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京畿发展的基础
天兴元年(398年),北魏迁都平城,并确定“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2)由此四至围成的范围习惯上称为雁北,(3)约相当于自然地理学上的所谓大同盆地。盆地四面环山,山间关隘错峙,便于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攻防;中部有桑乾河及其支流流淌其间,既适于农耕,又适于游牧,利于区域性经济的发展。
在古代历史上,北魏平城时代是大同盆地获得大规模开发的时代,这与当时迅速增长的居民数量密切相关。促使这个地区居民数量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时期实行的大移民政策,本节就以此为着眼点而展开。
一、北魏以前雁北的状况
平城及其周围地区自古就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杂居的边郡之地。秦汉时期,这个地区大部分属于雁门郡,东部一隅属于代郡,西部一度属于定襄郡。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匈奴乘机南扰,平城附近首当其冲,原居人口亡散殆尽。《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河东道三》云州条载:
今州即秦雁门郡地。在汉,雁门郡之平城县也。……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云中、雁门、西河遂空。
汉雁门郡平城县即北魏国都平城。这条史料所述范围包含了平城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地区。
魏晋时期,中原汉族政权无力北顾,对北部边郡之地采取了放弃的态度。《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并州条载:
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
由这条记载知,至迟在曹魏黄初元年(220年),汉族统治势力已经撤到陉岭以南,陉岭成为当时汉族势力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一道分界线。
陉岭即勾注山,又名雁门山。《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九《山西》勾注条载:
勾注山在太原府代州西北二十五里,一名西陉山,亦曰雁门。……《河东记》:勾注以山形勾转水势注流而名。亦曰陉岭。自雁门以南谓之陉南,以北谓之陉北。
这条记载中的太原府代州即今山西省代县。因为陉岭即位于今代县北部的雁门山,所以当时的陉北后来又被称作为雁北,而如今人们更多地采用的则是雁北这个称呼。
随着汉族势力的南移,雁北先后成为匈奴、乌丸、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场所。虽然由于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偏见,对这些民族在雁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记载不详,但它们在雁北开发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其中较突出的便是鲜卑族拓跋部。
《魏书》卷一《序纪》穆帝三年(310年)条载:
晋怀帝进帝(指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刘)琨求勾注陉北之地。琨自以托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
此处,代郡治代县,位于今河北省蔚县境,西与今山西省广灵县交界;西河国治隰城,位于今山西省汾阳县;朔方当沿指东汉朔方郡,该郡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治临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蹬口县北黄河东岸。雁北之地尽在代、西河、朔方所围区域之内,该地被几乎清空之后交归拓跋部。又,马邑位于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城关,阴馆位于今山西省朔州市东南境内,繁畤位于今山西省应县境内,崞位于今山西省浑源县境内,楼烦故地在今山西省神池县、五寨县境内。此五县之中,唯楼烦不在雁北境内。拓跋猗卢所徙为十万之家,以一家五口计,约五十万人。若粗略地按五县平均分配,属于雁北四县的新居民约有四十万人。
同书同纪穆帝六年(313年)条载:
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指拓跋猗卢)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脩镇之,统领南部。
新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山阴县北周庄镇的新岱岳村东。从其位置来看,修筑新平城的目的正是为了便于统治上述五县之地。
由上述可知,早在拓跋猗卢时期,雁北就得到了一定的开发。但为时不久,穆帝九年(316年)拓跋猗卢去世。由于当时拓跋部还处在母系氏族制向父系家长制过渡的阶段,其部落联盟很不稳定,因此出现了较长时期的内乱。(4)于是,雁北人口萧条,经济的发展也停滞下来。晋太元元年(376年),拓跋部被前秦将领苻洛击溃。雁北遂入前秦版图。
前秦占有雁北未及八年。晋太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中前秦败北。不久,苻氏政权崩溃,拓跋部再兴。随后,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在盛乐建北魏国,是为道武帝。同时,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垂在中山建后燕国。地处魏、燕之间的雁北成了两国争战和掠夺人口与物资的主要地区,致使人口复又流散殆尽。
皇始二年(397年),北魏灭后燕,占有今山西和河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第二年,道武帝迁都平城。雁北从荒僻的边郡之地变成了北魏王朝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上重点经营的京畿地区,从此以后大量的移民涌入雁北。
二、道武帝时期的大移民
开发京畿,首要的是解决人烟稀少、劳力不足的问题。为此,道武帝向京畿进行了空前绝后的大规模的移民,其中人数较多而时间、地点记载比较明确者约有九次。现列表于下:
道武帝时期迁入雁北人口略表
(续表)
①《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中记作天兴四年(401年)十二月,本文从《魏书》卷二《太祖纪》。
从上表不难看出北魏早期移民的主要特点:
1.时间集中,次数频繁
移民活动早在迁都平城前七年就已开始,但迁都前夕才进入高潮。迁都当年人次最多,迁都三年后即不再出现大规模的移民事件。由此可见,迁都之举是道武帝经过较长时间考虑而决定的,每次移民的情况虽不一致,但充实京畿无疑是其主要动机。
2.数量之大,史无前例
上表“人数”栏第一行,按每家五口计,三千余家合一万五千余人。
“人数”栏第二行,刘亢泥依仗其部落力量为后燕守其西北重镇广宁,则其部落人数一定不少。《魏书》卷三《太宗纪》载,永兴五年(413年)明元帝阅兵,以奚斤为前军,统众3万;以拓跋熙等为12将,各统1万骑。以此例类比,王建等三军也应有3万人。又,王建是北魏攻后燕主要将领,魏军出井陉攻中山时王建与李栗率军5万为前驱,时距王建攻广宁仅4个月。(5)由此推测王建等三军约3万人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北魏以3万人攻广宁,则广宁守军亦应数万。据此估计,广宁之战后被迁人数不下万人。
“人数”栏第三行,四十六万为民吏、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与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之和。关于这次移民数字,除本表所列外,还有四处不同记载:《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载,“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北史》卷一《魏本纪第一》载,“人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部》迁徙条载,“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万口”;《资治通鉴》卷一一〇《晋纪》安帝隆安二年条载,“吏民、杂夷十余万口”。上述史料中,《资治通鉴》不写“百工伎巧”,但数字与《北史》、《册府元龟》相合,其数据或与《北史》有关。《北史》与本表所引《魏书》卷二记载仅“万”与“署”一字之差,但数量上相差甚远,不过二者均能说通。《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中的“十万余家”约五十万人,这与四十六万余口的数字接近。此处从《魏书》的记载。
“人数”栏第四行,道武帝所率南下六军战后生还者。魏军出发时为四十余万人,《魏书》卷二《太祖纪》载其声势浩大,“旌旗骆驿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可以旁证这一数字并非过于夸张。北魏攻后燕为时两年之久。灭后燕前夕,因战争和疾疫伤亡致使“在者才十四五”,(6)约合十八万人左右。接着,义台战役斩燕军首九千余级。魏军战胜,其损失必小于燕军。即使以胜负二者损失相当计,魏军尚余十七万人。灭燕后,北魏在中原地区设有八个军府,各配兵五千,共四万人。(7)据此知,魏军返回雁北者不超过十三万人,但也不会太低于此数,因为需要由他们押送雁北的移民多达四十六万余人。魏军返回者于天兴元年到达繁畤,经“更选屯卫”后,(8)一部分成为山东移民的监督者,分布在桑乾河两岸的农田上;一部分继续留在军中,随道武帝到达平城。
“人数”栏第五行,是攻燕时留在盛乐及其周围的拓跋部落联盟所统部落民。拓跋氏本部落人数并不多,但拓跋部落联盟却包含着大量的外来部落。据李亚农先生估计,拓跋部落联盟的人口,猗卢时代约六十万左右,苻洛灭代时约一百万。(9)《魏书》卷一《序纪》载,拓跋郁律时,“控弦上马将有百万”。这一数字有些夸张,参证李亚农先生的结论,这里实际上说的可能是拓跋部落联盟人口的总数字,而非战士的总数字。李亚农先生是根据《魏书》卷一〇三《徒何段就六眷传》中的一段记载推算出结论的。这段记载是:“(务目尘)所统三万余家,控弦上马四五万骑。”道武帝灭后燕时率六军四十余万南下,另遣封真等三军从东道出袭幽州,围蓟。(10)若按前述计算王建等三军的办法估计,封真所率三军亦不下三万。则北魏军总数为四十三万余。照《徒何段就六眷传》中所载比例计算,拓跋部落联盟约二十八万七千家,合一百四十三万五千人,概略地可以说为三十万家,合一百五十万人。前已述及,苻洛灭代前拓跋部落联盟人数约为百万。代国灭亡后拓跋部落联盟虽一时散亡,但到天兴元年已经过了十年的休养生息,加上道武帝建北魏后的大量兼并而使部落联盟迅速扩大,总人数达到并超过苻洛灭代前的数字是不奇怪的。
在拓跋部落联盟总人数中,除去参加对燕战争者,留在盛乐者约为一百万。按游牧民族举家迁徙的习俗推测,北魏迁都平城时拓跋部落联盟中大部分人迁到了雁北。前述猗卢往陉北五县一次就迁徙了十万家五十万人,占当时总人数(六十万)的六分之五。若按此比例考虑,拓跋部落联盟迁到雁北者约为八十三万人,或者概略地说不下于八十万人。虽然上述计算过程带有很大程度的揣测性,但无论从北魏统治者即将以雁北为本的观点出发,还是从平城比盛乐的自然条件优越考虑;无论从雁北广阔的幅员来看,还是与其他各族移民的总数对比,这一数字都是可以理解的。
“人数”栏第六行,按一家五口计算为一万人。实际上被迁者既然是守宰、豪杰、吏民,各家人数都远不止五口。
“人数”栏第九行,所引史料载,常山王遵等率众五万,击溃破多兰部,获马四万余匹,牛羊九万多口,可见破多兰部人数不少。《魏书》卷二《太祖纪》载,天兴二年二月,道武帝破高车三十余部,获俘虏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常山王遵破高车七部,获俘虏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按此比例推算,常山王遵击溃破多兰部后获马四万余匹,则其被徙者人数应在一万至二万之间。
将上述各项数据相加,道武帝时期迁入雁北的人口当为一百五十六万左右,概略地说,约为一百五十万。
以上统计是十分粗略的,因为还有不少移民或因地点含糊,或因情况不明而未载入表中。如《魏书》记载,道武帝建都平城后有不少率部落、部属内附和内属者,以时间先后计,有鄜城屠各董羌、杏城卢水胡郝奴、河东蜀薛榆、氐帅苻兴、厍狄部沓亦干、后燕辽西太守李朗、西河胡帅护诺于、丁零帅翟同、蜀帅韩磐、慕容盛燕郡太守高湖,以及高车别帅敕力犍所率九百余落、高车别帅幡豆建所率三千余落,等等。(11)这些内附与内属者均无确切人数,但每部也总该有千人以上,则总计也有数万。从当时移民的潮流来看,他们多数是迁往雁北的,也应该加到总数中去。
由此可见,当时雁北移民的数量之大是史无前例的。这些移民都成为北魏京畿的居民,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新兴的平城都市区域,其城区和郊区的人口应当不下百万。换而言之,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京师平城,在最初的道武帝时期就已经形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了。
3.波及面广,成分复杂
上表“迁出地”栏第一行中,山胡酋大幡颓、业易于等原居地不详。周一良先生在《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一文(12)中指出,山胡的“主要根据地一直是并州。尤以西河、离石、吐京、五城、正平、平阳诸地为多”。则幡颓等原居地在雁北的南方或西南方。
“迁出地”栏第二行,广宁郡治广宁县,位于今河北省涿鹿县西,在雁北的东北方。
“迁出地”栏第三行,山东六州指后燕故地广大的河北平原,在雁北的东南方。
“迁出地”栏第五行,盛乐在雁北的西北方。
“迁出地”栏第七行,漠北即雁北北方的蒙古大沙漠以北地区。
“迁出地”栏第九行,安定郡之高平县,从所引史料前后内容分析,位于今甘肃省径川县附近,在距雁北较遥远的西南方。
以上统计为我们显示了一幅人们从四面八方迁往雁北的壮观景象。在这一股股的人流之中,既有来自当时经济发展较先进的河北平原上的汉族人民,也有社会发展阶段比拓跋部还要后进的高车等游牧部族;既有自耕农、农奴、奴隶与氏族成员,也有地主、豪强、官吏、士大夫、奴隶主贵族和部落酋帅。可以说道武帝是在竭力将其新占地区的劳动力和技术力量以及其他对于新建的北魏政权有用的人员向雁北集中的。
大量人口迁入以后,随之要进行的便是尽快地使之安定下来,以便于实行统治。在安排移民方面,道武帝采取的是因人而异的办法。对于山东移民,其中的大部分被“计口授田”,(13)给予耕牛,让他们从事农耕;少部分称为百工伎巧的手工业者被安排在平城等都市从事手工业劳动;少数汉族官吏和士大夫被吸纳到统治机构里,这些人或者熟悉汉族的典章制度,或者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与生产管理才能,他们都积极地为道武帝出谋划策,成为他统治和开发作为北魏京畿之地的雁北的得力帮手。
道武帝对本族与一部分其他游牧部族实行了离散诸部的措施。这一措施虽然鼓励部民从事农耕,但并不是强令游牧部族一律改变原来的游牧习俗,只是将他们规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从事游牧。至于对高车等比较后进的游牧部落,道武帝更没有急于强求他们“离散”。(14)
在基本上不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各族移民能够尽快地适应新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与雁北原有的劳动人民共同担负起开发和建设北魏京畿雁北的历史使命。
三、京畿的初步开发
使移民能够安定下来并逐渐适应新环境的最好的措施是发展经济,而人口的骤增,加上妥善的安排,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道武帝时期京畿得到初步开发,经济有了长足进步。
1.农业
道武帝很重视农业生产。他不仅给迁往京畿的山东移民“计口授田”,而且还“躬耕籍田,率先百姓”,(15)并命尚书崔玄伯等“宣赞时令,敬授民时”。(16)
在道武帝的带动下,不仅汉族地主阶级而且部落贵族也注意或从事农业生产了。《魏书》卷二八《和跋传》载:
和跋,代人也,世领部落,为国附臣。……后车驾北狩豺山,收跋,刑之路侧。……初,将刑跋,太祖(道武帝)命其诸弟毗等视诀。跋谓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纂修。”
和跋的这番话语虽然意在暗示诸弟南逃,但也使我们了解到一位部落酋帅已经具有了鉴定土质优劣的农业基本知识。
道武帝还很注意农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他曾委派官吏“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17)拓跋部虽然长期从事游牧,但是迁都平城以前曾在盛乐“息众课农”,又曾在五原至稒阳一带的河套地区屯田,(18)从而积累了一定的组织与管理农业生产的经验。迁都平城后,道武帝对此就更加重视了。
大同盆地地势平坦,桑乾河支流众多,北魏时期雁北的水利资源较现今丰富,(19)特别是桑乾河上游南岸一带土质较好,适于农耕。所以,《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载:
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
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辛勤耕耘,加上山东六州人民带来的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不仅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而且单位产量不低,所以很快就获得丰收。
2.牧业
东汉末年以来,雁北是北方游牧民族长期聚居的地区,牧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拓跋部迁都平城以后,虽然许多土地被开辟为农田,但由于雁北本来地广人稀,因而仍有大片土地可供放牧。而且,北魏初期是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层分开居住的。那些在离散诸部后被规定在有限范围内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与从事农耕的汉族最初也是分开居住的,这样就保障了农业和牧业的各自经营,有利于京畿经济的整体发展。
迁到畿内的牧民数量之多已如前述,他们是雁北牧业发展力量中的新鲜血液。另外,道武帝在不断的对外战争中掠夺了大量的牲畜。例如,天兴二年二月道武帝破高车时竟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一百四十余万头;卫王仪破高车遗迸时也获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数量之巨是惊人的。(20)这些牲畜除北魏朝廷占有外,还大量地赐予功臣、贵族和官吏,从而刺激与促进了朝廷与私人牧业的发展。
在牧业发展中,尒朱氏部落的例子是一个典型。尒朱羽健在道武帝时受封北秀容川(21)方圆三百里从事游牧。其产业不断发展,到孝文帝时期竟达到“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的程度。(22)尒朱氏虽然是在京畿边沿游牧的部落之一,但从这支部落的发展可以豹窥一斑地看到平城周围其他部落牧业的状况。类似的例子还有越豆眷统领的部落,道武帝曾“割善无之西腊汙山地方百里以处之”,(23)其游牧范围也不小。
3.都市建设
《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七月条载:
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平城宫的建设与迁都是同时进行的。
由于早年经历的缘故,道武帝对中原先进的文化十分追慕。(24)他攻入后燕邺城以后,对邺城的建筑深为惊叹,《太祖纪》天兴元年正月庚子条载:
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
因此,道武帝在建设平城时,就是以中原的都会为蓝本的。《魏书》卷二三《莫含附莫题传》载:
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莫)题机巧,征令监之。
在营造平城宫的同时,平城新都的规划与建设也展开了。不仅新都的规划采用邺城、洛阳、长安等中原名都的建制,而且参与建设平城的工匠大多是来自后燕旧都中山等地的“百工伎巧”。
关于平城的建筑物,《太祖纪》中有所记载。据载,道武帝时期平城已经有了十二座城门。同卷还载有天文殿、天华殿、天安殿、中天殿、紫极殿、昭阳殿、西宫、北宫、太庙、西武库、云母堂、金华室、玄武楼、凉风观、鹿苑台等建筑物的名称。关于这些建筑物的具体形制我们已难知晓了,但是,无论从华贵的名称来看,还是从动用大量中原的工匠和调集数百万根的木材来推测,它们一定不会简陋的。
平城的郊区铺展得很大,《太祖纪》天兴二年二月条中有记载:
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拒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入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
环绕平城郊区的面积如此宽广的苑圃,在古代都城史的记载上也是少有的。从事这方面工程的劳力则是来自草原的高车部民。
当时畿内另外一座重要的都市是背靠黄瓜堆(25)的南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山阴县境桑乾河南岸。南平城的位置利于控制旧雁北五县。这附近土质良好,水资源充沛,为雁北重要的农业区。因此,早在猗卢时代就已成为拓跋部重点经营的地区。
南平城的中心是灅南宫,灅南宫及其附近的大规模建设稍晚于平城的建设,是天赐三年(406年)展开的。《太祖纪》天赐三年六月条载:
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灅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塗洞达。三十日罢。
据此看来灅南宫及其附近的建筑也是相当雄伟的。在建设南平城的过程中,动用的是“八部五百里内”(26)亦即平城畿内的大量劳力。
除了平城与南平城外,当时京畿还重建和新设了不少城邑,本章的下节中有所详述,此处不赘。
虽然现在供我们窥探北魏平城畿内景观的史料并不多,但是这些零星的史料也已向我们表明,道武帝时期的平城已经远非昔日可比。都市建设是手工业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京畿都市建设的发展正是反映北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4.交通和贸易
在交通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恒山直道的开通。天兴元年正月,道武帝将自中山北还,于是发卒万人凿山通道,打通了穿越恒山联系中山与平城的直道。(27)
恒山直道开通以前,雁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沿桑乾河往东到达幽州,另一条是自雁北南下经并州往洛阳或邺城,这两条道路均悬远曲折。恒山直道开通以后,大大地缩短了雁北通往中原的路程,并使得平城与处于河北平原腹心位置的中山直接联系起来。
恒山直道开通以后为北魏王朝所作的第一项贡献就是输送了山东六州四十六万移民和由中山北返的十几万魏军。以后,恒山直道又不断修缮,商旅络绎不绝地穿越恒山,往返于中山与平城之间,这就有力地推动了京畿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
在平城周围地区,道武帝迁都后第二个月就进行的“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等措施,(28)既有利于平城周围道路的通畅,也推动了京畿内部贸易的发展。
随着京畿建设的发展和道路的畅达,雁北的贸易也日益兴盛起来。在道武帝时期,曾对平城的人口布局有过理想化的规划,《魏书》卷六〇《韩麒麟附韩显宗传》所载韩显宗向孝文帝的上书中追述道武帝时的情况道:
仰唯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
但是,交通与贸易发展起来以后,这种“各有攸处”的状况就必然会被打破。所以,《韩麒麟附韩显宗传》接着又称:
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
从“各有攸处”的状况转变为“错居混杂”的状况,是否就发生在道武帝时期,已无从得知了。不过,这种转变的速度不会很慢的。
四、京畿发展基础的奠定
上述对于道武帝时期京畿的农业、牧业、都市建设、交通和贸易等各个方面的考察,为我们粗略地绘出了一幅草原与阡陌相交错,都市、村邑和帐落点缀其间的生产与生活图卷,而绘制这幅图卷的正是被集中在雁北大地上辛勤劳作的百万各族人民。在开发京畿的共同劳动中,汉族与北方各游牧部族人民通过生产经验与技术的交流而增进了民族感情,推动了民族交往,从而使当时的雁北不仅是容纳大量移民劳动和生活的场所,而且成了一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
在京畿的开发过程中,道武帝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出身于游牧民族而提倡农耕,他身为少数民族首领而吸收汉族士大夫议政,并且引进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被道武帝迁往雁北的移民数量之大,成份之复杂,都能说明他具有政治家恢弘的气度。而且,由于道武帝因人制宜的统治手段和管理措施,使各方面的有利因素都得到了调动。道武帝对平城等都市的规划和对京畿农、牧业生产的部署有力地推动了雁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人口的稳定,从而为京畿以后百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道武帝的大移民,京畿的人口急剧地增长起来。据前文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京畿的外来人口约有一百五十万。但实际上并不止于此数,因为笔者在计算中并未记入雁北原有的居民。虽然由于长期的动乱,在道武帝建都平城时雁北原有的居民很少,但那里毕竟不是无人区。只是因为,一方面那里原有居民与为数众多的移民在数量上相差悬殊,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难以知道原有居民的概数,所以只好忽略了雁北原有的居民。不过,由此我们也更加可以相信,经过道武帝时期的大移民后,京畿的人口数量不会低于一百五十万。这个人口数量成为以后一个世纪内京畿人口发展变化的基数。
道武帝的大移民使得京畿的人口骤然充实了,加上他推行的有利于京畿经济发展的措施,为这些大量涌入的人口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保障,使得他们能够很快地安定下来,这是北魏平城时代京畿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京畿的土地资源有限,气候状况偏于寒冷,四面环山的地理使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更主要的是古代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以京畿当时的自然条件养育一百五十万人口已呈饱和状态。因此,稍遇社会动乱或自然灾害,就无法容纳大量的人口,从而迫使灾民流散。所以,在道武帝的大移民过后,虽然又有多次大的移民运动,但也出现了多次大的人口流散现象,京畿人口的成分虽有所变化,但总量并无增长,一直处于动态的平衡状况。(29)
道武帝以后各个时期的居民数量实难估计,这是因为,已在雁北的居民的自然增长率无法推测;在史料中不断地有数量不明确和难以判断其迁入地点的所谓内属、内附的部落民与汉民出现;历次大小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和俘获的人数不详;历次自然灾难中流散的人数不清;而且,随着北魏版图的扩张,人们自由流动的范围也增大了,但古代史书的记载中显示不出平时流动人口的数量:如果硬是要去作数量的统计,那只会导出错误的结论。所以,本节至此只得搁笔。
以下分别具体论述平城及畿内城邑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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