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说“文革”

不堪回首说“文革”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隆德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各级党组织、政权机关、人民团体遭到了严重破坏，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科研、体育、卫生事业遭受严重摧残，人民蒙受了深重灾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7月20日，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隆德中学，开展“文化大革命”试点。随后，全县中小学教职工在县城集训，进行“文化大革命”。26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精神，开始揭发批判隆德“反对地委、反对社教运动、反对突出政治，大刮单干风的黑帮、黑线”。30日，县委就隆德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安排意见，决定县级党政机关和文化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于9月上旬开始，农村“文化大革命”结合面上社教进行。为了加强领导，县委决定由县委书记马思忠亲自抓“文化大革命”。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检阅了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林彪在会上号召“红卫兵”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20日，隆德县“红卫兵”组织在县人民广场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开始揪斗“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许多人被批斗、游街，部分文物古迹、寺庙被破坏。11月3日，隆德县红卫兵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回来后，“炮轰隆德县委”“火烧马思忠”“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县委书记马思忠及各级领导人被指为“走资派”被审查批斗。一些造反组织成立“隆德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联合总部”）。

“文革”夺权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宣称“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发展成为夺取政权的政治大革命。在上海“一月风暴”和自治区“一·二七”夺权的影响下，“造反”组织总指挥部于2月1日夺取了隆德县党政财文大权。此后，全面夺权的恶浪席卷了隆德城乡各地。3月19日，隆德县人民武装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开始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接受“三支”“两军”任务，并成立了生产指挥部，主持全县工作。群众组织内部就自治区“一·二七”夺权和县“二·一”罢官产生分岐，形成了以“红旗战团”和“红色造反指挥部”为核心的两派群众组织。两派群众组织在街头进行辩论、游行示威、集会演说、散发传单。

1968年3月16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批准，成立了隆德县革命委员会。随后，县直各单位、基层人民公社也相继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原党、政、群组织机构，原党政主要领导人被点名批判，并集中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斗、批、改”。大批判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批判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公私溶化论”“党内和平论”。造成了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助长了“左”倾思潮的泛滥。

从1968年6月开始“深挖叛特反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成立了隆德县大批判“四挖”办公室和各种专案组。1970年2月，又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这些运动在“左”的指导思想和错误政策的指引下，在派性的干扰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无限上纲，残酷斗争，随意株连，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与此同时，经过审查，也“解放”了一部分领导干部。

1968年9月29日，隆德县在六盘山西麓茅庵成立了六盘山干校，一大部分干部下放到干校，一面劳动，一面进行“斗、批、改”。组织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强制性的“思想改造”。

从1968年11月，开展了“开门整党”“吐故纳新”工作，群众代表参加，对党员逐个进行审查和重新登记，一部分党员被加上种种罪名予以“吐故”，不予登记；一部分党员被“挂起来”，长时间不予恢复组织生活；为了输入“新鲜血液”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吸收了一批新党员。1970年10月，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成立中共隆德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各级党组织陆续恢复活动。

1971年4月7日至1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隆德县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隆德县第五届委员会。大会贯彻执行了党的“九大”方针，总结了前一段“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大搞群众运动为中心内容的今后任务。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策动政变的阴谋被粉碎，从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这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5年1月，由于周恩来病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根据四届人大的精神和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取得了显著效果。在这一时期，中共隆德县委根据中央和区、地党委的部署，开展了批林整风，学习理论，整顿各级组织，着手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了一些老干部的工作，开展了抓革命、促生产和增产节约运动；在农村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允许社员开展多种经营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平息“二二九”反革命暴乱，纠正历次平反扩大化错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和发展文教事业。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工厂、企业、水利电力事业迅速发展，社会治安明显好转。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批林批孔”运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极“左”思潮再次泛滥，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