔逃，而被压死者已多，即欲逃出，已不可得。裸尸枕籍，比户皆是。暗月迷雾中，喊叫声，哭痛声，呻吟声，彻夜不已。顷刻间，横死者，一村数家，一家数口；且有全家尽亡，全村尽灭者。隆邑东南各村山多磐石，窑庄颇少，压于墙屋者，其尸易得；西北各村，乱山纠纷，石质绝少，人多依山为宅，藉岸为窑，山崩则宅没，崖塌则窑覆。有移宅基在数里之外，覆压在数十丈深者，即掘亦无。从掘处有闷闭窑屋，三五日后，手执木锥或铁器掘土成洞，卒率子女爬出，缘侧有隙裂透空气故也。有一半年后出尸者，躯体无损。盖当时本未即死，久则闷死者也。有压在屋内，身本无伤，被炕火烧坏者。北乡某氏，当震时，呼家人尽出，而住宅随山移动，忽高忽低，出没流走二三里，宅舍荡然，而人口尚有留在者；有已奔出卧房，却被他屋及院墙倒压，本卧房固无恙者有因外来而得免者；有因内出而殒命者，似有定数，抑无定欤。有某夫妇被压者，粘成一片，力拆不开，因合葬讫。当时，牛、马、羊闭置窑屋，或陷裂缝，五、七日后犹闻鸣声。然无力开掘，听其闭死而已。

民国十七年，饥馑蔫臻，道殣相望。邑绅郭维藩，率饥者若干人，掘开某绝口之旧址，得杂粮数十石，藉以存活者颇众。隆邑东南区，被灾稍轻。然城中各庙宇、各楼观民房，凡属旧制者，概行圮毁。西北各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山有走于数里之外者，水有取于十里之远者。弹丸之区，绝灭者数十户，死亡者三万余口。产物损失，当在银洋数百万以上。震过以后，月内日日小震一次，半年内有一月震一次，一年后，隔月震一次，直挨过三年方定。诚千古未有之奇灾也！

1920年海原地震图

中儒地震之说有三：一蒙叟谓水，三年绕地一周，流波相搏，地为之震；一国语谓，阳伏而地震；一张融，谓气开而地震。西儒地震之说亦有三：一曰气动，谓地气氤氲，弥纶无间，比之轮船蒸气，气力过旺，水锅必炸，地震如之；一曰风动，谓地上之风虽无形，而力则极大，偃禾拔木，飞沙鼓浪，固不待言，甚之寻丈巨舟，吹移岸上，连云大厦，卷入空际，设地下之风，无端暴发，地面必然震动；一曰火动，谓地下随处皆有火山，唯水常透出地面，若吐焰时，地必先为击荡，盖地下之火，时时闪烁纵横，一旦其焰欲吐无由，则猛烈上攻，必致地震，当震动时，如弦之颤动，形成曲曲直线，延长可千百里余，可三四日。地质学又曰：“地壳多岩盐处，一旦消蚀，地必震塌。日月吸引海水，成极大潮汐，地亦荡动。”学说虽不一致，其形状则有颤动，坟起，陷没，裂缝，迁移五种。而为灾不可胜计。余读华龙氏之书，窃知地震之兆约有六端：一、井水本湛，静无波倏。忽浑如墨汁，泥渣上浮，势必地震。二、池沼之水，风吹成股，荇藻交荣，无端泡沫上腾，若沸煎茶，势必地震。三、海面遇风，波浪高涌，奔腾涡端，此其常情。若风日清和，台飓不作，海水忽然浇起，汹涌异常，势必地震。四、夜半晦黑，天忽开朗，光明照耀，无异日中，势必地震。五、天晴日暖，碧空清静，忽见墨云如缕，宛如长蛇，横亘空际，久而不散，势必地震。六、时值盛夏，酷热蒸腾，挥汗如雨，蓦觉清凉，如爱冰雪，冷气袭人，肌为之粟，势必地震。居民如遇此六兆，急宜趋避，以防不测之灾。

大地震时，正值隆冬腊月，震后第二天，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接着大雪纷飞，天地寒彻。百姓无衣、无食、无处居住，“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殍，亦将僵死。牲畜死亡散失，狗狼亦群出吃”（隆德县呈省府报先书）。大震后，县向省政府告急求援，督军张广建向全国通电，“奉上发束毡衣一千套，赈济银三千两”（民国《隆德县志》赈恤附）。

民国18年（1929年）西海固地区特大旱灾，通称“十八年大年馑”。从1928年至1930年，连续三年天大旱，农作物绝收，隆德县灾情特别严重。《隆德县志·旱灾》载：

民国十七年，岁大饥。斗粟值洋十元，市中往往断粮，有则或三升、或五升，零星籴粜，绝无载运，三五斗以供人求者。人民求粮不得，初则采野菜、杂粟类食之。粟尽纯食菜类，菜尽继之以荞皮、莜花麦衣、豆衣、禾苗、榆皮等。凡草木之无毒者，食之殆遍。至于吃油渣、咽糖秕者，亦不多得。既而宰食家畜，以顾目前之急，鸡鸭类几至绝种。而又宰羊牛驴马以继之，犹不足以免死亡。壮者多奔他乡。老幼妇女不克往者，死则已耳。其未死者，半为乞丐之流，鸠形菜色，几不足以复原状。秋收后，逃死于外者，无论已其生还者，多失农业，终不免为饿殍，此就上著言之耳。至于他乡难民，逃入隆境，流离无所，举目无亲，久寄则囊空如洗。欲归则甑已生尘，嗷嗷野宿，终为道殣。伤心惨目，莫此为甚。大宪虽屡施赈济，然流民如蚁，恩泽难周。隆民造何罪孽，竟罹如此之奇灾乎！

“十八年大年馑”，国民政府4次赈济，共拨大洋10500元，次年赈济大洋2300元，外洋华工捐赈4000元，修桥以工代赈8000元。

民国时土匪掠抢杀人

民国18年大灾荒后，土匪蜂起，残害百姓，当时地方警力甚少，政府除了征粮催款，其他一概不问。股匪王富德、吴发荣、杨老二、王占林等自封为司令，屡破县城，烧杀掠抢。1928年1月18日，土匪邓顺、杨老二袭劫崇家庵子（今苏台），杀掠而去。次年，土匪200多人抢劫了公易镇，沿好水川百姓多遭劫掠。3月28日，另一股土匪300多人攻破隆德县城，杀死20多人。6月12日，土匪惠彦清、杨子福攻破隆德县城，搜杀抢掠3日方才离去。7月12日，土匪王富德、吴发荣劫掠山河。民国《隆德县志》载：

吾隆不幸，天降鞠凶，饥馑既臻，土匪夏充斥。县所属地，西北各堡，居全局之半。而地面辽阔，人烟稀薄，加以山叠岭复，邻境互错，匪众易于潜伏，贼徒倚为巢窝。

数年来，吴发荣、马中喜以及马仲英、马廷贤、马公章诸酋蹂躏，地方人民不胜愁苦。其惨毒状况非仅隆邑为然，而隆受害最重且烈。始则山僻村落，继则市镇县城。死者白骨现天，碧血污地；生者断惜折足，焦头烂额。日间犹苦催科骚扰，夜则饱尝露宿风味，亡夫寡妇，无父孤儿，青年学子，妙龄闺秀，那堪忍此酸痛，乌能受斯苦楚。室庐破毁于薪火，衣服单寒于剥夺。商旅不敢出其途，耕耘不能安于甄，市廛从此肜弊，田园因之荒芜。土匪之来也，喊声震动屋瓦，杀气冲飞尘埃。入人家有绑票、烙烤、目、割耳、刖鼻、抽肠、破肚勒心、拔舌诸毒苦。总之喜笑、怒骂都是可惊、可愕之状。杀戮焚烧，无非怕闻怕见之情。刀刃耀于白日，枪弹落如红雨。损伤性命，不如鸡犬，淫辱妇女，有似猪。叫天不应，入地无门。面目土色、躯壳魂飞。此种情形，一之为甚，长期岂可。我隆城乃至陷破五六次，全堡受害七八年。闻之寒心，见者酸鼻。大府亦稔知，而熟睹之，竟不为百姓急驱虎狼，逐魑魅，以挽同胞于枪林弹雨中，而登之衽席，唯有归之于归数已耳。天地沉沉似大醉，不关陇土有山河。呜呼！吾欲无言。

1927年，国民军入甘，号称10万援陕大军，摊款要粮，鸡犬不宁。民国18年（1929年），陇东陈璋乘机起事，拉起队伍和当地军阀黄得贵、鲁大昌等争夺地盘，百姓遭受战乱创伤。地方政府巧立名目，乘机敲榨拷掠，百姓逃荒、逃匪、逃兵，十室九空。民国《隆德县志》载：

国民军入甘，号称援陕十万大军。过境团聚窖藏一空。未几南门大批溃兵，陆续又至，饥狼饿虎竟吞相噬，遂横征暴歙，苛派浮收，名目巧立，层层剥削。摊派门兵，勒索车马，搜拉面草，催装麸料。供给稍迟，则加以土劣等罪名，刑罚立至，云何生命财产之有。如凉河之役，大军西上，诚所谓干骨榨油，无方不至。毁庐为薪，宰畜而食。供给之艰，徭役之苦，比前更过十分。

鲁豫战起，败者西退，防者东下，人民处于匪旱之馀，十室九空，奄奄待毙。求生不得，欲死不能。而不肖官吏，不但纵匪殃民，且助桀为虐，竟派队四出催款，索粮急不容刻。有则要求无厌，勒索百端；无则绳锁枷带鞭笞备加。甚或留数十骑兵。尽住村舍、夜宿民房，食必鸡羊，谈必烟酒，每日之费不下数十元。甚或有超过应催之正款者。即为彼奔走之衙役、警察，除满足其生活欲望外，且百端苛敛。即冠婚丧祭，必勒乡民，助资送仪。因之类致巨富，有纳妾、畜仆者。而人民被累，鬻产奉公，既号为上田，每亩二三元，无入过问者以为害。故如此六七年，农具、牛羊搜括净尽，财产损失计不胜数。及至春耕，下种无籽，犁田无牛，谁为之执令致之，人民何辜遭此荼毒？此真空前未有奇灾。兹略举其差、徭、征、敛名目令后之阅者，得稽览焉。

供给兵站费、驻军开拔费、羊皮费、鞋袜费、军衣费、过军车马费、征兵费、流通券清乡费、地亩捐、公债费、临时借款、急用款、烟亩款、军粮折款、剿匪出拔费、支应费乡民殚地之出，竭庐之入，终不能厌其殊求，以此相继逃亡，鲜敢家居。户口益减，负担益重。全县二十一堡，村村破落，人皆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云。

1927年陕军入甘

隆德农业生产的凋敝，与鸦片种植有直接关系。民国10年（1921年），陆洪涛主持甘肃政务，为增加财政收入，要求各县征收烟亩罚款。罚款按地亩征收，无论种烟与否，必须交纳，迫使农民种烟筹饷。1929年又将罚款转为清乡费，人均达到12元。民国20～24年间（1931～1935年），“全县种植鸦片一万亩，吸食者六千余人，使农村经济日益破产，人民转见窘困，毒病生灵，弱国灭种，甚此为甚”^[26]。

抗日战争爆发，增加粮食作物播种量，支援抗战成为后方经济建设的重点。甘肃省政府严禁鸦片种植，号召扩大垦荒，推广良种，加强田间管理，消灭病虫害，增加粮食产量，省政府派技术人员来隆德推广消灭黑燕麦和灰穗技术。在“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口号下，社会秩序也有所好转。抗战胜利后，马鸿逵抓兵要款，扩充军队，每年征收粮食占总产量的1/4，百姓外逃，土地荒芜，农业生产破坏到了极点。

民国时期，牲畜养殖以牛为主，驮、马次之。中等人家，养羊3～5只，富户雇人放牧，30～80只不等。“养牛为种田，养羊为擀毡，养猪为过年，养鸡换油盐”，属于自养自给性经济。1943年，隆德大家畜共计13651头匹，其中马146匹，牛7080头，驴6374头，骡子43匹，羊15883只，其中绵羊13525只。

民国15年（1926年），发生牛炭疽，“牛病死一室，人不能以耕犁”（《隆德县呈省政府报告》）。民国25年（1936年）鼻疽发病，直至民国38年逐渐消失。1939～1946年猪瘟流行，甘肃省政府派技术员防治。牲畜发病，无医无药，听任死亡，并给乡间造成很大惶恐。

隆德属半湿润地区，森林茂密。明、清以来开垦种植，面积逐渐减少。民国时，军队伐木修建营房、工事，公务人员采薪烧炭取暖，百姓砍控烧柴，“隆德之六盘山，尚有森林30平方公里”^[27]。1926年按照甘肃省命令，各县开辟苗圃，隆德在文庙侧辟地1公顷多，连同旧有共计约2公顷，1930年，甘肃省政府规定，每1人丁，每年植树1棵，隆德成活2184棵，并建苗圃1个，面积约1公顷。

民国21年所栽柳树

民国31年（1942年）12月27日隆德县府调查“左公柳”，共3936株。“左公柳”为左宗棠命令部下沿新修西安至新疆阿克苏官道所栽的柳树，民间称“左公柳”。栽树从清同治十年（1872年）开始，至光绪初年，持续时间长达10年。甘肃境内平凉至酒泉共26.4万株。隆德境内现仅存28株。民国21年（1932年），西兰公路通车，隆德境内沿公路植柳树2141株，白杨树192株。

百姓多在自家房产屋后、田头地埂植树作为私产，薪材两用。中等以上家庭，建有果园，面积大小不等，栽种梨、杏、核桃、李子等树，产果自食，很少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