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化

第三节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化

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从印度传入中国，受到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宗教习俗相结合，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发展成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对中国的社会历史、伦理哲学、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形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佛教的基本教义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其弟子称他为佛陀，意思是“觉悟了真理的智者”。

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释迦牟尼诞生非同一般。父亲净饭王与母亲摩耶夫人多年不育，45岁时夜梦巨象从左胁入腹怀胎，右胁生出来，下地后就东南西北各走十步，右手指天，左手指地（传入中国后是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中国以左为大），出生七天后，母亲去世。

悉达多从小受所罗门（古印度贵族）教育，父亲净饭王希望他继承家业。但悉达多看到农夫耕地，人有生老病死，人生痛苦，百思不得其解。父亲给他取了漂亮妻子，生了儿子，仍未摆脱烦恼，终于在一天晚上离家出走了。苦行苦修六年后身影消瘦，形同枯木，仍一无所得。后来在菩提树下盘腿静坐，深思默想，49天后终于悟到一个“真理”：人生的痛苦来源于“无明”（对人生缺乏了解）产生的烦恼。世界万物都是因缘条件合成的，一旦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或者不复存在，该事物就不复存在。既然如此，人就不应该苦苦执著地去刻意追求一切事物，明白了这一点，对一切无所求，便消除了烦恼痛苦之根。释迦牟尼悟到这个“真理”后，便大彻大悟，尽除烦恼而成了佛。

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后，便开始讲经说法，收的第一个弟子是父亲派去找他的大臣，后在印度讲经四十多年。悉达多圆寂（佛死为圆寂）后，火化结成舍利，在天观寺火化，结的舍利有八斛四斗。后阿育王将八斛四斗造了八千四百多座塔，流入中国有十多个。据佛经有记载，舍利有三彩，红色的肉舍利，白色的骨舍利，黑色的法舍利，全都放光，一般人看不见。海灯法师圆寂舍利子100多颗。佛光舍利子不够，可用金、宝石、银代替。所以舍利子是教徒信仰，并非都是佛的骨头。

佛教教义的基本思想是“四谛”即“苦、集、灭、道”。“苦”讲痛苦的现象；“集”讲痛苦的原因；“灭”讲消灭痛苦的结果；“道”讲消灭痛苦的途径和方法。“四谛”是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因为所有的佛教学说都是在探讨人生痛苦的现象、缘由以及如何修行才能摆脱苦难进入“涅槃”彼岸。苦谛是四谛中最关键的一谛，佛教认为人间是充满苦难的娑婆世界，人生皆苦。有八苦：除生、老、病、死的自然生理现象之苦外，还有“求不得苦”，即欲望得不到的苦；“爱别离苦”，即生死离别之苦；“五取蕴苦”即所有痛苦都归纳到五蕴之苦；“怨憎会苦”，即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之苦。

佛教认为，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是“烦恼”。贪、嗔、痴是最根本的三毒，此外还有慢、疑、痴、见等诸多烦恼。为了摆脱痛苦、解脱烦恼，佛教提出了许多修行方法，主张以清静去贪欲；以慈悲去嗔怨；以智慧去痴迷。这些方法概括为“戒、定、慧”三学。戒指戒律，是防止人们作恶的规定，有五戒（杀、盗、淫、妄、酒）、八戒等多种戒律。定即禅定，修持者思虑集中，观悟佛理，断除情欲。慧即智慧，使修行者摆脱烦恼、迷妄，以获得解脱。佛教认为，只要依照佛法修行，就能跳出苦海，到达涅槃彼岸，进入一种“常乐我净”的境界。

佛教典籍浩瀚，派别繁多，在印度，佛教自兴起至衰落，前后约1500年左右，从原始佛教发展为部派佛教，主要分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又分为“空宗”学派和“有宗”学派。小乘佛教注重个人的解脱，大乘佛教强调“慈悲普渡”，解救众生。空宗派以宣扬“一切皆空”而名，有宗派担心“一切皆空”，最终把佛国也空掉，提出“万法唯识”的理论，因主张“识”有，故名有宗。公元12世纪左右，佛教适应不了印度的社会需要，加上伊斯兰诸王的入侵，佛教在印度逐渐溃灭。世界佛教的中心东移至中国。

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其次是道家、玄学思想以及原有的迷信观念等相接触、撞击、融合，导致自身的不断变化，从而形成独具特质的新佛教。它既有别于印度佛教，又不同于中国儒、道思想传统，而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并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一部分。

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当时盛行神仙方术、黄老之学，佛教传入后，人们对它既不认识也不理解，只是把它当成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的一种来接受。在城市里建立的少数寺庙主要供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僧人、商人参拜，汉人很少出家。西晋末年，特别是东晋十六国以后，战乱不断，人民生活困苦，生命时时受到威胁，佛教为人们树立了大慈大悲，能把人从现实危难和苦痛中解救出来的救世主，佛教关于因果报应的说教、西方极乐世界的宣传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欢迎，这是佛教得以迅速并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

魏晋时代，盛行老庄玄学和清谈，名士与名僧交往；名僧们钻研玄学，用玄学解释佛理。

首先是以“无”释“空”。“无”是宇宙永恒真实的本体，而且不可用语言表述。这同佛教般若学（般若，梵音，意译为智慧）宣扬一切皆空，只有“真如”等精神境界才是真实的，并且不是世俗语言可表述的等理论有相似之处，因此深受士大夫欢迎。一方面，佛教利用玄学来阐释佛理，解释人生困苦；另一方面士大夫玄学家们又用“般若学”理论来发挥玄学哲理。佛学与玄学合流，形成“六家七宗”，这便是中国化佛教前进的足迹。所谓“六家”，指魏晋时期宣扬般若学的六个派别：本无、心无、即色、识含、幻化、缘会。“本无”一家后又分出“本无异”一宗，合称“七宗”。它们在如何谈空上已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缘起性空论，融进了玄学的本无思想。

其次是因果报应说。进入南北朝后，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逐渐转向佛性理论。南北朝弘扬佛性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慧远、梁武帝和竺道生。慧远在庐山传教三十多年，写了不少著作，提出协调出家僧团与封建皇权，佛法与名教并系的理论。他将中国传统的“神不灭”、“灵魂不死”思想与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之说相结合，发挥了佛教教义的最基本问题——因果报应论。它宣扬人有三业（善、恶、不善不恶），业有三报（现报、生报、后报），生有三世（前世、现世、后世）。他将因果报应与轮回转生融会在一起，鼓励人们积善行德，信仰佛教，以获得永恒的解脱与幸福。梁武帝以“真神”说佛性，以“神性不断”说“成佛之理皎然”，经常亲自登台讲经，而且四次舍身寺院为奴，每次都由朝廷和群臣以重金赎回。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对佛性论有独到的见解，他大力提倡弘扬“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理论和“顿悟成佛”的思想。他认为人的善性就是佛性，众生兼有，只不过它被人的情欲杂念遮盖了不能显现，才使人永远轮回于生死苦恼之中，只有修善除恶，才能使佛性显现，达到解脱。这种理论不仅与儒家的人性论有某些相似之处，还包含了更深一层的内向修养内容，对以后的佛教思想和宋明理学产生深远的影响。自此，这种“众生有性”、“顿悟成佛”的佛学教义逐渐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再次是顿悟成佛说。禅宗在感悟方式上与道家的言义之辩、感悟观照相通，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传衣钵，高足神秀写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莫使惹尘埃。”慧能改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把菩提树、明镜台看“空”，明心见性，自识本心，不同于神秀的渐悟，更得禅宗真谛，深得弘忍大师赏识，成为禅宗六祖。

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此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学派也走向综合。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三论宗和法相唯识宗基本上遵照印度大乘中观学派和瑜伽学派，理论创造不多。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天台宗以“性具善恶”的佛性理论和止观并重的修行方法，改变了佛性至善的说法，建立了第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华严宗在糅合百家、兼收并蓄方面比天台宗走得更远，不仅认为世界一切现象都是互为依持，互为因果，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还用四法界、六相、十玄等法门阐明法界缘起的意义，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禅宗更是完全抛弃了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禅宗认为，迷悟是一念之差，众生自我认识本心就能成佛。成佛并非另有佛身，见性就是佛。由此，把心外的佛变成心内的佛，把至高无上的佛变为举目常见的平常人。这种“见性成佛”的观点与儒家的“圣贤”，道家的“至真”显然有相通之处，因而禅宗在中国流传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至此，印度佛教在中国已发展成中国化的佛教。

三、中国化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笼统地说中国佛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也许较难为人们理解和认同。但如果把中国古代文化具体化为哲学、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建筑等文化形式和样式，看看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那么，中国佛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以哲学为例，中国古代哲学被概括为以下发展阶段：先秦诸子学、两汉学经、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抛开佛教传入中国以前的先秦诸子学和两汉经学不论，自魏晋以后，中国古代哲学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魏晋玄学先是作为般若学的传播媒介，进而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后为般若学取代。隋唐两代，佛学则成为主要的思想潮流，不仅老百姓信佛，统治者也信佛。如果把佛学排除在外，隋唐哲学就显得十分单薄。因此，许多学者都主张把隋唐佛学与儒家哲学同等看待。至于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都受到佛学的深刻影响，可以说不懂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

再如诗、书、画。这三者向来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之冠冕，而它们都打下了佛教的深刻痕迹。以诗为例，从魏晋的玄言诗到南北朝的山水诗，从唐诗到宋词，无一不受佛教的影响。两晋山水诗集大成者谢灵运，本身就是一个对佛教义理颇有造诣的佛教徒。唐代的几位大诗人也多涉足佛教。李白以崇道著名，但也有“冥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之句；杜甫虽然崇儒，却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则佛道兼修，早年兼济天下，但自被贬江洲之后，深知仕途艰险，寄情于山水诗酒，借旷达乐天以自遣，炼丹服食，皈依佛门，以“香山居士”自许。王维崇佛更甚，晚年吃斋念佛，其禅诗在中国诗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等诗词巨子，在与禅师僧人的交游中留下许多名作佳话。中国古代小说，其源出自佛教的变文；中国古代的书画名作，或出释门大德，或以佛教为题材；中国古代的雕塑建筑也以佛像雕塑、寺庙建筑闻名于世。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诗、书、画艺术都很注重“境界”，此与佛教的“禅机”有许多相通之处，诚如汤显祖所说：“诗乎，机与禅言通，以若有若无为美。”书、画之道与佛理禅趣遥相契合，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美学理论与禅宗密切相关。

总而言之，佛教在长期传播发展中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之一，它不仅融会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已经成为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宗教之一，汇入世界文化的洪流。

【注释】

[1]《基督教的本质》

[2]《自然经》

[3]《四游记》中的《西游记》为佛教题材，《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均写神仙，如八仙、灵官大帝、真武大帝等。

[4]鲁迅《致许寿裳》

[5]鲁迅《小杂感》

[6]《道家思想与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