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

第二节　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

中国文化向近代的转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是物质层面上的文化变革，冀求实力自强、科技救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制度层面上的文化变革，谋求政治救国；从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爆发，是观念层面上的文化变革，中国文化的蜕变与创新进入具有决定意义的新阶段。

一、物质层面上的变革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军事失败而告终。不断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令朝野上下无不震惊，一个基本的事实摆在中国人面前：大刀长矛敌不过坚船利炮，唯有富国强兵才能扭转败局。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在一部分官员的鼓吹下兴办起了洋务，从事洋务活动的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是代表人物。

改良主义者冯桂芬于1861年写成《校分庐抗议》，论述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并就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发表了原则性的意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意见成为洋务运动的纲领，张之洞将它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特点是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用以维护中国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这一原则尽管给西学一定的地位，但西学是从属的、次要的、受中学制约的。因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奕訢、文祥，还是地方上的曾、左、李、张，都是清政府的忠臣，都把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作为出发点和归属。曾国藩始终标榜忠君卫道，恪尽职守。张之洞声称：“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6]还把民权学说视为洪水猛兽，不遗余力地诋毁。从这个角度说，洋务派与经世派一样，都不是儒学体系的叛逆者，而是它的服膺者。

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从实际需要出发，首先是从西方文化中学习“船坚炮利”。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高于西人之上，唯火器万不能及。”曾国藩也强调“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奕訢把这种主张概括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基于这种认识，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兴办了一批军事工业。

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看到西方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因为近代民用企业做基础，而中国的军事企业要想维持下去，也必须建立自己的近代民用企业，于是，他们在鼓吹“自强”的同时，又打出“求富”的旗号，把发展近代企业的眼光扩展到兴办民用企业方面。

洋务派非常重视和积极发展近代科学技术。李鸿章指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我中华之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7]曾国藩把不懂天文算学视为自己平生“三耻”的第一耻，嘱咐其子“当思雪此三耻。”^[8]他们都以大僚身份提倡西学，一面创办翻译馆译印西书，一面创设洋务学堂，向国外派留学生，培养科技人才。李鸿章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士人沉溺于科举功名，不重技艺。“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他还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方法，可惜没被清政府采纳。

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思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主张以及采取的一系列实际措施，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迈向近代的第一个里程。洋务派兴办的军用和民用企业，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翻译介绍西学的高潮，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有助于近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二、制度层面上的变革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师夷之长技未必能制夷。不仅制服不了西方列强，而且对初出茅庐的东洋鬼子也无可奈何。一批有识之士从日本的强盛中得到启示，日本之所以打败中国，是因为它不仅学习了西方的技术，也模仿了西方的君主立宪政治。因此，中国要想真正摆脱贫弱，应该抓住根本，在学习西方器物技艺的同时，致力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18省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朝廷，要求整饬朝纲，励行变法，图强御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这封书虽然因朝廷官员的阻挠并未上达到光绪皇帝手里，但康有为等人的救亡图存、变法求强的主张却风靡全国，受到各界有识之士赞同，以致形成一种颇具影响的维新变法思潮，并演变为一场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

维新派不同于洋务派，洋务派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而维新派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维新思想家用进化论、民权说为武器，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们的批判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一些局部性问题的揭露，而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还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即在中国实行君立宪制度。他们办报纸，立学会，创办新式学堂，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鼓吹君主立宪，提倡民权，批判封建专制，使文化教育的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严复是在当时积极传播西学的启蒙思想家，他曾经留学英国，具有深厚的西学修养，他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1898年翻译出版《天演论》，此后进化论风靡中国文化思想界。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与严复不同，并不直接从事引进西学的工作，而是努力创造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其主要方法是用西学来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康有为说：“若夫泰西立国之有本末，重学样，谟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设）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相合，故其致强有由。吾兵、农、学校皆不修，民生无保、养、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贵贱隔绝者，皆与我经义相反，故宜其弱也。”^[9]照此说来，西方的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符合儒家经义的，而清朝的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反倒不符合儒家经义。显然，康有为这里所说的“儒家经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经义，而是体现着资产阶级的经济观念、教育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儒家经义”。实际上，康有为是企图用“托古改制”的办法来变革现实，他所宣扬的儒学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而是一种“儒表西里”的新儒学，一种体现着资产阶级思想和观念的“儒学”，故又称“新学”。

1898年9月，以慈禧为首的封建守旧势力发动政变，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但他们却无法遏制维新思潮的传播和影响，流亡在海外的康、梁等人通过各种舆论阵地继续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维新思潮极大地促进了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思想观念的传播，扩大了新学的影响，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专制主义，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其成就不仅为当时的变法运动造舆论，产生了重大的社会震动，而且对辛亥革命及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产了积极的影响。

八国联军入侵以后，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批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以留学生、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积极组织起来，创办报刊，出版书籍，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逐渐取代维新思潮而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目标很明确：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革命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而是在颠覆清皇朝之后，废除帝制，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如火如荼的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他们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揭露清政府腐败卖国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罪行，旗帜鲜明地反对尊孔读经，提倡民权平等；反对纲常伦理，宣扬民主共和；反对封建迷信，宣传科学道理。民主革命思潮以新的精神风貌和战斗姿态，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广泛地传播民主共和思想，不仅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准备，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并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思潮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11年，辛亥革命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起“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制度革命。但由于旧有经济基础并没有被触动，旧的上层建筑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人们一度为之欣喜若狂的“中华民国”，随着孙中山的退位，袁世凯的上台，便很快有名无实。袁世凯上台后，国家政权落入北洋军阀的手中，社会上的封建守旧势力乘机卷土重来，导演了“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闹剧。与政治上封建势力的复辟活动相呼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发人深省。

三、思想观念的变革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尽管以后出现两次复辟，但都很快失败了，说明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复辟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仅仅有制度层面的变革是不够的。正如陈独秀说：“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是不会成功的。”“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10]由此，中国传统文化的蜕变进入具有决定意义的新阶段——思想观念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个新阶段的标志。

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批判传统的旧观念和旧道德，倡导个性的解放与自由。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发表阐明新文化运动宗旨的文章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六项主张，^[11]要青年树立科学的人生态度。胡适提倡实证主义，实质上也是推行科学的人生观和思维方法。此后《新青年》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12]它以披荆斩棘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陆续发表了胡适、吴虞、刘半农、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的各种论说和白话诗文，全面而猛烈地抨击孔子和封建礼教；大规模公开而激烈地反对传统文艺和传统道德。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想转变为现代社会，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只有国民精神的解放才有社会的革新与进步。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面西化的态度。陈独秀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之大原”，乃是一种“奴隶道德”，“而无独立人格矣。”^[13]胡适公开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希望中国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社会道德都仿效西方。鲁迅要青年多读外国书，少看中国书。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们在否定传统的同时，却为整理传统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那种深刻的民族忧患和为救亡图存不懈奋斗的精神，正是实践儒家修身治国的典范。这说明了什么呢？首先是再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量，不是任何外在力量可以割断的。其次也说明了文化救国的局限。在科技救国、政治救国都没有真正挽救民族危机的情况下，文化救国难免带上倡导者们强烈的主观色彩，出现某种偏激。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4]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没有阻止有识之士向西方寻找真理。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到了救国法宝。从此，一场基本上局限于书斋和知识界的文化运动便转化为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深入，使中西文化的交流从冲突对抗走向融合，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刻的历史变革。

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化的精华，也是西方文化园地的一枝奇葩，它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战斗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各种西方思想文化都涌进来寻找自己生存的土壤，但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只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所接受，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不是偶然的，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所吸收的前提条件。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双重任务：对内推翻封建专制，启发国人的觉悟；对外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势力，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事实不断证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是近代中华民族屡遭灾难的总根源。因此，反帝反封建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旋律。这就预示着，只能是既否定封建主义又揭示资本主义罪恶的新思想，才能适应中国社会救亡与启蒙双重主题的需要。这种新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其次，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势在必然。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立足于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酷事实，向西方寻找真理，介绍西方富国强兵的社会政治理论，力图给中国民众指出一条“与天争胜”之路。但是，洋务运动的破产，戊戌变法的夭折，辛亥革命的失败都证明了效仿西方之路不通。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之路”，困惑不解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清了，只有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又有具体的改造方案，既有踏实的战斗精神，又有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才能帮助中国改变自己的命运。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思想、变易思想、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顺利地被中国民众所接受。如果说，前两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客观必然条件，那么后一点则是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原因。第一，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共产主义理想被中国人接受的根基。经世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在创立儒学时就提倡一种积极用世的精神，后世儒家继承了这种精神，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座右铭，“修身”之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这是人生的归属和价值所在。在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本质精神的中国民众眼中，古代圣贤们描述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几乎没有根本的区别，很容易被饱尝了挫折和屈辱的中国人接受。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变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相通，是各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形成博大精深的重要根源。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一直为后世儒者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明清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狠狠批判其君主专制的一面，再加之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此基础上阐发现代民主和法治思想，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发扬光大。第四，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特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吻合。重行动而不务虚，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理想，既清醒理智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的确更易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民众所接受。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标志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