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
城市作为封建国家统治的据点，在唐代以前主要表现在它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上。至唐代，江南城市的这种特点同样也是存在，它们仍然作为观察使和刺史们的统治基地，代表着政府行使权力，它们是国家分支行政机构的巢穴。从这一点上说，唐代江南城市的主体性质并没有变化。不过，从六朝以来江南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却是渐渐明显，至唐五代时期，城市经济色彩更加浓重，个别城市中唐以后经济色彩甚至盖过了政治色彩，城市的经济意义超过了政治意义，城市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都在发挥重要作用，江南城市的发展演进到了一个较为突出的变化时期。本文所称的江南，主要指浙西、浙东、宣歙三道。
一、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
唐五代时期，江南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城市群，而且密度较高。不过，江南城市群的出现主要是对前代的继承，《隋书》卷31《地理志下》中，丹阳（江宁）、宣城（宣州）、毗陵（常州）、吴（苏州）、会稽（越州）、余杭（杭州）、新安（歙州）、东阳（婺州）、永嘉（处州）、遂安（睦州）等郡是隋代江南州郡的政治中心，而润州和湖州曾一度作为州行政机构设立。该书谈到各城市的商业时说：“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也一都会也。……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也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新安、永嘉、建安、遂安……其俗又颇同豫章。”进入唐五代以后，江南城市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从数量上说，江南增加了一部分城市，城市的密度有所增高，布局渐趋合理。江南新增城市有台州（武德四年）、温州（上元元年）、衢州（垂拱二年）、明州（开元二十六年）、池州（永泰元年）、秀州（天福五年）等六个城市。
城市的产生，自然条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述六个城市，江南东部沿海地区有台、温、明、秀四个，表明江南东部地区的开发已达到一定程度，城市的设立是当地经济日趋发展的结果，同时城市设立后反过来对当地经济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衢州的设立，是衢江流域经济地位上升的结果，由杭州经浙江向南进入岭南和福建的江南重要水陆线交通线横穿这里，可以想见衢州城的设立与这一地区交通运输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池州的设立与当时刚平定农民起义相关，带有浓厚的军事因素，但此后池州的发展表明这个城市的兴旺主要依靠了长江这一重要水上通道，州城能够一直设立下去而且带动沿江地区的开发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因素。至此，江南城市的格局已经形成，北宋以后的几个封建朝代，江南大体上不再增设新城市，这也反映了唐五代时期城市布局的相对合理性。
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是前朝所不能比拟的，城市对地区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举几个主要城市为例。
昇州北濒长江，可以“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1)，水路交通十分方便。昇州东邻润州，西邻宣州，位处经济发达地区。昇州本是南朝首都建康，隋亡陈后，一度遭到有意识的削弱，唐将其降为上元县后，经济地位更有所下降，但商业经营并没有停止。杜牧曾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2)沿长江前来的商人熙熙攘攘，所谓“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3)。唐末五代，昇州地位上升，至南唐时，金陵的商业活动十分繁盛，成了江南西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
润州与扬州隔江对峙，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处于运河的入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独称列岳”，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4)。润州是浙西观察使的治所，凭借了长江和江南运河而工商业发展较快。刘禹锡曾描绘润州的繁荣：“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铙。”“碧鸡白马回翔久，却忆朱方是乐郊。”(5)
常州位于“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便利处，早在武则天长安间就被称为“毗陵大藩”(6)。常州城市经济作用比较重大，“当全吴之中，据名城沃土……吴中州府，此焉称大”，“江东之州，常州为大”(7)，商业十分繁荣。时人曾说：“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8)据笔者推测，常州城内最多时有13至14万人。
无论是城市的规模还是商业经营的蓬勃，苏州在江南城市中是少见的，“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地广人庶”(9)。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段，面临太湖，北可出海，沿长江可到内地，因此被称为“雄郡”，“东吴繁剧，首冠江淮”(10)。苏州城内商业经营十分繁盛，“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11)。苏州市内，各类商人云集，“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也康”(12)。苏州城周长达42里，有人口约20至30万之间。
杭州位处江南运河和钱塘江、浙东运河的交汇处，“当舟车辐凑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13)。杭州的商业相当繁荣，所谓“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14)，行商坐贾，热闹繁盛。杭州是对外贸易的一个港口，沿海贸易的一个集散地。由于占有交通便利的条件，从福建、浙南、浙东来的商人都得通过杭州沿运河前往北方，“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15)。五代时的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16)，是江南最大的城市，城周70里，有20多万人口。
越州西可至杭州进入运河北上，或进入浙江南下，东至明州后可出海，向北也可跨杭州湾到达嘉兴，交通占据了优势，商业比较兴盛。早在唐前期越州发展就较快，是“南越之奥壤”(17)。中唐设观察使后，越州“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18)，是浙东七州的经济中心。唐后期崔元翰说：“越州号为中府，连帅治所，监六郡，督诸军。视其馆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19)越州商业的发展得益于交通的方便和物产的丰富，这是显而易见的。
明州城虽设立于开元年间，但由于海路交通的发达，适应了中唐以后交通发展的需要，使得经济实力大增，是唐五代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唐代宗时就有人说：“浙右巨镇，甬东孤城。”(20)九世纪以后中日之间的交通大多通过明州来完成的。新罗与吴越国之间的交通，也常经明州至杭州。宋人总结了明州自唐五代以来的经济功能后，对明州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勾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之要会也。”(21)
宣州北临长江，从州城到长江有水道相通，“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22)。元稹曾谈及宣州说：“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管干剧职，灵盐近戎。分务简僚，不易宜称。”(23)宣州周围山地丘陵众多，物产特别丰富，商贸交易兴盛。薛邕任刺史时，“劝农殖谷，百谷年丰，通商鬻货，万货云丛，阐道都会，敦儒泮宫”(24)。至五代时期，宣州地位仍很突出，“宣城奥区，国家巨屏”，“宣城重镇，陪京之南，制天险之津梁，据三楚之襟带，境环千里，邑聚万民，我朝以来，戎寄尤切”(25)。
此外，湖州、歙州、婺州、温州、台州、池州、睦州、处州、衢州等一批新老城市，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城市的商业作用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如湖州是“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土控吴兼越，州连歙与池，山河地襟带，军镇国藩维”。城中商业发达，交贸旺盛，“春桥垂酒幔，夜栅集茶樯”(26)。歙州，韩愈云：“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后相望也。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27)衢州，贞元间曾被称为“浙东大郡”。温州和台州也成了唐末至五代沿海的对外两个重要港口，“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实东南沃壤，一巨都会”(28)。这些城市，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对本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
与以往城市有所区别的是，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在日益增强。
1．市场商业经济的普遍繁荣
唐代，大城市实行坊市制。坊市制也推行到江南的大城市中，苏州、润州、金陵、越州等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大中末，柳条青“乞食于苏市，尝击筇踏歌，得钱辄饮。……因雪冻死于市，市人具棺瘗于齐门之左”(29)。冻死一般都是在夜里，看来苏州市夜间并不清场，市内仍有人居住。五代时，卢文进为润州节度使，“润州市大火，文进使马步使救之，益炽，文进怒，自出府门斩马步使，传声而火止”(30)。润州市就在子城附近。江南市也按政府规定设立市令等官员。如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31)路随为润州参军时，与观察使李锜不合，李锜“使知市事，随翛然坐市中”(32)。池州人胡澄“偶至市，见列肆卖首饰者，熟视之，乃妻送葬物也”，知市内商品也十分丰富(33)。
不过，在长安京城以社会治安为主要目的设立的坊市制及只能白天经商的规定在江南显示出了比其他地区更高的灵活度。一方面有市的存在，主要商业活动在市中进行。另一方面，市制的规定并不严格，新的小规模经商市场的出现在一些城市中比较常见，加上对居民夜间活动较少限制，在城内随处可见夜间商业交换现象。
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新的经商场所不时涌现。湖州贞元时刺史李词开拓东郭门置阊门，“以门内空闲招辑浮客，人多依之”。门前的运河上，元和时刺史辛秘建了一座人依桥。之后，随着水陆交通的方便，这儿遂“集商为市”，成了一个自发的商品经营场所，而这一切都是与官员的努力有关(34)。越州靠近海边，“暮雪连峰近，春江海市长”，这个海市的形成主要与海上运输的便利和海上渔业有关(35)。润州紧逼长江，遂形成了“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江市的出现与江上来船经营密切相连(36)。徐知谔在润州时，“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37)。这些列肆显然并不是在市中。杜荀鹤谈到苏州“草履随船卖，绫梭隔水鸣”(38)，可知小商品的出售在城区内并不受到严格的地域限制。
夜间商业活动的出现，表明了江南城市商业交换的活跃，标志了城市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实行的严格时间管理制度至这时由于城市经济因素的上升而渐渐松懈。富人贾三折，“夜以方囊盛钱于腰间，微行市中买酒，呼秦声女置宴”(39)。百姓夜间可进入市中，而且还可以购买东西，看来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中，夜间经商是官府允许的，只是限于照明条件，夜晚做生意总不如白天来得兴盛。《稽神录》卷2载建康有一乐人，“日晚如市”，可知金陵市门到了晚上并不关闭，百姓来去自由。宣州也有夜市，张乔说：“暝火丛桥市，晴山叠郡楼。”(40)宣州的这个桥市是否就是州市并不重要，关键是夜间商业活动在郡楼底下是被政府允许的。苏州的夜间商业最为兴盛。白居易云：“皋桥夜沽酒，灯火是谁家？”(41)皋桥边白天商业活动兴盛，但到晚上仍有酒店在营业，作为刺史的白居易并没有下令禁止，看来夜晚经营是合法的事情，早已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杜荀鹤曾云：“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又云：“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42)《吴郡图经续记》卷中认为杜氏所指，大概是指苏州市中的新河，据此，苏州市中夜间也有商业活动。
从总体上说，商业经营并不仅仅局限于市中，新的经营场所不断出现，甚至这种新场所是地方官员设立的，这在江南北部的一些城市中比较多见。夜间经营主要出现在北部交通要道旁的金陵、苏州等城内。这种夜间营业一直是允许的，从不见地方官员出面进行干涉。看来，在江南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市的商业发展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需要，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遂成了合理合法的。这种变化，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后的必然趋势。
2．城市服务性行业的蓬勃兴起
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由于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需要大量各个行业的手工业工人来为他们服务，所以城区内生活着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城市建筑需要木工，日常生活家具要有人来制造，大量的木匠遂出现在城市各坊中。如温州城内有木工李彦等人在劳作，建康城内也有木工在做家具。有人送给建康人杜鲁宾三根木棒，杜“命工人剖之”(43)。大城市内已有专门的清洁工，《金华子杂编》卷下云：“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能就是保养河道之类的工人。南唐周则，年轻时专以制造雨伞为业，李后主曾问及其事，周则说：“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霪雨连月则道大亨。”(44)皮日休谈到苏州城内有大量制造金银器的工人：“吴中铜臭户，七万沸如臛。”(45)城市还需要大量的简单劳动力，于是就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浮梁县令张某秩满到京师，在华阴碰到了一个黄衫吏，吏对他说：“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46)这个脚力就是宣州的自由劳动力。而在延陵县，陈生欲“求人负担药物”(47)，到佣作坊中寻找人帮忙，想来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在大城市中都是存在的。
服务性商业的兴盛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江南城市中，服务性商业主要有饮食业、服装业、房产业等。
大城市中酒店特别多。杜牧曾谈到润州市中酒楼：“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48)金陵地处南北冲要，酒楼最为多见，李白云：“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又云：“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孙楚酒楼在金陵城西，秦淮河边(49)。《稽神录》卷6云：“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称。……居一日，江宁大火，朱雀桥西至凤台山居人焚之殆尽，此店四邻皆为煨烬，而王氏独免。”酒店开到了县治的边上，想来大街小巷都可能有酒楼出现。苏州酒楼特别多，有街巷以酒店闻名，“唐时有富人修第其间，植花浚池，建水槛风亭，酿美酒，经延宾旅。其酒价颇高，故号大酒巷”(50)。杭州酒楼有夜间经营的，“高楼酒夜谁家笛，一曲《凉州》梦里残”(51)。湖州出名酒，市内也有大量酒楼，杜牧曾云：“金钗有几只，抽当酒家钱。”(52)明州、宣州城内均有不少酒肆。
各种饮食摊店遍布江南城市。吴县朱自劝死后，其女入寺为尼，大历三年，“令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53)，可知市内有专门出售饼类的商店。“池州民杨氏以卖鲊为业。尝烹鲤鱼十头，令儿守之”(54)。鲊是用盐、糟腌制的鱼，是人们特别喜爱而在市场上供应较多的一种食品。江南许多城市靠近江湖，水产品制成的熟食成了当地的特产。湖州仪凤桥南有鱼脯楼，吴越国时在此专门曝鱼脯上贡，但“春月尤多，作以供盘饤”，“今乡土鱼脯甚美”。上贡用不了这么多，就用来出售，因此鱼脯楼十分有名(55)。
江南各城市中，出现了许多著名食品。吴越杭州“有一种玲珑牡丹鲊，以鱼叶斗成牡丹状。既熟，出盎中，微红，如初开牡丹”。湖州有“吴兴连带鲊”，“不发缸”，被收进韦巨源《家食帐》。吴兴人“敛牛乳为龙华饭”，“设客以吴兴脔团糟”。南唐时的金陵，北方士大夫大量涌至，讲究饮食之风大盛，如金陵面点制作有“建康七妙”，如虀可照面、馄饨汤可注砚、饼可映字、饭可打擦擦台、湿面可穿结带、饼可作劝盏等名品(56)。
城市中服装鞋帽的制造和销售，是服务性商业的一个重要行业。在金陵、杭州、越州、宣州有各种各样的裁衣肆，专门为城市居民制造衣服和鞋帽，同时在大城市中也出现了销售衣帽的行业。刘茂忠为刺史时，有一女养在金陵，“及金陵城陷，为兵人所掠在师，茂忠使女仆入诸营部，托鬻衣而窃求之”(57)，可知出售衣服在城内是比较常见的。
城市内有大量公私逆旅供外地人住宿，但如果外地人要长久住在江南，许多人想到了购置、求租房产这一办法，因此江南大城市中房产出租、买卖比较盛行。苏州华亭令曹朗官秩将满，来到苏州“置一宅，又买小青衣，名曰花红……后逼冬至，朗缘新堂修理未毕，堂内西间贮炭二百斤，东间窗下有一榻，新设茵席，其上有修车细芦废十领，东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库，一房即花红及乳母，一间充厨”(58)。从曹县令在苏州购房居住，同时添置了大量日常生活用品这一事例上可以看出，城市房屋的买卖，对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作用是相当大的。房屋可以出租，虔化县令王蟾罢任归金陵，“自出僦舍”，租借房子居住(59)。
药材业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业，为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作出的贡献不小。上引《续仙传》谈到苏州人王可交在明州卖药，而金陵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开有一个药肆，有豫章客人“恒来市药”(60)。湖州僧道闲善药术，刺史崔玄亮向他求药，道闲“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锅，纳一紫丸……”(61)汞应该是放在药铺中出售的。
3．城市中特殊消费阶层的出现
中唐以后，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庞大的消费阶层。在中国古代一般城市中，城市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为政府机构服务的各色徭役以及一部分商人及城市手工业者等，但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中还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富豪、停职官员、北方士大夫、文人、妓女之类的人物，他们逗留在江南地区，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中过起奢侈生活。由于这批人数量相当多，财力雄厚，对江南城市经济的影响较大，他们的消费对城市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并影响到了城市的风俗习惯，可以说他们对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富豪主要集中于金陵、润州、苏州等地。唐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62)。南唐时，金陵富人更为集中。宋人云：“江南当五代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63)《吴郡志》卷2《风俗》谈到：“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整个江南，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就连唐末温州也有衣冠居住。《嘉靖温州府志》卷1《风俗》引章俊卿话说：“隋唐阐海隅之化，而江浙尽为衣冠。”
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大量北方移民来到江南，“避地衣冠尽向南”，其中的富人有许多寄居在城市，使得城市富豪大增，成了消费的生力军(64)。苏州是北方士大夫特别喜爱的一个地方，“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65)。“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66)。吴松弟先生认为苏州经济文化发达，北方移民以其作为重要聚居地，在他的统计中移民数占江南各州第一。润州、常州也不例外，“必然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地之一”。金陵是吸引移民的中心，唐末五代实际移民数量大大多于其他州。杭州是重要的移民迁入区，仅次于苏州和昇州。到越州的士大夫也不少，“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芥之集渊薮”(67)。宣、歙、池地区也有大量移民流入(68)。周振鹤先生认为安史乱后的移民在南方共形成三道波痕，第二道集中于长江沿线，苏南浙北、皖南是这条波痕的一部分，这道波痕“麕集了最多数量的移民”(69)。
官员外出任职，但他们常将家眷安置在大城市居住。南唐末年，润州节度使刘澄计划杀卢绛后投降，恰好这时卢绛对一大将有意见，刘澄私下让大将杀掉卢绛，大将说：“奈家在都城何？”刘澄回答道：“事急矣，当身为之谋，我家百口也不暇顾。”他还说自己“有父母在都下”，是没有办法才这样想的(70)。外地官员在江南任期结束后，有很多人留在江南，而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跟着一块儿定居下来，金陵、苏州、常州、杭州是他们居住的几个重要城市。北宋王禹偁曾谈到唐五代的这种情况：“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至今吴越士人多唐之旧族耳。”(71)
文人也大量寓居江南各城市。刘邺父刘三复尝为李德裕浙西从事，宣宗大中间李德裕被贬，本依附在李德裕门下的刘邺“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72)。泉州人儒学康仁杰“易儒服至金陵”。南唐开科举，举子云集金陵，宣城士人舒雅“保大时随计金陵，怀所业献于吏部侍郎韩熙载”。邱旭“随计金陵，凡九举而曳白者六七”(73)。
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需要以声色犬马为主的娱乐活动，江南城市内遂出现了许多卖艺人和妓女。《云溪友议》谈到元稹在浙东为观察使时，“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江南城市中妓女之多，最能反映当时城市的奢侈消费之风。韩滉在浙西时，“郡有酒妓善歌，色也灿烂”。而崔慎猷在浙西时，润州有“更衣官妓”(74)。杜牧曾云：“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对江南的妓女有深厚感情。在他的诗中，关于池州、湖州等地的妓女诗有多首(75)。白居易诗中关于妓女的内容也很多，谈常州柘枝妓云：“莫惜新衣舞柘枝，也从尘污汗沾垂。”(76)柘枝舞是一种西域传进的少数民族舞蹈，舞女跳时流波送盼，含情脉脉。舞至曲终，“例须半袒其衣”，唐人所谓的“罗衫半脱肩”，实际上是一种脱衣舞(77)。南唐金陵成为都城后，更是聚集了大批妓女。
大城市中消费阶层的逐渐庞大，必然对城市经济有所要求，对社会风气会产生较大影响。吕温曾云：“天宝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嗤衒争驰，声美共寻，损益褒贬，一言千金。”(78)应该说，这是对江南出现城市消费阶层的准确描述。江南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对富豪文人的醉生梦死提供了外部条件，因此“江外优佚，暇日多饮博”(79)，想尽办法寻找一点刺激。在城市消费阶层的推动下，在一些达贵官员的带领下，中唐以后，江南社会风气已发生变化，就像时人所说的那样：“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80)
富人子弟、文人士子喜欢饮酒作乐，以游玩山水为风雅，而江南优美玲珑的自然景色适合了他们的欣赏视角。宝历中，“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常一日里中三数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81)。既云“侨居”，知杨氏本不是苏州人，现在搬进城内主要是为了领略城市优越生活，天天游玩享乐。杭州是文人士子游玩的一个好去处，杭州刺史李播曾说：“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82)即使到五代时期，广陵王父子周围仍有一大批文人在苏州玩乐饮酒。宋凌万顷《淳祐玉峰志》卷下云：“洛阳衣冠所聚，故多名园；夜市菱藕、春船绮罗，则足以见吴中游适之盛。”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到来，他们将自己的爱好带到了江南，江南也兴起了建筑园林的高潮。杭州西湖边上的冷泉亭、观风亭、见山亭，湖州的白频洲，常州的东山风景区，苏州的辟疆园、南园、东墅，等等，均是中唐至五代时期建造。如辟疆园“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是泾县尉任晦定居苏州时建造的(83)。
4．城市商业经济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增强
城市经济作用的扩大，对城市周围的农村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农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多。农民进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提供手工业劳动，另一方面也可为城市提供商品。建康人杜鲁宾家“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也厚资给之。治舍毕，卖土者将去……”(84)相信在建康造房子的人也是进城的农民，而卖砖瓦之人与卖土之人一样，都是农民出身，来往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大城市的日常生活用品有许多是从农村运入的，陆龟蒙有诗云：“吾江善编蓬，圆者柄为伞。”苏州近郊百姓编织蓬伞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城市烧饭用的柴火也要靠附近农村提供，苏州近郊就有人“以出卖薪木为业”；歙州许宣平也“负薪以卖”(85)。农民还为城市大量提供副食品，可举肉食来说明。其时肉食主要有猪、鸡鸭鹅、牛等。浙江四明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显然养猪是为了出售(86)。南唐陈乔在金陵追求的生活十分奢侈，“食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风味不浅。’”(87)猪肉是当时最多见的肉食，但供应者必定都是近郊农民。鸡鸭鹅小家禽大多是靠农民养殖，一部分进了城市。武则天久视元年，“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88)。吴越胡进思年轻时以屠牛为业，后“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千斤”。忠逊王问胡进思一般大牛杀后可得多少肉，进思说：“不过三百斤。”忠逊王也因此知道了官吏在瞎胡弄(89)。肉类提供这般，其他如鱼类、蔬菜、粮食等物品的供应也无不如此。可见，城市对农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农民渐渐离开土地而依赖城市经济。
此外，城市经济对农业发展也有影响，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大清一统志》卷82《池州府》云：“卖花楼，在建德县南半里许，相传唐及五代时有花楼二十四间，土人善剪绣作花簇，丹阳、浔阳、鄱阳诸郡置酒会，多至此市花。”池州花卉的种植，纯粹是为了适应城市的消费需要。陆龟蒙谈到苏州城外的卖花老人：“故城边有卖花翁，水曲舟轻去尽通。十亩芳菲为旧业，一家烟雨是元功。”(90)卖花老人由于花的质量较高，常常有城里人到他的花圃里来要花，所以十亩土地全部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花卉。在江南离城市不远的地区，商业性经济作物的种植渐渐增加，这多少与南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联，如茶叶、蚕桑、水果、湖荡水产品等，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大。郑学檬先生谈到太湖地区的商业性农业时说：“太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经营的多样化，打破了千百年来墨守成规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开始造成自然经济的崩溃瓦解；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同时，密切了地主经济、农民经济和市场的联系。”(91)商业性农业受城市经济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江南城市经济功能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浙西地区的一些城市，苏州、金陵、杭州无论是商业的发展还是城市商业服务性能的加强、消费阶层的活跃等几个方面，都最为突出，具备了宋代以后城市发展应有的一些基本特征。其次常州、润州、湖州商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浙东地区城市经济功能最强的当是越州，宣歙地区以宣州比较明显。其他城市经济功能也有一定的表现，但限于资料，所见并不突出，与以前的城市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三、江南的经济中心城市
在唐五代三百多年中，江南城市的发展速度并不一样，城市地位不断发生着升降变化。唐前期，江南的中心城市实际有三个，即润、宣、越。如景云时置都督府，四大都督府中江南一个也没有，但江南有两个中都督府，即润州和越州。开元八年置十道按察使，江南东道按察使设在润州，江南西道按察使设在宣州(92)。此后，这三州又是三道观察使的治所。当然，其时三州地位最高，有军事和政治的原因，但在商业经济都不太发展的时期，它们在经济上也同样是江南影响力最大的城市。
中唐以后，经济性能浓重的城市开始兴起，苏、杭的发展快于一般城市。《吴郡志》卷50《杂志》云：“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范成大认为苏州城市经济的水平在江南应放在第一位，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知这的确不是虚语。刘禹锡为苏州刺史时说：“伏以当州口赋，首出诸郡。”(93)这是从苏州的综合经济实力上说的，比起江南其他州要更胜一筹。白居易说：“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土虽沃而尚劳，人徒庶而未富。”(94)苏州与杭州相比，苏州的发展更快，所以杜牧说：“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95)按杜牧的意思，苏州第一，杭州第二。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5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不过，杭州的兴起，实际上多少削弱了越州的中心地位。杜牧说：“杭州大郡……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96)这个税钱里面，估计一部分是商税。至唐末钱镠击败董昌，越州的经济中心地位完全让给了杭州，相反杭州由于地处两浙中心，成了吴越的都城，发展力度更大，是浙东与浙西交汇处的一个经济中心。其次就润州来说，在经济上发挥出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交通货运上，而润州城市商业发展比不上苏州，经济上的影响力也不够。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交通的便利，润州在唐后期表现出的政治和军事作用超过了经济上的作用，太湖北部经济中心地位逐渐让位给苏州。唐末混乱，运河一度被切断，润州交通中心的地位也让位于金陵这一重新兴起的大城市。宣州是宣歙地区的经济中心，“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97)，但随着金陵成了南唐首都，由于地理上比较靠近，宣州的经济作用有所削弱，相反金陵的经济辐射力却日益加强，所以五代时的宣州实际并不再是一个经济中心了。
江南城市的第一层次，是指江南区域内的几个经济中心城市。所谓经济中心城市，不但对本州经济有绝对的影响作用，而且对相邻地区的经济也构成一定的影响。这些商业中心城市，对周围城市经济有一定的吸引力，经济辐射也较一般城市为大，发生流通的范围和流通量也超过一般州城。唐代前期，经济中心城市主要有越、润、宣。唐代后期是一个变化时期，越州、宣州、润州在发展，而苏、杭发展更快，这时的经济中心城市主要是苏、越、宣三城。杭州称第一等城市稍觉勉强，但发展很有潜力，离中心城市已为时不远；润州城市经济发展不明显，已算不上经济中心城市了。五代时期，越州、宣州地位下降，苏、杭、金陵是三个发展较明显的经济中心。
江南其他的城市都应该列入同一层次之中，不过城市经济的发展受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快慢不一。发展较快、经济功能较强的几个城市，如常州、湖州及唐后半期的润州、明州等，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对本州经济的影响较大。这些城市的商业活动比较频繁，但对相邻州的经济辐射力不大。江南此外的一些城市如睦、婺、衢、台、温、处、歙、池等州，它们虽也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和交通集散地，但城市对本州的经济影响力很小，经济的辐射力实际仅局限于府治所在县附近，从经济功能和实力来说比一般县城略大一些，城市的发展变化不是很大。这些城市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城市经济实力还有待于发展。如台州，虽唐末五代航海贸易有一些发展，但就如宋人评说的那样，台州经济是比较落后的：“然自唐以前，颇号僻左。本朝南渡后，陶和染醇，文物滋盛，乃始以胜壤名天下。”(98)如处州：“地险而瘠，人贫而劳，茧丝之税，重倍他郡，故逢穰岁也未若他郡之平年也。”(99)整州的经济比较落后，城市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对此，我们在研究时应充分注意。
（本文原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注释】
(1)《太平寰宇记》卷90《昇州》。
(2)《樊川文集》卷4《夜泊秦淮七绝》。
(3)《全唐诗》卷743沈彬《金陵杂题》。
(4)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垂拱052（无志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文苑英华》卷408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
(5)《刘禹锡集》卷28《重送浙西李相公》。
(6)《全唐文》卷207姚崇《兖州都督于知微碑》。
(7)《全唐文》卷409崔祐甫《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铭》；独孤及：《毗陵集》卷5《谢常州刺史表》，四部丛刊本。
(8)《全唐文》卷522梁肃《独孤公行状》。
(9)《白居易集》卷55《张正甫苏州刺史制》。
(10)《全唐文》卷693元锡《苏州刺史谢上表》。
(11)《白居易集》卷24《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登阊门闲望》。
(12)韦应物：《韦江州集》卷7《登重玄寺阁》，四部丛刊本。
(13)王昶：《金石萃编》卷119《镇东军墙隍庙记》，中国书店1985年版。
(14)《全唐文》卷316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15)《全唐文》卷736沈亚之《杭州场壁记》；《文苑英华》卷811罗隐《杭州罗城记》。
(16)《旧五代史》卷133《世袭列传》；《清异录》卷上“地上天宫”条。
(17)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久视005《许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8)《樊川文集》卷18《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19)《全唐文》卷523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记》。
(20)《毗陵集》卷19《为明州独狐使君祭员郎中文》。
(21)《乾道四明图经》卷1《分野》。
(22)《李白集校注》卷12《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23)《元稹集》外集卷5《授卢萼监察里行宣州判官制》。
(24)《全唐文》卷990阙名《大唐宣州刺史薛公去思碑》。
(25)《全唐文》卷878徐铉《朱业宣州节度使制》；卷879徐铉《魏王宣州大都督制》。
(26)《全唐诗》卷527引杜牧诗句。
(27)《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9《送陆歙州诗序》。
(28)《唐会要》卷54《给事中》；《明一统志》卷48《温州府》。
(29)《正德姑苏志》卷56《人物二十二》。
(30)陆游：《南唐书》卷9《卢文进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31)《太平广记》卷333引《纪闻》“季攸”条。
(32)《册府元龟》卷729《幕府部·辟署四》。
(33)徐铉：《稽神录》卷3“胡澄”条，中华书局1996年版。
(34)谈钥：《嘉泰吴兴志》卷19《桥》，《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浙江通志》卷35《关梁三》引《万历湖州府志》。
(35)《全唐诗》卷244韩翃《送张渚赴越州》。
(36)郑文宝：《江表志》卷1，《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二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37)卢宪：《嘉定镇江志》卷14《五代润州刺守》，《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38)杜荀鹤：《唐风集》卷1《送人宰吴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冯贽：《云仙杂记》“方囊盛金钱”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0)《全唐诗》卷638张乔《送友人归宣州》。
(41)《白居易集》卷24《夜归》。
(42)《唐风集》卷1《送友游吴越》、《送人游吴》。
(43)《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上》；《稽神录》卷5“破木有肉”条，《稽神录》拾遗“杜鲁宾”条。
(44)《清异录》卷下“高密侯”条。
(45)《全唐诗》卷608《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
(46)《太平广记》卷350引《篡异记》“浮梁张令”条。
(47)《太平广记》卷74引《逸史》“陈生”条。
(48)《樊川文集》卷3《润州》。
(49)《李白集校注》卷15《金陵酒肆留别》、卷19《玩月》。
(50)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往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1)孙望辑：《全唐诗补逸》卷9张祜《登杭州龙兴寺三门楼》，《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
(52)《樊川文集》卷3《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
(53)《太平广记》卷338引《广异集》“朱自劝”条。
(54)《稽神录》卷3“池州民”。
(55)《嘉泰吴兴志》卷18《食用故事》。
(56)《清异录》卷下；《云仙杂记》。
(57)龙衮：《江南野史》卷10《刘茂忠传》，《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三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58)《太平广记》卷366“曹郎”条。
(59)《稽神录》卷1“王瞻”条。
(60)《稽神录》拾遗“杜鲁宾”条。
(61)《太平广记》卷73引《唐年补录》“崔玄亮”条。
(62)《太平广记》卷231引《博思志》“陈仲躬”条。
(63)董逌：《广川书跋》卷10《李后主蚌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4)《全唐诗》卷248郎士元《盖少府新除江南尉问风俗》。
(65)《李白集校注》卷26《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66)《全唐文》卷519梁肃《吴县令厅壁记》。
(67)《全唐文》卷783穆员《鲍防碑》。
(68)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278页。
(69)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7期。
(70)《十国春秋》卷30《刘澄传》。
(71)王禹偁：《小畜集》卷30《柳府君墓碣铭》，四部丛刊本。
(72)《册府元龟》卷729《幕府部·辟置四》。
(73)《十国春秋》卷31《康仁杰传》、《舒雅传》、《邱旭传》。
(74)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北梦琐言》卷4。
(75)《全唐诗》卷524《遣怀》；《樊川文集》卷3《见刘秀才与池州妓别》、《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池州李使君没后十一日处州新命始到后见归妓感而成诗》等。
(76)《白居易集》卷23《看常州柘枝赠贾使君》；同卷另有《柘枝妓》、《醉戏诸妓》、《闻歌妓唱严郎中诗因以绝句寄之》等。
(77)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5～67页。
(78)《全唐文》卷631吕温《祭座主故兵部尚书顾公文》。
(79)《太平广记》卷251引《抒情诗》“冯衮”条。
(80)《成化重修毗陵志》卷40。
(81)《太平广记》卷347引《宣室志》“吴任生”条。
(82)《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83)《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吴郡志》卷25《人物》。
(84)《稽神录》拾遗“杜鲁宾”条。
(85)童养年辑：《全唐诗续补遗》卷6，《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甫里先生文集》卷16《送小鸡山樵人序》；沈汾：《续仙传》卷中“许宣平”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6)《太平广记》卷439引《集异记》“李汾”条。
(87)钱易：《南部新书》卷戊，中华书局2002年版。
(88)《朝野佥载》卷4。
(89)《十国春秋》卷88《胡进思传》。
(90)《甫里先生文集》卷8《阖闾城北有卖花翁讨春之士往往造焉因招袭美》。
(91)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7页。
(92)《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二》。
(93)《刘禹锡集》卷17《苏州举韦中丞自代状》。
(94)《白居易集》卷68《苏州刺史谢上表》。
(95)《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96)《樊川文集》卷16《上宰相求杭州启》。
(97)《元稹集》外集卷5《授卢萼监察里行宣州判官制》。
(98)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地理门一》，《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99)《全唐文》卷613韦纾《括郡厅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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