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变迁

时间：2023-03-1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价值观演变也是历史的、有规律的。（二）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嬗变的社会历史背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完全抗拒“现代化”的诱惑和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变迁_巨变中的中国青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变迁

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存在物之合理性的哲学意义在于：所有的现存的事物都有其历史的渊源，是事物合规律运动的一个阶段、一种表现形式。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价值观演变也是历史的、有规律的。大学生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变化发展既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性，又是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大学生作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他们的思想轨迹和价值观演变，则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步伐。

本文依据价值观层面的现代化理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大背景，来客观、全面地反映、描述当代中国大学生所走过的思想历程。并从大学生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中，梳理出16年来大学生价值观嬗变的基本轨迹。由此，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演变规律作出大概的推测。

一、研究理念阐述

（一）价值观的现代化

越来越多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认为，现代化不仅跟工业化、都市化、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等观念相提并论，而且与人的价值观变迁紧密相关。

戴卫斯（Davis，1983）认为，重视客观、理性与普及性的原则，即重视个人的表现和成就等价值观在社会内流行是有利于现代化进程的。

英格尔斯（Inkeles，1985）则进一步将经济技术和社会层面的现代化归纳为外在条件的现代化，而将价值体系层面的现代化视为内在条件的现代化。

麦克利兰（Meclelland，1972）在谈及现代化时指出：要实现现代化，不应只重视经济建设，也需重视人的投资。他在跨国研究中发现，国民的成就动机越强，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好。

讨论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价值观念变迁最具影响力的则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他将一个国家、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作了对比，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五个“变项模式”（PatternVariables）（1964）：1.感情与非感情关系的对比；2.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对比；3.集体取向与个人取向的对比；4.身份取向与成就的对比；5.功能扩散与功能特殊的对比。

由上所见，当一个社会迈向现代化的时候，都不期然而然地会产生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尽管现代化并不一定导致传统价值观念的消弭，但一定会引发社会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

（二）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嬗变的社会历史背景

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完全抗拒“现代化”的诱惑和冲击。同众多文明古国一样，中国自1970年代末也慢慢从封闭的藩篱中走了出来，开始了现代化激动人心而举步维艰的新“长征”。

要全面考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6年中国大学生群体思想、价值和行为的嬗变，首先我们就要把握和运用如下的历史观测坐标：就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而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起，我们的社会主导理念经历了两次重大变迁——第一次是由“阶级斗争为纲”转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它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时代标志的；另一次则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它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14大召开为契机。

根据上述两个历史观测坐标，我们可以大体划分出三个具有不同社会理念（主题）的历史时段：20世纪60—7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那段特殊的政治时期；1980年代由政治运动向经济建设的过渡、准备时期；1990年代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

大学生作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他们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一般地说，一个人生活在相对平稳的价值系统与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从观念到行为与整个社会价值观是整合的，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的冲突也比较少。只有在历史转折、文化断裂或社会变革时期，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从中国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发生了较大的变革。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是“第二次革命”；其最根本的特征是“拨乱反正”，我们正在做除旧布新的艰巨工作。

社会经济的发展、体制的革新，必然带来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动。面对开放的社会，商品大潮，体制改革，信息爆炸，西方文化思潮的侵袭，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剧烈冲撞……这不能不使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时处在动荡、躁动、重组之中。当代大学生的基本特点是：思想活跃，勇于探索，也容易偏激。他们善于吸收新事物，渴望改革，但也易于受流行思潮的影响。因此，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嬗变，一方面与整个社会变革进程、起伏同步，另一方面又往往反映在阵阵流行的校园热点之中。

本文将依据价值观层面的现代化理论，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力求客观、全面地描述当代中国大学生所走过的思想经历。并从大学生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中，梳理出十几年来大学生价值观嬗变的基本轨迹，并对其未来走向作出大概的预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变迁轨迹

十几年来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变化，此起彼伏，构成了一个多元的五彩缤纷的思想画卷，令人眼花缭乱。但透过其丰富多变的校园热点，我们可以从纵横两条线索的描述，归纳出他们价值观嬗变的轨迹。

（一）总体描述：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五个时期

1.大学生价值观解冻、复苏期（1970年代末）

1976年10月，中国人民在熬过了10年的政治长夜之后，终于迎来了金色的秋天。如果说“四五运动”是中国青年以整体力量对旧体制的一次勇敢呐喊，那么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则激活了中国青年沉寂的心田，开始由压抑走向渴望。

1977年，中国的高考制度由于“文革”的原因，已经中断10年了。但“四人帮”的垮台，使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大门已经打开。尽管当时邓小平还未复出，但邓小平的言论则在百姓中不胫而走。在当时邓小平的讲话、信件的流传过程中，青年们惊喜地发现，内容大都和人才、教育、知识有关。邓小平已向中央提议，“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1]，并提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2]这对千千万万“嗷嗷待哺”的中国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但对那些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知青来说，这种福音也许是一场梦想。

然而梦想成真。1977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关于这一决策，中国教育史乃至整部中国历史都将这样记载：这是一个改变个人和民族命运的契机。

十年一梦，不堪回首。从噩梦中醒来的中国青年带着创伤，带着忏悔，也带着彷徨与渴望，潮水般的涌向各个城市的考场，去争取选择的权利，去寻找逝去的青春。他们中年龄小的刚刚摘下红领巾，大的已年届而立，甚至还有放下吃奶孩子的母亲。据统计，1978年2月至10月，全国高校共招生50万人，而报考者竟高达1000万人之多。1979年，上海只有4%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能进入高等院校。

伴随“读书热”而来的是“成才热”。1978年春，一个奇妙的名词“哥德巴赫猜想”一夜之间普及千家万户。老作家徐迟笔端下的陈景润，一个曾经穷困潦倒、与世隔绝、老实巴交的青年数学家骤然间成了青年崇拜的人物。从而有力地配合并进一步推动了当时蓬勃兴起的全国学习热、科学热和成才热。

以往小青年三五成群吹牛聊天、打扑克、逛大街甚至为非作歹的现象明显改观，读书、学习、成才成为时尚。当时，《人民教育》发表了王通讯、雷桢孝合写的长篇文章《祝你成功》，经《中国青年报》等大小报刊转载后，又一次引起巨大震动。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整个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被带动起来了，于是关心祖国、树立理想，“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成为当时中国青年和大学生价值观的主流。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由于“文革”十年的破坏性历史为人们对旧体制和“左”的思潮的破除提供了实践性的依据，因此，代表当时中国青年大学生主体的“第三代”青年，不需花过多的理解性思考就轻易地取得了对新时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群体认同感。于是劫难过后的欢欣雀跃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青年和大学生思想的主旋律。

2.大学生价值观批判、讨论期（1980年代初）

这一时期大学生价值观取向主要呈现出由劫后欣喜转入批判讨论的思想特征。

从1978年底“知青”返城风刮起，经1979年的“北京之春”和1980年春的“潘晓讨论”，最后发生了1980年冬的“校园民主竞选”的风波，由此所牵发的“三信危机”^[3]使得1980年代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价值认同与政治热情迅速减退。而当时流行一时、带有“伤痕”情绪的初步性理性反思，则将青年学子导向了充满偏激、否定以及种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混乱的情感误区：政治上的愤怒、情感上的悲伤、思想上的怀疑、对“文革”历史的叹息、对现代迷信的反省、对西方思潮的新奇、崇拜……至此，以“红卫兵”和“知青”为主体的77、78届大学生便面临着“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失落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迷惘。^[4]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及发生在1980年代初大学校园的三个热点现象：

（1）“伤痕”现象

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否定了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两个凡是”，打破了盛行已久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当时，大学生的思想处于一种新的矛盾状态，主要表现为他们中不少人曾是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他们为自己过去10年的无知、狂热和青春难再感到痛悔，但在感情上又一下子与过去难以割舍，于是否定“文革”10年，同时也造成了他们内心上暂时的精神苦闷。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矛盾，致使他们进入了理性与情感纠缠的自我反省时期。

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即是当时校园大学生的思想反映。它的问世一下子迅速震撼了整个校园。小说以形象与情感的力量唤醒大家将愤怒批判的目光投向刚刚过去但在人们心灵并未消逝的可惜年代。紧接着，一大批情绪与《伤痕》相似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而作者大多是饱经青春伤痛的“老三届”大学生。《伤痕》文学导致了整个大学校园进入了一个情绪批判化时期。从当时大学生思考和提出的问题来看，已开始涉及社会、信仰、人性、自我、价值等领域，如果说“伤痕”文学阶段大学生们还来不及作更深层、更理性的思考，那么，1980年“潘晓讨论”阶段，大学生们已经开始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和参与探索。

“潘晓讨论”是自“伤痕文学”阶段后中国青年、中国大学生所作的一次初步性理性反思。它反映了历经劫难后一代青年的内心要求。它表明1980年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一次重要转型：即“普遍信仰”时代的终结和青年自主选择英雄、选择人生道路时代的到来，尽管这中间还夹杂着时代转换给当时大学生造成的思想眩晕和价值迷惘。

（2）“西方思潮热”现象

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书林》编辑部作了一次读书调查发现，在“你最喜欢的哲学、社会科学书”一栏中，大学生填得最多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时间在寝室床头放几本西方哲学书籍成为大学生的一种时尚。以至于1982年中宣部《宣传动态》转发了上海团市委研究室关于西方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的一则材料，称西方学术译著在大学校园中流行，是自青年穿喇叭裤、戴盲公镜^[5]、听邓丽君歌曲之后的“第二次冲击波”。

1980年代初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和早期人文主义的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在当时大学生中流行，其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中，指导思想上又存在较为严重的极左思潮，对西方文化与学术思想采取一概排斥的偏颇态度。因此，一旦国门打开，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青年大学生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西方学术著作产生一种饥不择食的趋众现象。

另一方面，“十年浩劫”对人性的践踏也促使大学生对自身的经历和社会悲剧进行反省。尤其是重新进入大学校园的“老三届”大学生，他们深感10年灾难给自己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使自己人格被扭曲，心灵被荼毒，自己成了极“左”政治的牺牲品或受害者。如果说“伤痕文学”阶段，他们还只是沉浸在对这场灾难运动深恶痛绝的感情倾诉之中的话，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不能不引出对“文革”之所以发生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根源的探究。但对许多历史现象，大学生还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在“潘晓讨论”之后，他们对格外强调个人价值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产生亲和的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旧的价值系统已经倒塌，新的价值系统尚未确立，处于价值失重、理论缺氧时期的人们势必会产生一种“乱投医”现象。

（3）“校园竞选”现象

1980年10月6日至18日《光明日报》连续摘登了部分首都理论工作者座谈讨论政治制度改革的发言内容。与此同时，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发的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法令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自1979年下半年开始，社会上一些自发组织、自发刊物也纷纷活跃起来。社会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锋，很快反映到了大学校园。1980年9—10月，北京17所高校的近百名大学生宣布参加区人民代表竞选。他们的竞选演讲和辩论内容涉及了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观点交锋异常激烈，歧异甚为明显。其中，既有对中国国情的理性和冷静的分析，也有哗众取宠式的高谈阔论，还有少数人发表偏激的言论甚至是表达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观点。

“校园竞选”表明1980年代初中国大学生价值取向已从思想讨论层面转为具体的社会参与。应该说，当时大多数参加者或热心于竞选的大学生的动机是良好的，是想通过亲身参加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样的民主实践，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民主化道路。

但是，由于当时宣传舆论没有及时有力地进行正确的导向，加上一些竞选的学生以出格言论刺激掌声和拉选票，对“文革”历史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把不满情绪发泄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上，最后这场竞选并没有使大学生成功地找到实践民主、参与国是的最佳途径。

3.大学生价值观裂变、探索期（1980年代中期）

随着1984年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关注与参与改革成为当时莘莘学子的校园热点。

大学生对改革抱有很高的热情与期待。许多大学生不愿只作改革的旁观者，纷纷上书学校校长和有关部门，陈述他们对经济、政治改革，特别是教育改革的建议和对策，并对他们自己在改革热潮中大显身手充满自信。同时，横向比较，也使他们的目光从自己故土中跳了出来，从而也就容易忽视了国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形成的焦躁情绪使他们对改革憧憬染有深厚的理想色彩。

伴随社会改革热的是校园文化热的兴起。它将当时大学生卷入了各种各样的“报告热”“辩论热”“社团热”“大学生参与改革”热潮之中。顿时整个中国的大学校园空气活跃起来。在各种学生社团举办的讨论会上，新观点、新见解相继出现。原来大学生从书本中寻找答案，现已转变为踊跃地参与改革的社会实践。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直接影响了校园文化的全方位演进。83年级来了，84年级来了，他们带来了自身鲜明的个性。他们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审视着校园，没有了“学长们”初到校时的拘谨和陌生。商品大潮、特区精神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涌进了校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也由特区被引进大学校园，时间观念、效益观念、信息观念、人才观念、商品经济观念对大学生的影响冲击，使得书院精神无法再继续成为1980年代中期大学生的唯一价值取向。

社会上各种信息中，对干部的“四化”要求格外引人注目。由于“文革”后复职的老干部大多年事已高，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大大加速了。一大批年富力强，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新型干部走上领导岗位。雄心勃勃的大学生们跃跃欲试。从当时校园流行的朗诵诗中可以看出当时大学生们的优越感心态：“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我是一名年轻的总统”、“我骄傲，我是中国大学生”……连高校中十分了解学生的教师、干部们都感到吃惊：1984年，各校刚刚设立的管理专业大都招进了报考本校分数最高的考生。师资的薄弱、教材及课程系统的不成熟并没妨碍大学生们的理想与热情。在“参政从政热”中，许多大学生自告奋勇地担负社会工作，并将毕业分配的取向对准了那些在不久将来可能担任重要职责的岗位。

然而，另一方面，198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身上，又普遍传染着某种“浮躁病”。

就大学校园而言，1985年、1986年两年，学生社团、协会俯拾皆是，但真正能坚持下去的并不多。许多学生社团、协会成立之初，大家热情很高，声势浩大，参加者蜂拥而至。时间一长，人员流失，便无声无息了。这反映了当时校园文化的浮躁习性。

当时社会上正值文化大讨论，各种新观点、新见解、新思潮、新名词如走马灯似的冲击着大学校园。热点变迁、观点更迭之快，常常使大学生们“顿感今是而昨非”。整个大学校园被改革热、从政热、文化热等热浪裹挟着，大学生忙于追浪，急于求成。“理论沙龙热”“党章学习热”“入党热”“参政议政热”“特区热”“边疆考察热”“读书演讲热”“西方文化热”“社团热”……在这一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

“观念更新”“自我奋斗”“参与改革”“立志成才”等成为当时大学生所崇尚的口号。于是自1980年“潘晓讨论”到1983年“张华救老农”①讨论之后，在校园里又展开了第三次关于“人生价值观”的大讨论。讨论的焦点是“雷锋精神是否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人认为“螺丝钉”精神与新时期商品经济对人的要求是相悖的。有人提出了所谓的“新人才观”，认为现时代“人才”标志是要求大学生应具备竞争意识，敢于冒尖，善于表现。评价人才的标准是“能人”而不再是“好人”。当时一些报刊对人才标准，成才的途径方法等宣传也带有某些片面性，一度造成大学生成才观上的偏差与过高估计自我的倾向。

这反映了1980年代中期中国大学生价值取向上的二元特征：一方面呈现出空前的思想活跃，一方面又表现为异常的思想迷乱。于是1986年学潮后，大学生便发生了社会形象的危机：“大学生基础文明大曝光系列报道”“大学不再是保险柜”“朱红现象”“丢失的草帽在哪里？”“朗朗来信”……一霎间，曾被誉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头上的光圈开始黯淡，大学生脱离实际的社会呼声，使大学生陷于苦苦的反思、彷徨之中。

4.大学生价值观冲突、分化期（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

当时大学校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大学生84年谈成才，85年谈改革，86年说民主，87年谈恋爱，88年谈经商……”这是自1986年底“学潮”之后大学生沮丧、颓唐、迷失的心态显现。

在当时“经商热”“公司热”的冲击下，大学校园“新读书无用论”现象开始抬头。10年前“学而优则仕”的口号迅速被“学而优则商”所取代。1988年全国高校考研究生人数大大下降，而“考托福”的队伍则越来越长。大学生中出现了“校园经商”“超前择业”以及“转系”“退学”“谈恋爱”等现象。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导致1980年代后期大学生价值取向逆转的第一个触发点是过热的经济。经济过热，必然导致投资及消费膨胀，最终引起通货膨胀。而物价又是当时中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群众对改革形势的评价态度。尤其是我们长期以来都将物价稳定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致使当时中国老百姓对物价波动普遍缺乏心理准备。加上1985年以后，随着改革向纵深进展，改革的受阻面逐渐扩大，社会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明朗化，社会的情绪必然会传递到大学校园，从而影响思想不太成熟的大学生的思想情绪，以致爆发了1989年的“学潮”。

无疑，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是诱发学潮的思想基础。由于校园是各种社会思潮的集散地，急剧的社会变革、外来文化的冲击、经济过热、社会错误思潮以及社会情绪聚焦是诱发学潮的主要因素。1989年“学潮”为10年来中国大学生的政治热画上了一个歪斜的休止符号。

进入1990年代，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不管是热情还是冲动，是幼稚还是纯真，是进取还是偏激，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刚从惊愕与茫然中走出来的大学生们，他们将走向何方？此时，一些新的现象正悄悄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京城，中国传统文化在1990年初又成为大学生所关注的话题。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像《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中国传统思想探索》《周易》等书成为热门书；在上海复旦大学，许多同学谈论的话题不再是萨特和尼采之类，而是孔子、庄子与老子，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引论”方面的选修课，报名人数达千余人。

“寻找毛泽东”和“鲁迅热”在1990年代校园悄悄升温，表明当代大学生在经历了1980年代这10年风风雨雨后，又开始进入重新思考、自省的时期。在经历了一场政治大动荡后，大学生头脑中许多带有浓重西化色彩的价值评价体系被震垮了。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使他们不得不进行重新反思、重新寻找。

许多学生体认到1980年代在校园出现过多的“热”恰恰是大学生不成熟的思想表现。于是社会实践重新成为大学生们的“必修课”。

在北京、上海一些高校，大多数学生衣着已不再追逐“名牌”，而代之以简朴清新的“校名衫”。1980年代后半期，莘莘学子被商品、金钱窒息得太久了，现在终于在这飘动的衣衫中，觅回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总之，1990年代初，中国大学生的心态正在发生悄悄嬗变，与1980年代的那种狂热、焦灼、浮躁、动荡不安相比，如今他们一元急进的价值取向正日趋分化，益显务实与中性。

大学生的视野已逐渐转向现实。一种关切中国现实，关切具体问题的倾向开始明显增强。实践主义与温进主义的观念渐渐被更多的大学生所接受。经过1980年代的思想旅行与精神流浪，在1990年代初的第一个春节，大学生被一曲《我想有个家》温馨的歌所深深打动。“归家意识”使他们更渴望了解国情，立足大地，并由此以务实的理性眼光来把握现实，搜寻未来。

从一统到多元，从趋众到分化，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也是当代大学生价值追求过程中的发展趋势。在种种的理论、热点都烟消云散之后，大学生才可能通过冷静的反思与比较，开始真正学会用现实的眼睛来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大脑来思考现实，从而进行自主的价值选择。

5.大学生价值观筛选、重建期（1990年代中期）

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每一次转型必然紧随于先行的社会体制改革或重大政策的出台之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标志着中国社会改革进入了新一轮的高潮。而中共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路线方针，使1990年代大学生理想之火再次点燃。1994年适逢改革开放15年，市场经济的推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新旧体制格局的交替亦达到相当的程度。随着市场经济成分的迅速扩大，把大学生也推到了市场面前。尤其是大学招生、就读、毕业分配制度的深化改革，使大学生们面临社会需要与自身能力之间的选择，协调、理性、务实的价值观念日益明确。大学校园掀起了第二次学习热。大学生在市场经济面前面临种种挑战，如何使自己的素质、能力更适应竞争社会等成为校园里津津乐道的话题。新的文化热点纷纷出现。在北京大学，1994年大学生的表现为“三少”“三多”现象：在校园内，经商“下海”者少了，认真读书钻研者多了；盲目追求西方思潮者少了，研究东方文化传统、中国现实国情者多了；夸夸其谈，好高骛远者少了，注重实干、积极进取者多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已很难再有一个社团、一种文化思潮能够在校园文化中占据独领风骚的地位。新的校园文化呈现出文化热点分散，价值取向多元发展的特征。

1990年代中期中国大学生价值取向变化的鲜明特点是：由原来激情式地参与转为务实性地参与；由原来一味的反叛、对立转为宽容与协调的发展。在经历了1980年代参与社会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的体验之后，1990年代大学生已抛弃了浮躁与冲动，而以理智、平静、积极的态度接受并投身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之中。1990年代中期中国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积极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四点：

（1）政治意识和社会活动的理想激情，已被理智、客观、现实的头脑和冷静的社会行为所取代。

北京某重点高校1994年调查表明，72.4%的同学认为16年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政治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89.8%的大学生认为“要安心努力学习，自觉维护全局稳定”；81.2%的同学认为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却是万万不能的”。这说明日趋理智和平静已成为当前大学生心理情绪的主流。^[6]

（2）学生角色的自我体认：由受精英意识的影响过渡到平民化、社会普通成员的自我认同。

与1980年代大学生充满自我优越心理、满怀“救世意识”相比，如今的大学生已逐渐学会了调整自我的社会角色，一项高校学生思想状况调查显示，78.3%的同学认同“自己只不过是社会普通一员”的说法；75.9%的同学能够坦言自己平民化的诸多弱点。^[7]

（3）由反传统、反道德到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的“复兴”及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回归。

据1994年调查，79.4%的同学认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优秀精华并不与市场经济相矛盾”。^[8]

经验调查表明，当今大学生在日常生活层面日益“世俗化”的同时，在社会理想、人生哲理方面，传统文化对其仍具有积极影响。在经历了1980年代中后期知识界、思想界激进改革主义思潮之后，当今大学生在重新思索本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们在传统文化中重新发现了许多积极、合理的养分，并且体认到：现代化与传统并不是一味相互排斥的。^[9]

（4）由“自我”“自爱”到“爱人”“爱心”。

根据1987年调查数据，61%的同学同意“自私是人的本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10]1994年的高校学生思想状况调查则表明，73%的人认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更加美好”；66.9%的同学明确表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要顾及良心和道德”；77.4%的人认为“珍惜自我，服务社会”“要有利于他人、社会和国家”；56.7%的同学认为“自私是最厌恶的人品。”^[11]

1993年年底成立的北京大学“爱心社”明确提出“不要问国家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的口号，提倡以“友爱、善良、诚实、互助”之心，为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而奉献“爱心”。许多高校大学生积极参加“希望工程”活动。

有人提出，1990年代新生代大学生文化最典型的价值特征是“新古典主义精神”的勃兴。它具体表现为，回到校园、淡化摇滚、融合传统、学会宽容和走向平静，实际主义和实效主义日益在学生中深入人心。这一点得到1990年代大学生的认可。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新体制建构逐渐完成，大学生群体价值观在继续深入分化的同时，也将逐渐完成与社会主流价值的重整。

（二）分层描述：大学生价值观嬗变的四个层面

上面我们主要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的变迁作了一个全景印象式的扫描，并着重于大学生思想价值层面的轨迹描述。下面让我们就与大学生自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择业观、读书成才观、主体利益观、婚恋观的变迁作一扼要回顾与分析。

1.择业观的变迁

1980年代初，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毕业分配似乎无须自己多操心。国家计划分配的体制使大学生对自身的价值实现充满自信：做一名受人尊敬的工程师、科学家、作家、记者或干部等。大学生对自己的前途始终做着玫瑰色的梦。

1985年之后，国家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实行有计划分配原则开始出现变化：根据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扩大了办学部门、地方和学校分配毕业生的自主权，缩小了国家计划分配的范围，尝试多渠道的分配办法，实行“供需见面”和计划分配相结合，这种办法首先在北京、上海等几所大学试点。1989年，国家对高校毕业分配又进行了改革，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由于我国人才（劳务）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在实行这个制度的初期，毕业生主要是以学校为中介向社会推荐就业，在一定范围内双向选择。到了1994年以后，大学生就读和择业已基本与市场经济体制接轨，读大学需要自己掏钱，国家不再包分配，大学毕业自谋职业。这一教育制度的改革，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作为这项改革制度的直接承担者——大学生，对于这项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和个人前途的改革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1989年，在经历了“从政热”“经商热”和“出国热”冲击后的大学生，当时约有一半的同学对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持肯定态度；有49.8%的学生认为“大学生毕业后自谋职业是教改的一项主要内容；36.7%的学生抱‘无所谓’的态度”；13.4%的人表示“不同意”。^[12]

当时部分同学最大担忧不是担心自己个人素质、所学专业上的欠缺，而是担忧求职机会的不平等。因此，一项调查表明，由于性别、年级、政策不配套，学生家庭背景不同，对此项改革的态度也呈现较大差异。

首先，在对“求职机会不均等”的忧虑中，女生高于男生（41.1%＞37.9%）；其次，年级越低，持支持态度比例越低，（85级支持占57.3%；86级占48.5%；87级占44%）；而持“无所谓”态度的比例越高（84级24.2%；85 级32.6%；86级37.2%；87级41.2%）；再次，由于政策性的因素影响，边远地区，来自农村地区，家庭社会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对此项改革的支持率相对偏低。反之，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较高的干部、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对这一改革政策支持率较高。^[13]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逐步发育、完善，大学生自主选择职业的意识到了1990年代中期，已逐步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

我们可以从下列几方面看到1990年代大学生“择业观”的明显变化：

（1）竞争、风险意识明显增强。1980年代初，90%以上的大学生愿意到大城市全民所有制单位，很少有人愿意去集体所有制或个体经营单位，因为全民所有制单位是“铁饭碗”，没有“风险”。到了1980年代末，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利益群体的重新分化，大学生那种安稳守成的择业观正在被挑战的、自我创新的风险择业观所取代。

（2）由单纯追求职业的社会地位、声望向实际化转化。1980年代初，绝大多数大学生择业，大多选择大专院校、大机关和大的全民企事业单位，至1980年代末，大学生择业观由“社会价值型”转变为“经济价值型”。把经济利益、物质待遇放到了相当重的地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室1988年的调查，希望毕业后到“三资企业”工作的大学生比例（31%）远高于以往对大学生吸引力最大的党政机关的比例（13%）。

北京大学所作的一项跟踪调查，则集中反映了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重点学府大学生择业取向的最近几年变化轨迹：

1991年大学生择业取向排序是：①科研、文化、卫生部门；②三资企业；③党政机关。

1992年的排序是：①大专院校、科研单位；②三资企业；③党政机关。

1993年的排序是：①三资企业；②直接出国；③大专院校、科研系统。

1994年的排序是：①沿海特区；②三资企业；③国外。

北京大学学生择业标准的变化轨迹是：

1992年排序是：①能否发挥专长；②经济收入；③社会地位。

1993年排序是：①经济收入；②能否发挥专长；③社会地位。

1994年排序是：①经济收入；②能否发挥专长；③社会地位。^[14]

（3）求职成才结合逐步到位，体现个人价值实现的择业取向。1990年代大学生择业时最先考虑的两大因素是“收入高低”和“个人发展机会”。自从政府实行大学毕业生分配“双向选择”以及“自费上学”政策以来，大学生们被实际推到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单一的国家分配模式已被打破，由国家一次分配而“终身定位”也已成为不可能。于是先选择一个可以生存的职业，然后再通过自己努力，通过职业流动，“逐步到位”，实现自我价值，便成为当今大学生一种现实的择业取向。时下不少大学生认同这样的说法：市场经济就是遵循劣汰优胜、自由流动的人力价值原则，自己每一次流动，就是往上升了一个台阶。

（4）“先上山后下海”现象。成熟的市场经济是法理型、尊重高知识的经济。珠海率先重奖科技人员；大学生自己开发的科研成果被企业以几十万元、上百万元高价买走；靠为企业出“点子”也能卖大价钱；有一技之长的在校大学生受到社会欢迎……事实无声地告诉当今大学生，读书有用，知识无价。于是自1993年以来，高校中大学生学习热情重新回升。许多大学生主动调节自己的知识结构，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充电”，以提高自己在未来竞争中的“含金量”。据调查，73.7%的大学生每天平均自习时间在3小时以上。其中有31.1%的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市场经济新知识。辅修双学位，选修课“追证”以及掌握实用技能，已成为当前莘莘学子的新热点。

有人谓大学生上述行为是“先上山”（获得科技知识），“后下海”（再到市场经济大海中寻求发展）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变化走向。^[15]

针对上述大学生择业观的变化，一种社会评价是，现今这些年龄偏小的大学生，缺乏奉献精神与敬业精神，“跳来跳去”，不知天高地厚。另一种社会评价则认为，1990年代大学生自我意识增强了，他们愿意承担风险，敢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扑击、游泳，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应该承认，从总体上说，大学生择业观是与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的。1990年代大学生比前几代大学生具有更多自由选择的发展机会，他们敢于接受竞争社会对自己的挑战，比前几代大学生更少“患得患失”心理。尽管他们的择业观带有较明显的功利性和“短期行为”的印痕，但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走向完善、规范，大学生的择业行为也会更趋于理智与成熟。

2.读书求知观的变迁

大学生尚未踏上社会，读书便成了他们的天职。

改革开放10多年来，求知、成才始终是大学校园不衰的兴奋点。作为一种群体价值倾向的反映，校园“读书求知”热兴盛衰变，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它犹如一滴水珠折射着校园文化嬗变及其社会变革历程。下面我们仅就大学生4次求知热潮作一回溯与梳理。

（1）第一次求知热（1978—1981年）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国大学生、青年中掀起的一次大规模学知识、学科学的读书热潮。曾记得在恢复高考的那段时光里，新华书店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被一抢而空。无论在农村、工厂、部队、学校，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抓紧时间，刻苦学习。这种“自学热”“读书热”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前期。上海公交公司发现，在当时下班时间和晚上8时左右，出现了两个乘车高峰，一次是下班返家的人流，另一次则是夜校补习的青年人群。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在攻读本科、大专。青年人学习蔚然成风。

而那些幸运进入大学校园的莘莘学子，更是饥不择食地拼命汲取知识真理的养分。当时大学生读书之广、之多、之深，不仅与社会其他成员有所不同，也与“文革”前的大学生有很大差别。他们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一直到宗教、人才学等都读。他们探索的目光几乎涉及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出版社只得将世界名著一次又一次重印，以满足大学生的需要。

概言之，当时大学生求知热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大学生读书求知热与整个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相同构。第二，“名著热”“哲学、美学热”反映了当时大学生饥不择食和全方位探索人生的热情。第三，学习文学创作，成为当时大学生最为推崇的读书求知的人生方式。

（2）第二次求知热（1982—1985年）

1981年底，中国女排首次夺冠振奋了人心。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高涨”。1983年底，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视知识分子、实行领导班子“四化”等构想，都极大地鼓舞、激发了当时大学生读书求知的热情。

受上述大背景影响，此阶段大学生求知热主要关注如下两大主题：

①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一时间，一些有关现代化发展的书成为热门书。较有代表性的书籍有《激荡的百年史》、《第四帝国的崛起》、《谁掌握着白宫》、《基辛格回忆录》、《尼克松回忆录》、《病夫治国》等。

其中，《激荡的百年史》为日本战后首任首相吉田茂所著。全书薄薄一册，回顾了日本是如何克服各种困难和矛盾，一步步走向现代化的。这本书由于当时得到一位中央领导的推荐，故此在大学校园颇受学生关注。

②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1983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译本问世。书中指出，继第一次农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之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浪潮正在到来。于是一时间“第三次浪潮”成了当时大学生谈论的热点。

当时，受到大学生欢迎的理论书刊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未来学方面的书刊。罗马俱乐部——近百位世界各国科学家参加的一个未来学组织，提出的一个观点引起了不少大学生的重视，即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是有一个极限的，超过这一极限，人类自身安全将受到威胁。因此，盲目发展，浪费能源，破坏环境在现代化过程中是不允许的。

第二类书是方法论的书。具有代表性的是“旧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新三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熵理论。这六论都是首先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总结出来，然后逐步推向社会科学领域的，被称为科学哲学。当时，这一类书对大学生思想方法的更新影响较大。

第三类书是计算机方面的书。大学生第二次读书求知热的内容说明当时大学生已进入一个比较自觉地参与社会改革的时期。他们已将目光延伸到国际范围，并注意用世界的眼光与国内现实改革进行横向比较。而对新技术革命主题的热衷，反映他们超前的价值意识。当然，这中间仍染有较明显的“拿来主义”的实用色彩。至此，大学生读书求知开始呈现出向多向、多维、多元发展的趋势。

（3）第三次读书求知热（1986—1989年）

在论述大学生第三次读书求知热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的社会背景：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知识界出现了八面来风的“文化热”。东西方文化交流凸显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以及1986年经济过热带来的社会震荡效应，使当时的中国人包括大学生在内变得心粗气浮。在这种背景下所形成的大学生第三次读书求知热，就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①从知识综合的角度探究改革遇到的难题。1980年代中期后，改革开放不再是初期的势如破竹，相反遇到了效益和公平、社会期望和实际结果、短期阵痛和从长计议等各种矛盾。部分大学生试图从书本中寻找解决的答案。恰在此时，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通过精选、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知识，使青年读书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发展和更迭中，来认识社会的发展。这套丛书共有60本，其中受到大学生特别青睐的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类的论著。如《增长、短缺与效率》、《发展的主题》、《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看不见的手》等；二是关于人文思想方面的论著。如《人的现代化》、《儒家文化的困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三是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的专著。如《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文官系统》、《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整体的哲学》等。

②关心自我形象和大学生的当代命运。1986年底的“学潮”后，大学生良好的自我感觉开始下降。1987年对上海千名大学生调查表明：“52.48%的人认为，在遇到与己意见不一致的事情时，主要应该及时调整自己，去适应外界的变化”^[16]。因此，当时大学生的读书倾向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情感方面的书，像三毛、琼瑶的小说和具有悲剧色彩的哲学书籍。尼采、弗洛伊德的书籍在此时比较走红。

与此同时，大学生关注社会改革的热情转向关注自己的现实出路。《艾柯卡传》、《在哈佛商学院学不到的经营之道》等书籍在校园开始流行。政治参与的受阻使当时大学生更关心自己毕业后的现实生存与出路。

③困惑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在1985年、1986年“文化热”中，“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的现代化”和“儒家资本主义”这两个主题也同时引起大学生的关注。介绍这方面内容的书籍成为1986年后大学生的热点书。大学生对文化热的关注，一是出于对“言必称西方”的比较与反思；一是出于价值困惑的需要。

总之，1980年代后半期大学生第三次读书求知热，是在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背景上展开的。改革开放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矛盾使对改革期望很重的青年大学生倍感困惑，致使他们读书求知情绪带有选择中的迷乱和跟着潮流走等特点。

（4）第四次读书求知热（1990—1995年）

对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大学生不仅从中央文件、百姓反应中来进行回顾和反省，而且也从理论上寻找原因，故1990年代初大学校园读书求知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和热点：

①领袖人物传记成为热门书。1989年底，在许多高校，有关毛泽东的书籍正在走俏。大学生争相传阅毛泽东的著作以及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回忆录及文章，一时间，《红墙内外》、《掌上千秋》、《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向神坛的毛泽东》、《晚年毛泽东》、《长征秘闻录》、《寻找毛泽东》……成为大学生阅读的抢手货。

在经历了一场大的政治动荡之后，许多学生头脑中原有的带有浓重西化色彩的价值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他们不得不进行重新思考，于是毛泽东等历史领袖人物向他们走来了。

②为适应商品经济而提高个人修养的书受到青睐。伴随大学生政治热向经济热的转移，90年代开始，像《学会说NO》、《谈判桌上的技巧》、《强者之路》、《生存哲学》、《怎样获得成功》、《掌握口才与交际艺术》、《青年社会形象的损伤与自救》之类书在深圳、广州和上海等地大学生中悄悄流行。这说明大学生开始关注个人素养的提高、精神卫生以及处世技巧等有关个人修养问题。

③读书求知趋于务实。1989年后，“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国情报告”、“关于改革和发展的思考”、“中国价格问题”等诸如此类的讲座、讨论会又纷纷出现在大学校园。

在北京一些重点高校，由学生会自己主办的讲座、学术讨论会，绝大部分内容和现实具体经济、社会形势问题有关。正如大学生自己这样说的，今天校园里的读书、学术讨论、讲座，最大特点是“务实”。大家不再迷恋过去那种空泛的议论，而是着重考虑具体的国情，着眼点放在各种方法的可操作性上。一些涉及企业管理、公共关系、实用心理学、经济体制改革、个人实用技艺的书籍成为大学生较为喜欢的课外书籍。

④西方文化哲学著作由盛转衰。一些大学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过去西方译著有什么就抢什么，如今大学生对这些书连看也不看。即使要买，往往也要经过一番认真挑选。大学校园里西方思潮热降温的同时，大学生读书求知行为更趋多元化、实用化和理智化。千人争读一本书的现象在90年代中期已不复出现。读书求知不再成为大学生参政议政，坐而论道的群体方式，而业已成为扩大知识面，提高品位，增进修养的个人行为。这表明9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读书求知心态在经历了“两极钟摆”之后，逐渐趋于冷静与平稳。

3.主体利益观的变迁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是“重义轻利”的，但在1980年代中国，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脑体倒挂的冲击，使新一代大学生不再是“谈钱色变”了。随着物价改革的深入，高校教育体制的革新，使当代大学生对自己切身利益越来越重视了。

80年代中期之前，大学生的生活经济来源主要靠国家资助，尤其是农村来的学生，这种资助即人民助学金。1986年后，政府对人民助学金制度进行了改革，1987年开始在新生中全面推行奖学金制度，奖学金分三等，获奖人数比例约占本、专科人数的35%。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大学还争取了一些社会奖学金。如南开大学设立了王克昌奖学金、光华奖学金、姜立夫奖学金、陈省身奖学金、摩托罗拉奖学金等。最高奖额为每年600元。对部分家庭困难的大学生还实行了贷款制度，每人每年最高不得超过300元。实行奖学金和贷款制度后，客观上使相当数量的学生的生活来源由主要靠人民助学金变为主要依靠家庭资助。许多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大学生则更多要求依靠自身的各方面努力来保证四年大学生活。这客观上也促使80年代中期后的大学生的物质利益观和消费观发生转变。独立意识较强的大学生们不甘心“躺在汇款单上生活”^[17]，于是1987年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勤工助学之风兴起。

深圳大学98%的学生参加过勤工助学，平均工作时间每月50小时，工资为42～50元。^[18]从勤工助学的目的看，主要是获取经济自立的意识，树立新的物质消费观念。深圳大学81.3%的学生认为勤工助学主要是“为了自立”。从勤工助学的内容看，有新产品开发，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文化咨询服务，以及家教，小商、小贩等。从组织形式看，有三五成伙的，有以班、系为单位的；也有学生会、团委、学校组织的，呈现出一幅多彩多姿的画面。

与此同时，80年代大学生的个人每月消费支出也逐年上升。据对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23所高校的1114名在校学生的调查，大学生每月消费支出是：1983年，31.2元；1984年，53.5元；1985年，59.1元；1986年，67.4元；1987年，72.9元；1990年为90元左右。1991年辽宁7所高校调查，该省大学生每月个人平均支出约106元。^[19]据北京市统计局1993年对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九所高校的200名在校大学生调查表明，平均每月消费达159.78元。^[20]

大学生物质利益观向主体本位转移的另一个社会背景是由1987年“朱红现象”带来的震荡。该年夏季，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朱红兴冲冲地到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报到，谁知被告知用人单位不欢迎。21岁的朱红在4个月内求遍40家新闻单位，仍没有单位接纳。这就是当时被社会学家议论一时的“朱红现象”。朱红最后却由此进了民办企业四通集团公司。是喜？是忧？我们姑且不再论述，但市场竞争的事实教育了大学生，自己不再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在大学生匮乏的我国，却出现了“朱红现象”，致使一度在校园里出现“新读书无用论”。大学生们开始怀疑文凭的“含金量”。于是在80年代后期大学校园里，大学生对自己的物质利益的实现开始了多元、苦涩的尝试：

（1）“大学生转系现象”。转系，在高校校园外的人们来说，或许是一个陌生的字眼，顾名思义，不过是换个系科读读而已，但在80年代后期，在一些学生心目中则意味着是决定自己将来职业与生活的关键之举。转系主要是针对那些当年走俏的“热门系”，就上海复旦大学来看，1986年以前的“热门系”是管理科学系和新闻系；1987年是世界经济系；1988年则是外文系和世界经济系。随着对外开放，经济搞活，带有“外”字号和“经”字号的系科对学生吸引力越来越大。而那些文、史、哲、数、理、化等基础学科日益成为被冷落的角落。当时在大学生中曾流行着这样的口头禅：“校不分好坏，专业灵光即可；系不管大小，只要涉外就好。”据上海四所高校1988年不完全统计，从一些冷落的系科内转出学生累计80余名。在受“经商赚钱”风、出国热影响下，还有一些学生甚至干脆退了学。

（2）“大学生自我推销”现象。“朱红现象”对80年代后期中国大学生上了一堂很好的社会实践课。曾记得1986年“学潮”时，学校领导、老师苦口婆心劝同学好好学习，但到了1987年后，几乎所有大学生已不需劝导，他们自己懂得该学什么，为了使自己将来进入社会站稳脚跟，“必须学会推销自己”。商品交换意识，主体利益观念在大学生心目中逐渐凸显起来。为了能推销自己，必须学一些实用的课程，经济的因素胜过任何口号。于是公共关系和人际交往的书籍便取代了其他理论书而成为了大学生的床头书。于是广州开始取代北京成为当时中国大学生向往的“圣地”。“一江春水向南流”，吸引着成千上万大学生南下“淘金”。当1987年“海南热”卷起之时，光上海就有千余名应届毕业生走向社会自行择业，800多名在校学生报名去海南岛考察或谋业。这表明大学生的主体利益观已充分复苏。

（3）“学而优则商”现象。在高等院校中，名教授历来是大学生崇拜的对象，博士学位是他们全力进取的目标，而到了80年代后期，受“全民经商风”的冲击，大学生心目中的这种学士、硕士、博士阶梯模式动摇了。用当时大学生的话来说，“只有保持经济的独立，才能真正赢得人格上的独立”。“我们都是二十好几的人了，好像第一次知道还有生存竞争”。给当时大学生冲击最大的要数当初在高考中名落孙山的同学了，现在这些人“腰缠万贯”，出手大方，好不威风。大学生在他们面前“黯然失色”。一时间大学生无心读书，五花八门的兼职纷纷出现。经商、赚钱、享受成了不少大学生的迫切需要。

据资料回顾，1982年，东北大学生问卷调查时，只有1.7%的学生回答“最迫切需要是充裕的经济条件”；京津大学生只有4.7%认同上述说法。^[21]到了1988年，一项大学生调查表明：有24%的人认同“物质与精神生活现代化”的说法。^[22]另一份调查在问及“在个人与他人和集体利益必然冲突的情况下，你首先选择何者”时，有48%的大学生选择个人利益。^[23]80年代末的中国大学生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主体意识已渗入思想深处。横在他们面前的道路，不再只是“学而优则仕”，而是“学而优则商”了。

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更是促进了大学生个性意识的普遍增强。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现实生活感受的直观性以及对感性满足的强烈要求，使得90年代大学生在进行利益权衡时，较多地考虑目前的、现时的利益。1994年北京某高校调查发现，72.5%的大学生希望学习实用知识。73.2%的大学生认为文史哲知识“没用”。69.6%的大学生认为“做学问太没意思，过于清苦，且不实用”。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依次为，经济收入（78.4%），能否实现个人价值（59.6%），权力和社会地位（55.6%），工作舒适，位于大城市（53.7%），出国深造机会多（32%）。这些都足以说明当代大学生以个人需求为中心，以“实用”为标尺的自我发展设计取向。^[24]

4.婚恋性爱观的变迁

8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生对婚恋性爱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1）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老三届”大学生的情爱观。1978年春，70多万新生入学了。他们中不少是“老三届”知青。“老三届”大学生独特的生活经历决定其为人处世大多持谨慎、严肃的态度。他们是异常复杂的一代。从当时校园里流传的一首诗“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中，就可看出当时“老三届”大学生男女同学之间那种神秘、含蓄、传统的观念取向：

“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我们没有理所当然的借口/就是想去坐坐/我们常常一样夜不能寐/一样常常躲进盥洗室/把烦恼打在脏衣服上/一样天天忘不了对照巴掌大的小镜子/和路旁的窗户玻璃/常常一样散步至深夜/可好不容易碰到/目光却暗暗回避/擦肩而过……”

一位77级女生回忆说：当时情况真是这样，男女同学虽在同一教室上课，但很少说话，即使要说，也是干巴巴，神情严肃，唯恐引起对方误解。这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学生生活的真实写照。

从客观原因上说，当时大家也确实没有太多时间。他们自称是“被耽误的一代”，比任何时代的学生都更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而立之年重新操起ABC，补上那中学甚至小学就该掌握的知识，整日寝室—食堂—教室—图书馆，四点一线。他们中很多人以学业为上，别无旁顾，希望拿到文凭，再考虑个人问题。这种婚恋观几乎就是上一代人“等到解放全中国，我们再结婚”的翻版。

从主观原因来看，“老三届”大学生，是“生在红旗下”，接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理想教育的一代，经历了十年“文革”后的他们，是不可能像以后年轻的大学生那样，大胆开放，毫无顾忌，把爱情作为情感自身目的的。“老三届”大学生，是这样一代人，一只脚已经踏进现代、改革的社会，另一脚仍留在历史、传统中。所以，他们婚恋观念与行为是分离的。

五年后，一位应届大学生重读《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时，便感到有些难以理解了。

（2）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小龄应届大学生的情爱观。“我们真的年轻，年轻得想在春意里堕落一次”，这是1980年之后进入大学的小年龄大学生的诗句。它与《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形成了鲜明对照。

尽管校方在80年代初，曾明确规定在校大学生不准谈恋爱。但与“老三届”大学生不同的是，在建立和发展男女同学间的交往上，小年龄大学生内心并无顾忌。他们在宿舍一起交谈，结伴进舞场、溜冰和郊游。“校园恋爱”已越来越从“地下状态”过渡到“半公开状态”。多彩的生活折射出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也不再像“老三届”将“事业”与“爱情”对立起来。当时一项大学生调查表明，61%的同学认为“将全部青春投入读书中去”会“感到遗憾”^[25]。只知读书，不知其他的“陈景润”们已成“明日黄花”。当时大学生提出“没有事业的爱情是空虚的，没有爱情的事业是不完整的”；“爱情是电，理想便是雷，只有电闪雷鸣，才能构成人生最丰富多彩的交响乐”；“事业爱情两朵花，风和日丽芳满天”。在这种恋爱价值观的支配下，8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认为事业与爱情都应有它所占的位置。

如果说80年代初“老三届”大学生是在谨慎、尴尬中寻找“志同道合”的婚恋模式，那么，小年龄大学生则是在浪漫与幻想中追求“情投意合”的情爱方式。

（3）第三阶段，80年代后期，新生代大学生的情爱观。80年代末期，随着“校园恋爱热”的不断升温，大学生的求爱方式也越来越直截了当和无所顾忌。用不着旁敲侧击，一句“我喜欢你”“我已经迷上了你”。有心则不妨“谈谈”，无意则说声“抱歉”，谁也没有心理负担。

校园内，大学生恋人间的亲昵举动也越来越公开化。白天，可以看到恋爱中的男女同学，牵手搭肩缓缓而行；入夜，校园深处，一对对恋人依偎相拥；熄灯前后，女生宿舍前，站立着一对对难舍难分的男女学生。80年代后期，情爱过程便是目的，“只求一朝拥有，不求终生相随”的婚恋价值观已被年轻大学生所接受。1988年某市对16所高校1146名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在回答“对男女大学生同居抱何态度”时，认为“只要有爱情，未尝不可”占19%；58.9%的同学则表示“对人宽容，对己严肃”或“不必大惊小怪”。在问及“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时，51.1%同学表示“随各人便”。^[26]

另据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1989年对上海、成都、青岛、浙江、南京、北京等9个地区12所在校的3360名大学生所作的调查，80年代末中国大学生在性观念上已趋近于现代价值取向：对于婚前性行为，认为只要基于爱情就可以发生，占42.07%；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进行，占36.25%；对于婚外性行为，认为只要当事人双方自愿，存在爱情，予以肯定的占31.17%；认为配偶能容忍，别人就不要干涉的占27.49%，两者相加，达58.6%。根据这一调查，大学期间有恋爱经历的占70%，而有10.77%的在校大学生自我报告有过性行为。^[27]

在以上所作的印象式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8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婚恋性爱观变化显示以下特征：

（1）大学生婚恋性爱观与其年龄、经历与时代背景明显相关。随着改革开放时期的推移，大学生年龄越来越小，个人经历越来越单纯，婚恋性爱价值取向也越趋于开放。

（2）大学生性观念逐步趋于开放、宽容与分化。以开放为取向，呈现传统、迷惑与现代三种性伦理道德并存的多元化状态。童贞、贞操观念已开始遭到当代大学生的严重挑战，婚前性行为现象有增多趋势，但远未达到泛滥的地步。

（3）男女大学生在婚恋性观念上仍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女性较男性更趋于保守。因为，对于性行为的后果，女大学生将比男生承担更多的风险。总体上看，80年代大学生的实际性行为开放程度要滞后于其观念的开放程度。

（4）在恋爱过程中，80年代大学生越来越注重双方的感情因素，注重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不考虑那些先赋性的因素，即注重“情爱的过程性”。

然而，事实表明，在校恋爱的双方与其将来婚姻成功率并不构成正比例。换言之，当代大学生恋爱与婚姻不对称现象越来越普遍。

（5）当代大学生生理成熟趋前，社会成熟滞后的不同步现象明显存在。因此，大学生婚恋性爱观有待教育与引导。

三、中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变迁规律

（一）基本特征：三大主题变奏

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看似漫无规律，繁花迷目，但仔细观察，纵观其发展演进，不外乎围绕着这样三个基本主题：

即在人生探索与发展这一主导需要下，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探索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寻找思想理论支点、精神家园的终极价值。这三大主题，都是正处在人生观形成之际的青年大学生不可回避的青春问题。

所谓“主观世界的探索”，即大学生对自我意识与自我发展前途的关注。

所谓“客观世界的探索”，即大学生对社会改革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前程的参与。

所谓“思想理论支点和精神家园的寻找”，即大学生寻找自我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理论依据，寻找人生与社会的终极价值。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变迁往往外显为大学生文化“热点”的兴衰变化中。所谓大学生文化“热点”，主要指一定时期内，大学生群体中流行的带有普遍性的价值取向或行为趋向。

构成大学生思想行为“热点”的深层动力是当时特定的“社会思潮”，而“热点”的表层呈现则是大学生的“流行文化”。这是因为“社会思潮”作为某一历史时期内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总是以最敏感和动态的形式表现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它反映了一定时期中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的某种变化趋势。“社会思潮”一旦形成，往往迅速扩散，并很快以一种风潮、热点或时尚等形式在社会上呈现出来，大学校园往往成为社会思潮的聚散地。

从十几年来当代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变迁轨迹来看，“社会思潮”往往与大学生文化“热点”相共振。即“社会思潮”在大学生群体中往往表现在其“流行文化”层面中。

流行文化，以其活跃、变动不居以及与大众精神生活相关的特有方式，给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不断注入全新的、不断变幻的信息，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变迁物化在具体的生活方式之中，包括服饰、流行语、体育、流行歌曲、校园生活、畅销书、青春偶像、时尚，等等。

概言之，“社会思潮”赋予了当代大学生热点以确定的时代内容和持续的行为动机，“流行文化”则赋予大学生热点以具体的表现形式和扩散渠道。

但“万变不离其宗”。大学生“热点”兴衰起伏都是围绕着上述三大主题展开的，并且其“热点”出现、持续、流变又多少取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速率。

具体来说，每当社会经济、政治呈现高涨、开放态势，大学生价值取向以及“热点”主题往往转向“关注社会”方面；而当社会经济、政治出现滞胀或失重状态，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热点”主题则会迅速由“关注社会”转向“关注自我”。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十几年来中国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热点”主题也经历了屡次起伏与交替反复。

如大学生中的“政治热”“求知热”与“恋爱热”“厌学风”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出现过几次反复。由此伴随着“关注社会”与“关注自我”价值取向的两极移换。当大学生对社会与自我两者都把握不住时，往往会出现寻找“终极价值关怀”的特殊取向。所以，三大主题的变奏便构成了十多年来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变迁中十分有趣的现象。

若再从大学生价值取向与“热点”主题形成与演进的运行来看，我们又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中国大学生思想探索与自我发展又呈循环递升的特征。其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有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激变、飞跃、升华，从而实现大学生自身与社会的契合与共鸣，完成社会主导价值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吸纳、积极塑造，从而促进社会发展；另一种则是积淀、沉寂、转向，成为下一批大学生人生社会思考的素材或产生更大的困惑与偏离，从而有可能使大学生价值取向脱离社会主导文化，成为反叛成人价值系统的消极力量。譬如像20世纪80年代三次大规模的“学潮”正是不良社会思潮对大学生价值取向的误导所致。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大学生中出现的许多热点和流行的价值取向，也并不都与社会思潮相同步。有时，许多流行的价值思潮往往首先在大学校园中开始出现，然后慢慢扩散至社会上，这时，大学生思潮则扮演了社会领潮的特殊功能。

总之，对自我现实发展的关注体现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层面上，它往往与大学生现实物质利益与现实社会活动紧密相关；对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大学生的“社会价值观”层面上，它往往表现在大学生对超越于自身现实活动之上的社会现实或事物的评价选择上；而对思想理论支点和精神家园的寻找，则体现在大学生的“人生终极价值观念”层面上，它往往体现在大学生对人生终极目标与理想相关的事物和问题的判断与选择中。

（二）变化规律：大学生价值观嬗变的“波动现象”

恩格斯讲过，历史是无数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体，个人与集团利益就像无数边线，而历史最终将沿着对角线的方向发展。这说明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与大学生价值取向嬗变之间具有某种互动影响关系，这实际就在提示着我们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

反观新时期以来中国大学生的价值观及其取向的演变轨迹，我们似乎能直接感受到隐约其间的中国大学生思想与价值取向的演变发展线索与波动规律。

从总体上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波动周期”。在每一个“波动周期”中，当时中国青年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演变轨迹都经历了一个“升波”和一个“降波”时段：第一个“波动周期”是1977年至1981年；第二个“波动周期”是1982年至1986年；第三个“波动周期”是1987年至1991年。

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大学生进入了第四个“波动”升波时段，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极大地鼓舞了大学生投身新一轮改革的热情，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校园中读书热、考研究生热、勤工助学热、追证热、校园文化热、留学生回归热等的重新出现，而出国热、读书无用论的降温，这说明中国大学生在经历了前三次“波动周期”后，思想和价值取向正日趋平和与理智。那种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激进情绪体验正在逐渐被冷静、务实、思考与参与所取代。

我们若对中国大学生思想与价值取向演变轨迹中屡次重复的“波动现象”作些分析，可以看出，在“波动周期”的“升波”时段，社会主导价值对大学生群体价值“吸纳”功能明显；在“降波”时段，大学生群体价值对社会主导价值“偏离”特征明显。

当大学生价值取向处在“升波”时段，往往也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处于协调发展或良性循环时期；反之，当大学生价值取向处在降波时段，则往往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紧缩、滞长时期。显而易见，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演变之间具有较明显的“联动效应”。

回顾这十多年的历程，我们一次又一次受到来自经济与政治“波动周期”的影响。十多年中中国社会经济改革明显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规律。周期前段，往往呈现出经济扩张、冲动、过热的特征；周期后段，又往往呈现出经济收缩、冲动减弱和“软着陆”等特征。中国社会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社会各子系统运行影响很大。^[28]

社会经济“波动现象”与社会“非政治因素”的制约波动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29]当我们的社会经济改革受挫时，社会上的政治思潮便会发生运转，而大学生的情绪同时也会受到明显干扰而发生价值导向的偏斜。譬如1981年，国家财政开始出现连续赤字，物价开始上涨；1985年下半年经济过热导致改革陷于困难；1988年下半年价格改革受挫。与这三次大的经济滞长相对应的是，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三股偏激思潮：“非毛化”思潮，“自由化”思潮，“西方化”和“私有化”思潮。社会思潮对当时大学生的负影响致使三个上述时期中，分别出现了“校园民主”、“86年学潮”和“89年学潮”。这表现了大学生文化的基本特点：易受感染性、不稳定性和理想性。社会经济、政治的每一次波动，便会在校园大学生中敏感地反映出来，受到明显的牵动。

8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波动现象”究其根本成因乃是传统的“社会公平”受到挑战所致。社会公平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它首先是以一个社会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它包含着一定社会对人的生存、发展等基本权利的共识，是在社会资源相对于社会需要具有稀缺性的情况下，保证正常的群体生活持续下去，免受社会冲突的破坏和瓦解的生活原则，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的逐步深入，原来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动，社会改革越深入，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矛盾就越突出。由于人们为改革付出的代价不能立即得到补偿，社会改革的阻力就开始增大，这时社会改革就会陷入“波谷”，体制变革就会暂时停止。要走出经济改革的“长波周期”，经济学家提出在新体制的成长中实现对旧体制的改革——即走“体制增量”的渐进改革之路。^[30]90年代新体制构建增量越来越清晰，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趋于协调增长，避免了80年代大起大落的跃进态势。社会成员对改革的理性认识大大增强，大学生思想情绪也日趋平实、理智，第四次波动“升波”时期也延续得越来越长，期待最终走出“波动周期”。

（三）整体总结

综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学生价值观的变化轨迹，从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大学生总体的发展线索来总结，其价值观变迁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31]

1.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整合度不高

整合程度指的是某一事物或现象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趋向一致的状态。从上面我们描述的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演进过程中，给人的印象是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念与行为的一致性并不明显。在许多基本的价值观念及其取向方面，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冲突。如权利与义务、自主与他主、目的与手段、精神与物质、未来与当今、集体与个人、平等与差异等，许多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是纠缠在一起的，许多行为与观念也不是统一的。这表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重整远远没有完成。

2.当代大学生价值观阶段性特征较明显

它表明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念明显具有过渡期特征。具体表现为：新旧价值观念的交替远远没有完成；对同一现象进行价值评价的过程中，新旧价值准则的冲突也经常发生。例如对某种职业的评价，一方面受到传统的社会价值标准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新的现实因素的影响，其价值标准的多元性比较明显。在许多价值领域，准则不具有明确取向，具体表现为80年代校园流行热的不停转换。这可以被认为大学生尚未树立比较稳定的价值观系统。

3.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发展具有较强的异质性

异质性或称不同一性，在这里指的是同类群体中意识、观念的不同趋向。

由于整个80年代，社会改革导致社会利益群体分化趋势加剧，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分化，又导致整个社会观念分化加快，因此，8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念演进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也是毫不奇怪的。在对待许多问题上，大学生群体内部呈现出色彩纷呈的多元现象。大年龄大学生与小年龄大学生之间；男生与女生之间；城镇与农村来的大学生之间；工科与文科大学生之间，其价值取向呈现出不尽一致，甚至是对立和冲突的现象。

4.“非制度化”正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之一

所谓“非制度化”，这里主要指的是某种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价值观的相对独立性。改革开放十多年来，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的发展日益表现出两大特点：

（1）大学生们形成自身价值观的渠道愈来愈具有多样化的色彩，而并非仅仅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从而呈现出要求自觉发展的特征。8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生开始已能够主动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追求，成为自己价值观念的主体，尽管这种评判与选择尚带有过渡性、整合性不高的时代特征。

（2）大学生价值观的取值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与主导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现象。例如从前面所述的80年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变化中，我们就不难看到，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有时与社会主导价值系统出现相反选择的现象。这与过去中国青年价值观念与社会高度整合与制度化形成了明显对照。

当然，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离成熟、完善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从十多年前大学生价值观及其取向演变的起始阶段来看，对旧的事物或现象进行重新评价乃至否定，是当时社会观念领域中最重要的趋向，乃至后来“观念变革”的口号提出，依然带有明显的否定旧有的特征。因此90年代中国大学生价值观念及其取向的整个演变似乎还没完成，整合性的主流价值目标与前景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勾画，分化、转型仍是90年代中国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基本走势。但在这种分化、转型进程中，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及其取向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变化。

（1995）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5页。

[2]同上书，第91页。

[3]“三信危机”指信仰、信念、信心危机。

[4]《在同一地平线上》（张辛欣）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分别发表于《收获》1981年第6期和《十月》1981年第1期。这两个中篇小说，是上述时期中国青年、大学生思想文化总体情绪的典型反映，在当时，这两个中篇小说拥有无数的青年读者。

[5]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思想解放，一些青年人模仿香港电影中的明星，以戴“盲公镜”——就是一种大边框的太阳镜为时尚。

[6]参见《大学生的1994》一文，《青年研究》1995年第4期。

[7]参见《大学生的1994》一文，《青年研究》1995年第4期。

[8]参见《大学生的1994》一文，《青年研究》1995年第4期。

[9]参见金志坤、杨雄：《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东方伦理道德与青少年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93页。

[10]参见《大学生的1994》一文，《青年研究》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