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

一、史学著作包罗万象，会通古今，注重“以古为镜，经世致用”

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通常都具有恢弘廓大的历史视野，在其著述中用包容一切的气势和规模，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司马迁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通志》等，都做到了这一点，断代史如《续汉书》、《宋书》、《五代史志》也不乏史家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的宏大气魄。

会通古今的目的在于鉴古知今，也即“以古为镜”。古代史家都非常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以求“经世致用”。详今略古，注重当代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古代史学的一贯传统。《史记》有关汉代史的内容就超过半数，《汉书》是只写前朝的历史，以后历代纪传体正史大都如此，很注意借鉴和垂训的作用。唐太宗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2]。强调了史学经世即“古为今用”的作用。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的目的就是给帝王“周览”，从中鉴戒得失，宋神宗特赐名为《资治通鉴》，强调以史为鉴的作用。

古代的史学家们向来对国家治乱兴衰给以极大关注，表现出饱满而深沉的政治情怀。这种政治情怀，大多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孟子论及孔子作《春秋》时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3]说明孔子作《春秋》就有自觉的社会目的。这一目的就是史学为现实服务，包括以理想来批判现实，也就是经世致用。所以史学关注的对象，始终以政治为中心。

二、史家以德才并举为修养之路，以秉笔直书为修史之德

班固评论《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肯定司马迁是“良史之才”。刘知几更从理论上明确而全面地提出史家修养问题。他认为史家须有“史才、史学、史识”，即编撰的才华、广博的学识、深刻的历史见识和历史观点。后来，章学诚又补充一个“史德”，即高尚的道德。德、才、学、识是对史家素质的全面要求，因而它成为史家的奋斗目标和评论史家的标准。

评史的另一个传统是从事、文、史三要素入手，事即历史事实，文即文采，史即历史理论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寓论于史，史论结合，文史兼修是我国史学的基本要求。凡一部优秀史著，其事、文、史的水平和结合状况都是高质量的。

简言之，史家要有远见卓识，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没有远见卓识，便巨细莫辨，是非不分，方向不明；没有批判的创新精神，因袭成规，谨守绳墨，便不敢攀登史学的高峰。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史学中许多闪烁真理光辉的史学观点，都是史家远见卓识的具体体现。

讲修史德使我国古代史学家历来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行为，他们以直书为荣，曲笔为耻，为了直书，不避强权，不畏风险，甚至不怕坐牢、杀头，表现了中国史家的高风亮节。《左传》记述了齐国太史、南史氏不惜以死殉职的故事：“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还记载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有很大影响力。在整个封建社会，曲笔著史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以后有典记载的良史很多，如北魏崔浩、三国韦昭、唐代褚遂良、吴兢、南宋袁枢等人。直书精神，千百年来，赢得人们的赞扬，成为史家效法的传统，始终是中国史学的主流。

需要指出，古代史家的德、才、学、识标准，无一不体现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中国重伦理道德的思想文化熏陶下，史家向来以修身立德为己任，史书以表彰忠臣孝子为要务。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人伦，正是贯穿中国古代史学的精神支柱，儒家的伦理道德就是历史上善恶是非的判断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古代史学的历史局限性。

【注释】

[1]黑格尔《历史哲学》

[2]《旧唐书·魏徵传》

[3]《孟子·滕文公下》

[4]《汉书·司马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