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名相姚崇嫉忌大臣探析
唐玄宗上台，于先天二年（713）十一月，召同州刺史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迁紫微令，进封梁国公。史称：“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1)玄宗最初几年的政事，全在姚崇的操控之下，开元时期的稳定和发展是由姚崇奠基的，正如史家所说的：“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2)认为是有唐三百年历史上最有功勋的几位宰相之一。
按理，姚崇打理全国政事有方，应该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不过人们发现姚崇大权在握后，竟然将多位大臣倾轧出了朝廷，似乎人品有很大的问题。隐藏在史书记录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值得后人进行详细分析。
一、姚崇嫉忌的大臣
所谓姚崇倾轧大臣的事例在史书中可以找到多起。
如《新唐书》说：“然资权谲。如为同州，张说以素憾，讽赵彦诏劾崇。及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于是出说相州。”(3)又云：“素与姚元崇不平，罢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4)从这两条资料来看，张说和姚崇之间积怨有点时间了，从前因后果来说是张说先对不起姚崇，而姚崇是回敬了一下，所以说姚崇“权谲”理由不算太充分。
除张说，姚崇还与不少高官关系不协。如：“开元初，进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俄以太子少保罢。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郁怏散职，有怨言。诏有司鞫治。……翌日，贬睦州刺史，削实封户六百。”(5)《旧唐书》也谈到刘幽求开元初“除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怏于散职，并有怨言，贬授睦州刺史，削其实封六百户”(6)。与姚崇对张说的“素憾”一样，姚崇对刘幽求是“素嫉忌之”，积怨由来已久。
姚崇和钟绍京的关系也不和谐：“玄宗即位，复召拜户部尚书，迁太子詹事。时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因奏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刺史。”(7)史书又云：“玄宗即位，复拜户部尚书，增实封，改太子詹事。不为姚崇所喜，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贬果州刺史，赐封邑百户。”(8)姚崇对钟绍京是“素恶”，全凭个人好恶，原因与刘幽求基本相同，也是由怨言引起的。
与姚崇关系不协的人还不少，如魏知古：“与姚元崇不协，除工部尚书，罢政事。”(9)《旧唐书》也云：“姚崇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10)从史书的笔法来看，姚崇做人不地道。
再如赵彦昭，史云：“彦昭本以权幸进……于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旧恶，会姚崇执政，恶其为人，贬江州别驾，卒。”(11)又云：“俄而姚崇入相，甚恶彦照之为人，由是累贬江州别驾，卒。”(12)不过赵彦昭曾弹劾过姚崇，现在为他人所劾有“旧恶”，姚崇对他有看法于理说得过去。
此外，还有两人疑似与姚崇关系不协，只是史书的描写不太明显，比较隐晦。
其一是郭元振。据《旧唐书》云：“玄宗于骊山讲武，（郭元振）坐军容不整，坐于纛下，将斩以徇，刘幽求、张说于马前谏曰：‘元振有翊赞大功，虽有罪，当从原宥。’乃赦之，流于新州。”(13)同书又云：“先天二年，玄宗讲武在新丰驿，召元之人郭元振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迁紫微令。”(14)对骊山讲武，《新唐书》的描述较为详细：“会玄宗讲武骊山，既三令，帝亲鼓之，元振遽奏礼止，帝怒军容不整，引坐纛下，将斩之。”(15)关于姚崇是怎样接替郭元振的，《新唐书》说：“先天二年，玄宗讲武新丰。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诣行在。时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猎渭滨，即召见，帝曰：‘公知猎乎？’对曰：‘少所习也。臣年二十，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兽为乐。郭元振……然少为猎师，老而犹能。’帝悦，与俱驰逐，缓速如旨，帝欢甚。既罢，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翌日，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以西北边境战功起家，所以“自恃功勋”，被贬后“怏怏不得志”(16)，而姚崇并不擅长军事，只会打猎骑马，却接替了他的位子，不竟令人疑惑。郭元振坐军容不整之时，恰是玄宗与姚崇密谈“欢甚”的时候。显然，就是军容没问题，玄宗也是想提拔姚崇，坐郭元振的位子。这里我们隐约看到，因所谓的军容不整就把郭元振免职，可能与姚崇与玄宗的谈话有一定的关系。
另一位是王琚：“或告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怨望语，下紫微省按问，幽求等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戊子，贬幽求为睦州刺史，绍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边军未还，亦坐幽求党贬泽州刺史。”(17)因怀疑王琚与刘幽求、钟绍京关系密切，被贬到地方上任刺史。司马光这里谈到姚崇为刘幽求、钟绍京向玄宗求情，从上引两《唐书》来看可能性不大，或者即使求情也是君臣之间的演戏而已。《新唐书》说：“帝于琚眷委特异，豫大政事，时号内宰相。……或说帝曰：‘王琚、麻嗣宗皆谲诡纵横，可与履危，不可与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士以自辅。’帝悟，稍疏之。”(18)王琚被贬，是有人说了坏话，究竟是谁今天无法确定，但说不定与当时得宠的宰相姚崇有所关联。
那么，姚崇为什么要对这么多同僚倾轧不已，难道真是和他为人“权谲”的品格有关？
二、被罢贬大臣的政治交集点
姚崇为相后，与张说、刘幽求、钟绍京、魏知古、赵彦昭、郭元振等众多官员有着重大的矛盾，细细分析，如果只是用姚崇的人品来解释，很多问题是很难说得通的。我们发现，姚崇与这些官员矛盾的类型好像相差不多，可以考虑这些矛盾可能与睿宗、玄宗之际的政治斗争有着某种关联。
在这些人中，除王琚外，其他人在政治上是有着一些交集的。直接地说，这些人相互关系的交集点是在唐睿宗身上，他们与睿宗的关系非同一般，在睿宗朝的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
据《新唐书·张说传》，睿宗即位时，张说被擢为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仅过了一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景云二年（711），政治激流涌动，意外事件频现。某天睿宗对张说曰：“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为我备之。”张说一思量，马上说：“此谗人谋动东宫耳，陛下若以太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祸塞矣。”平定中宗韦后之乱时，李隆基利用了禁军的力量，此时有人说有“急兵入宫”，就是指手握禁军的太子李隆基要对睿宗谋不轨，张说一听就知道是有人要诬陷太子，所以干脆说动睿宗让太子监国，可以向外人表示出睿宗和太子之间关系密切。不久，太平公主以张说“不附己”，景云二年十月，张说授尚书左丞，罢政事，为东都留守。至此张说远离了政治旋涡，直到先天二年七月太平公主被诛，九月才召为中书令，离开政治权力场约两年时间。
刘幽求是平定韦后的主要功臣，因而景云二年拜侍中，先天元年（712）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宰相窦怀贞、崔湜等依附太平公主，“有逆计”，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等商量后，让他去对玄宗说：“湜等皆太平党与，日夜阴计，若不早图，且产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请督羽林兵除之。”(19)玄宗认可了两人的计划，还没有动作，事情却败露了，“玄宗大惧，遽列上其状，睿宗下幽求等昭狱，令法官推鞫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疏间亲，罪当死。玄宗屡救获免”(20)。于是在先天元年八月罢为封州。第二年，太平公主诛，才召复旧官，知军国事。为了睿宗的“高枕”，刘幽求和禁军首领一起联络玄宗，结果事情未成。
钟绍京于景龙中为苑总监，因参与平定韦后之乱，进中书令、越国公，不过他在睿宗朝“以赏罚自肆，当时恶之，因上疏让官”，而睿宗表面上进他为户部尚书，君臣之间显得仍是难分难舍，但实际上对他有所看法，出为彭州刺史。玄宗即位，拜户部尚书。
魏知古，与睿宗的关系十分密切，曾为相王府司马。睿宗立，“以故属拜黄门侍郎，并修国史”。之后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为太子时，又兼左庶子。先天元年，为侍中。明年，封梁国公，“窦怀贞等诡谋乱国，知古密发其奸，怀贞诛，赐封二百户”(21)。开元元年，黄门监，第二年，改紫微令。
郭元振在睿宗即位后，征拜太仆卿，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二年，同中书门三品，后转兵部尚书。这年冬，“与韦安石、张说等俱罢知政事”。先天元年，为朔方军大总管，明年，复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之乱，“玄宗发羽林兵诛之，睿宗登承天门，元振躬率兵侍卫之。事定论功，进封代国公，食实封四百户，赐物一千段”(22)。这件事，《新唐书》说是：“睿宗御承天门，诸宰相走伏外省，独元振总兵扈帝，事定，宿中书者十四昔乃休。”(23)可见，郭元振对睿宗忠心耿耿。
赵彦昭，年少时与郭元振、薛稷、萧至忠关系特别好，景龙中曾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睿宗立，先后在宋、归、凉州任职，后入为吏部侍郎，持节按边，迁御史大夫。萧至忠等诛，“郭元振、张说言彦昭与秘谋，改刑部尚书”(24)。对此，《旧唐书》说：“彦昭素与郭元振、张说友善，及萧至忠等伏诛，元振、说等称彦昭先尝密图其事，乃以功迁刑部尚书。”(25)诛灭太平公主，郭元振、张说认为赵彦昭也是出谋划策人之一。
上述六人中，按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刘幽求和钟绍京两人较为密切。在平定韦后之乱时，“幽求与玄宗潜谋诛之，乃与苑总监钟绍京、长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暕等夜从入禁中讨平之”(26)。两人在这次平定叛乱中起的作用很大，所以睿宗一旦掌握政权，两人随即升为宰相。六人中的郭元振和赵彦照是发小，后来再加上张说，三人平日里十分亲近，抓捕萧至忠等太平公主派系官员的时候相信是共同讨论过的，所以事后三人均升了官。魏知古和上述官员的关系，似乎有点若即若离。此外还有那位王琚，虽然司马光怀疑他与刘幽求、钟绍京关系密切，但实际上这种怀疑还是有点依据的。玄宗为太子时，王琚曾对他说过：“今刘幽求、张说、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辅殿下。太平之党，必有移夺安危之计，不可立谈。”(27)也就是说，王琚在消灭太平公主时，竭力主张玄宗应该用刘幽求、郭元振、张说等人。虽然史书上没载他们几个平时聚在一起讨论政事，但相互感情和关系比较密切是有可能的，因而司马光的怀疑是正常的，并不是空穴来风。
这七位受姚崇排挤的大臣，有一个内在的因素将他们串联到了一起，即他们与睿宗的关系。他们要么是平定韦后为睿宗即位立了大功的，如刘幽求、钟绍京；要么为了解决太平公主而为睿宗父子谋划出力的，如谋划者有刘幽求、张说、赵彦昭、魏知古、王琚、郭元振，如出力者有郭元振、王琚；要么是睿宗的老师，如魏知古。他们在睿宗时期大多先后曾是宰相，手握政事大权，郭元振、王琚还手握军权。先天二年九月三日，当王琚与岐王范、薛王业等一起去抓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时，“以铁骑至承天门”，而郭元振被睿宗召“升承天楼，宣诏下关，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数百人于朝堂，不得入”。也就是说，率兵死命守卫在睿宗周围的是郭元振，睿宗生死全系于他手，君臣关系尤其特殊。
这几位大臣在睿宗父子与太平公主对峙期间，他们是坚决地支持前者，对皇帝十分忠心，他们为睿宗父子设法诛灭了太平公主，使得皇位一直牢牢地坐在睿宗和玄宗的屁股下。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这几位大臣只看到了睿宗父子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却没有观察明白睿宗父子之间出现的一些微妙变化。所以表面上看，张说、刘幽求、王琚等与玄宗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一起商量怎样诛灭太平公主，张说还曾是玄宗的老师，但他们的立足点主要是为了睿宗的统治稳固，是为了保护睿宗的政权，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睿宗的忠心，在玄宗的心目中却有另一番滋味。
三、睿宗和玄宗父子的矛盾
睿宗登位，只短短的数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政绩，但这一段时间的政坛风起云涌，睿宗、李隆基、太平公主各有一个圈子，相互争斗，寻求着政治发展的通途，我在《玄宗朝初期政治斗争论略》一文中(28)，有过详细论述。睿宗在太平公主、李隆基和钟绍京、刘幽求等人的全力帮助下，平定了韦后之乱，登上了皇位。他任用了一批宰相，如姚崇、宋璟、李日知、韦安石、郭元振、张说、刘幽求等，又让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掌禁军。诛韦后之后，太平公主对政局影响较大，其“时宰相七人，五出主门下”，她“连结将相，专谋异计”。
李隆基因为诛韦后和拥立睿宗之功，被立为太子，其实这也是睿宗的无奈，因为宋王成器是长子，“以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睿宗心里是犹豫过的，直到刘幽求说“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睿宗才决定立他为太子(29)。这时，父子相对还算是同心，在与太平公主的矛盾中，睿宗基本上与太子同一心思，还出手保护太子及其手下，不过两人的矛盾也渐渐显现。
比如，太平公主曾发现睿宗父子存在间隙，所以“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使太子“深不自安”(30)。公主还“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李隆基的一举一动都让人向睿宗报告。
景云二年正月，“上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皆倾心东宫，卿宜察之。’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谋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愿陛下无惑谗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睿宗对太子在朝廷中发展政治势力、拉拢禁军深有疑虑，所以太平公主的话他是句句听在心中。之后，由于对太子的谗言不断，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内”(31)，睿宗十分担心，因为左右羽林和左右万骑这北门四军的确都听命于太子，于是他要张说“为我备之”，打算应对太子的用兵。显然，睿宗对太子怀疑较深，否则也不会找张说前去商量。张说灵机一动提出让太子监国，睿宗还真有点不情愿，所以只是“六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已下，并取基处分”，而大权仍是在自己手中握着。
二月以后，睿宗依旧觉得太子在暗中发展势力，所以决定让权太子，下制：“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以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睿宗将国家大事让太子处理，但把重要人事变动的最后决定权握在自己手里。李隆基使右庶子李景伯替他“固辞，不许”，接着又吓得“请让位于宋王成器，不许，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睿宗对他真实意思是什么。
先天元年（712）七月，太平公主再次想挑拨睿宗父子的关系，让术者对睿宗说：“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太平公主本想对睿宗说你有危险了，这危险来自太子，想不到睿宗真吓怕了，说：“传德避灾，吾志决矣。”(32)把皇位让给了李隆基，自己当太上皇了。太平公主一看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与“其党皆力谏，以为不可”，但事已晚矣。
显然，睿宗父子之间在立太子、监国、李隆基手握禁军诸点上，是有不少或明或暗的矛盾，虽不至于两人翻破脸皮，但各有各的想法，对政治走向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睿宗在位期间，皇帝周围聚集着相当数量的一批大臣，而且有实际才干的不少，如刘幽求、张说、郭元振、魏知古等，他们想方设法帮助睿宗抗衡太平公主势力，对皇帝无限忠心。但这些大臣并没有意识到如何处理来自睿宗和玄宗父子之间的矛盾，除张说外，他们没有替睿宗准备任何限制李隆基势力的措施。
太子李隆基由于诛韦后时就厚结禁军豪杰，“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手掌军权。诛太平公主时，帮李隆基发兵攻打的是将军王毛仲、太仆少卿李令问和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计划这件事的是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殿中少监姜皎、中书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等人，说明李隆基使用的主要是禁军力量，有实力的文臣不多。他即位后任命的宰相主要有中书令张说、知军国重事刘幽求、中书侍郎王琚、黄门监魏知古等，这几位虽然都是前朝的大臣，但玄宗急于用人，所以这些人都得到了重用。
四、姚崇的嫉忌真相
诛灭太平公主后只两个月，玄宗就把姚崇召回。
姚崇是睿宗朝的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立李隆基为太子后，他又与宋璟为太子左右庶子，与太子关系特别密切。因为得罪了太平公主，太子也保护不了两人，于是被贬到地方。先天二年十一月，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又与玄宗相会，两人避开众人的一番密谈，对玄宗朝初期的政治起了很大的影响。就在这几天里，郭元振被罢兵部尚书交出了兵权，而姚崇成为宰相，主宰了玄宗朝初年的政治走向。
此后，睿宗朝的重要大臣一个个先后离开了中央政坛，交出了大权。刘幽求本以为功勋卓著，但姚崇上台后罢知政事，因为“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贬到睦州任刺史，几年后，只有六十一岁的他“愤恚而卒”。钟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直到开元十五年（727）才入朝。紫微令魏知古罢知政事，开元三年，只有六十九岁就死了。中书侍郎王琚由于姚崇的一席话，“玄宗乃疏之”。开元二年“便除泽州刺史，削封”。
最值得一提的是张说，他和郭元振、赵彦昭关系紧密，当姚崇在同州落魄时，还让赵彦照弹劾他，估计是针对景云二年姚崇向睿宗提出的安定皇储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主张出宋王成器、申王成义为刺史，岐王隆范、薛王隆业交出兵权，太平公主东都安置，被人认为是“离间骨肉”。姚崇回来后，张说看到姚崇与玄宗的关系过于密切，不免心里紧张起来，于是到岐王隆范家疏通关系。在玄宗和姚崇的眼里，大臣与诸王热络，这是犯了最大的忌讳。
要知道玄宗当年立为太子，并不是一帆风顺。成器作为嫡长子，武则天时曾经被立为太子。睿宗即位，成器是“累日涕泣固让，言甚切至”，李隆基才被立为太子。之后，太子位子多次摇动，睿宗对太子不断怀疑。即位后的玄宗，对虎视眈眈的诸王怎么会不敏感啊？所以，张说出为相州是必然的，只是因为曾经与玄宗有过师生关系，玄宗才没有更严厉的举动。开元二年六月，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幽州刺史，幽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即使让他们到了地方，也是不得领州务，刺史只是个名分而已。就是一起商量诛太平公主的岐王隆范和薛王隆业，也在第二月出为兼绛州刺史和兼同州刺史，而且这几位王还得每季派二人入朝，“周而复始”(33)，玄宗是密切地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再说郭元振，本以为自己对唐王室贡献卓著，因为在平定太平公主时，他是主要的谋划者。其时“睿宗恐宫中有变”，也就是说担心万一控制不住局面太平公主会取得胜利，所以他“御承天门，号令南衙兵士以备非常。郭元振帅兵侍卫，登楼奏曰：‘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惟陛下勿忧。’睿宗大喜”(34)。朝廷宰臣自顾不暇，只有郭元振卫护在睿宗身边。即使是事件平定后，仍是宿中书省十四晚，以防不测。这时因为所谓的军容不整，竟被撤职流于新州，所以郭无振是万万想不通的，“自恃功勋，怏怏不得志，道病卒”。不过郭元振他哪里知道，他的功勋是为睿宗立的，而现在是和睿宗有一定矛盾的玄宗当道，这些功勋不但一笔勾销，而且还是他被流的罪状。
至此，我们大体已可明白，姚崇上台后之所以与众大臣关系不协，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姚崇与大臣们之间的“素憾”，也不是姚崇“权谲”的人品，而是玄宗朝初年稳固政治的需要，是姚崇对玄宗忠诚的表现。当姚崇回到中央支持政局，他十分理性地提醒玄宗不该念及平太平公主的那点功勋而任用坚定拥护过睿宗的那些大臣，应该清除睿宗政治的影响，更不能让这股政治势力有可能去支持另一个睿宗的儿子。虽然我们找不到姚崇和玄宗谈话的具体内容，事实上史书中也不可能记录这些话。本来对皇位就有担心的玄宗，当然十分听得进姚崇的这些言论，对此是默许、赞同的，所以大臣和诸王就一个又一个离开了首都这个政治中心。哪怕像张说、王琚与玄宗私人关系相当不错，但玄宗还是不会冒这个险的，毅然地让他们在开元二年时走出了长安。
宋祁在《新唐书》卷121后赞中说：“幽求之谋，绍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辩，皆足济危纾难。方多故时，必资以成功者也。雄迈之才，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姚崇劝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宋祁的话是相当有道理的，他认为这些诛太平公主的功臣的确不能再用，姚崇是做得很对的。不过宋祁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姚崇之所以不用这些人，并不是他们会恃功，而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牢牢地站在对睿宗的忠心上，因此姚崇为玄宗出面做个恶人把他们驱逐出朝廷就不足为奇了。对此，前辈前者汪籛先生早已有所论述。汪先生认为刘、钟、张、魏、王诸人被罢贬，“这一重公案必有其重大背景，不可仅以姚崇的嫉功作为解释。原来，玄宗在争夺政权的时期，当然要利用他们作为羽翼爪牙。这时他的目的已达，而当时又有宗室勾结大臣发动政变的风气，当然他也有理掉换一副目光，把他们看做毒痈恶疾”(35)。汪先生揭示出了姚崇贬这些官员是有重大背景的，不过他认为那是玄宗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后换了一副嘴脸，其实并不尽然。因为玄宗对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只是因为他们是睿宗朝的重臣，才会遭到被罢被贬的命运。几年后，当政局稳定，玄宗对这些官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开元四年（716）六月，太上皇睿宗崩于百福殿，年仅五十五岁。失去政权的睿宗也许是郁郁寡欢病死的，这让玄宗和姚崇可以深深地松一口气，威胁政治安全的主要因素终于烟消云散了。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姚崇觉得自己稳定玄宗统治的政治使命差不多了，遂推荐宋璟自代，罢知政事。开元八年前后，被赶到外地任刺史的诸王纷纷回到京城，就连张说也在开元九年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三品，辅助玄宗治理朝政。开元十年，已死的郭元振追赠太子少保。开元十五年，钟绍京重新入朝。
不过，汪先生又从姚崇与张说矛盾中，得出：“正可从此看出姚崇如何利用当时玄宗忌惮大臣的心理来排斥异己。”(36)又云：“姚崇和这些功臣中间的互不相容，似乎还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开元初年被斥逐的一班大臣，却多数特别以文学见长。”(37)这些说法，笔者认为还是值得推敲的。姚崇和张说的矛盾，纯粹是从稳定玄宗皇位的角度来考虑的，似乎并不存在个人的恩怨。至于说上述数人均以文学见长，有点牵强。数人中除张说外，其他人或许也以文华著名，但的确不是以文学见重的。
编撰《旧唐书》的史臣曰：“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又赞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为政匪易，防刑益难。……不有其道，将何以安？”(38)处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姚崇用非常手段保证了玄宗初年政治稳定发展。如果姚崇不这样做，开元时期的政治也许会乱相迭现，开元之治也不会出现。从这一点上说，姚崇的权术显示出了他在政治上的老练和成熟，对唐代政治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本文原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注释】
(1)《旧唐书》卷96《姚崇传》。
(2)《新唐书》卷124《姚崇传》。
(3)《新唐书》卷124《姚崇传》。
(4)《新唐书》卷125《张说传》。
(5)《新唐书》卷122《刘幽求传》。
(6)《旧唐书》卷97《刘幽求传》。
(7)《旧唐书》卷97《钟绍京传》。
(8)《新唐书》卷121《钟绍京传》。
(9)《新唐书》卷126《魏知古传》。
(10)《旧唐书》卷98《魏知古传》。
(11)《新唐书》卷123《赵彦昭传》。
(12)《旧唐书》卷92《赵彦照传》。
(13)《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
(14)《旧唐书》卷96《姚崇传》。
(15)《新唐书》卷122《郭元振传》。
(16)《新唐书》卷124《姚崇传》。
(17)《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闰二月条。
(18)《新唐书》卷121《王琚传》。
(19)《新唐书》卷122《刘幽求传》。
(20)《旧唐书》卷97《刘幽求传》。
(21)《新唐书》卷126《魏知古传》。
(22)《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
(23)《新唐书》卷122《郭元振传》。
(24)《新唐书》卷123《赵彦昭传》。
(25)《旧唐书》卷92《赵彦昭传》。
(26)《旧唐书》卷97《刘幽求传》。
(27)《旧唐书》卷106《王琚传》。
(28)张剑光、邹国慰：《玄宗朝初期政治斗争论略》，《求是学刊》1998年第5期。
(29)《资治通鉴》卷209景云元年六月条。
(30)《资治通鉴》卷210景云元年十月条。
(31)《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正月条。
(32)《资治通鉴》卷210先天元年七月条。
(33)《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六月条。
(34)《资治通鉴》卷210先天二年七月《考异》引《玄宗实录》。
(35)汪籛：《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36)汪籛：《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37)汪籛：《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198页。
(38)《旧唐书》卷96《姚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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