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性社会抗争与青年集体行动

过渡性社会抗争与青年集体行动^[1]

伴随全球化、信息化成长起来的我国新生代青年，他们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凸显，参与社会政治事件热情高涨。无论是“微博问政”、“爬粪”围观、集体维权，还是“涉日爱国游行”“广场散步”，我们都很容易看到青年群体的身影和作用。那么，我国青年参与集体行动的时代特征是什么？与西方社会运动的异同又是什么？在全球化新社会运动的浪潮下，我国青年参与集体行动会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怎样引导他们的社会参与热情、避免非理性参与？本文试图通过西方新社会运动事件与我国青年集体行动的案例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

学术界往往会将“集体行动”与“政治参与”联系起来考察。然而，在我国现实社会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既有“制度内的参与行为”（如入团入党、参加选举、参与听证会等），也有“制度外的参与行为”（如网络围观、集体散步、社会游行等）。从社会风险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更关注“体制外”参与事件，尤其是社会影响力较大的集体行动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广东村民集体“散步”事件、南京汉口路“西延事件”、香港“占领中环”事件、台湾“反服贸事件”等）。显然，新社会运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透视当前公民集体行动的分析工具。

一、过渡性社会抗争的特征及理论解释

根据社会运动的分类方法，“集体行为”多指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的社会行为；“社会运动”则指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社会政治行为。这意味着，从时间上来看，社会运动是由一场场集体行为组合而成的。然而，从发生在西方社会的一系列社会冲突现象（如：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1980年代的西欧环境与和平运动，1990年代的荷兰环境运动，1999年的西雅图风暴，2003年的全球性反战游行，2010年的法国反对养老金改革运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来看，从集体行为到社会运动之间，还有一种过渡性的社会抗争形式，那就是“新社会运动”，这正是目前世界抗争运动的主旋律。

新社会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指西方社会中伴随着学生反叛而出现的一系列大众抗议运动，如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反核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等。与传统的社会运动相比，新社会运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新运动主题，其直接目标不在于为社会特定群体争取直接利益，而是更多地表达社会的普遍关注，如环保、和平、公共健康等；（二）新运动理念，其终极目标是建设公民社会，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三）新组织结构，其组织方式是非正式的，松散而灵活，由NGO（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党或政府组织积极发挥作用；（四）新运动风格，新社会运动高度依赖现代大众媒介，常常通过社会营销、借助于媒体诉求和形象建构来争取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为新政策的推行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五）新阶级基础，并非由社会上占不利经济地位或受压抑的少数派发起，而是以价值观和问题为基础进行的动员。

新社会运动之所以会出现与传统社会运动所不同的特点，离不开新的社会历史条件。首先，学者们试图从社会和文化转变的角度，把新社会运动归因于大的社会结构变化。他们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支撑着不同类型社会运动的出现和衰退，新社会运动是关于被传统国家体制否认的新的社会政治身份重建的运动，是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也是一个标志后工业的、后物质的、后现代的新时代的使者。例如，现代化矛盾理论提出，从宏观角度来看，新社会运动是现代性危机的结果，如“生活空间殖民化”危机、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文明危机等。后物质主义理论则提出，从微观角度来看，新社会运动源于社会公众向“后物质主义”和“自我实现”价值观，如反权威主义、参与平等和社会民主。其次，学者们尝试从社会动员的视角，把新社会运动视作动员资源与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例如，资源动员理论提出，从微观和中观层次来看，社会运动产生过程中可利用的资源以及专业运动组织的关键作用，如那些被认为无利益相关但却“有良知的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则提出，社会运动由它们所嵌入的特定国家的一系列政治机会和限制条件所规定，如制度化政治体系相应的开放和封闭，政党联盟的稳定与否，精英联盟的存在与缺失，国家对社会运动压制的能力和倾向。

二、过渡性社会抗争与青年代群

在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中，青年常常是运动的发起人、推动者和参与主力。例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由12位大学生拉开了运动的序幕。2011年，英国骚乱的导火线则是因29岁的黑人青年杜根被警察击毙，继而发生伦敦示威游行，并转向了暴力事件，而2010年12月抗议大学学费上涨，也发生过大规模抗议。尽管很多骚乱的事发地都是偏远、贫穷的地区，但参与骚乱的主体是青年。据统计，最初被捕的骚乱分子70%是年轻人。在中东政治动荡中，突尼斯街头小贩、26岁的大学毕业生走投无路而自焚成为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的起点。据统计，在中东国家的示威活动中，20～30岁的失业青年构成了先锋和主力。因此，埃及革命被一些媒体称为“青年人革命”。事实上，新社会运动是全球性的社会运动，似乎任何国家都难以不受其影响，我国也不会例外。那么，中国青年的集体行动是否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新社会运动的特征呢？

我们以“群体性事件”“青年运动”“集体行动”“集群行为”“集体维权”等一系列相近的概念作为关键词进行学术和百度搜索，结果发现，我国集体性抗争行动事件主要由业主维权、农民群体性事件和市民环保行动几种类型组成。有学者提出“西方新社会运动作用有限”，^[2]我国的集体行动事件中仅有部分带有新社会运动的特征。例如，2007年厦门抵制PX项目事件就是属于典型的环境运动；^[3]而2003年重庆“钉子户”事件则被视新民权运动的典型案例，甚至有媒体将2003年定义为“新民权运动元年”。^[4]正如重庆“钉子户”事件一样，我国境内的大多数集体行动带有明显的多重目标，如个案解决、观念启蒙、法规修正、制度建设，等等。这使得当前中国“新民权运动”兼容旧、新社会运动特征的体现，运动表达了“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双重诉求。^[5]而在那些“解放政治”相对成熟的社会，“生活政治”就显得异常重要，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在现有的国家制度框架内解决具体问题，因此，与我国集体行动相比，西方集体行动的新社会运动特征更为明显。

对于我国的大多数集体行动事件来说，青年不是主要发起人，也不是直接的参与主力，他们对这些社会集体行动的参与大多以社会关注的形式存在（我国网民的年龄结构来看，青年是网络关注的主体），难以从中直接看到青年在这些新社会运动中的主要作用。在行使政治权利方面，当代新生代青年一般通过网络灌水、论坛、短信、微信或“闪聚”等温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往往当政府应对失误时，才会参与到社会抗议、静坐、示威等大规模激烈方式中去。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过程中，青年人往往更重视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活动，表现出政治参与的“实用主义”倾向。^[6]

当然，这不意味着我国青年参与新社会运动的积极性不高。2008年南京大学网络运动阻止汉口路西延事件就是青年学生参与新社会运动事件的典型例证。2008年3月，在南京市召开的2008年重点建设项目资金需求发布会上，汉口路西延工程的部分细节曝光。这一工程将穿过3所著名高校，工程完工后将把南京大学彻底劈成南北两半，道路经过以宁静优美著称的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北围墙后，再穿越河海大学校区。这一新闻被传媒报道后，搜狐网以及天涯等一些网络论坛迅速跟进，引发了各界持续而热烈的讨论。除了学校教师外，在校的青年学生也表现出十分积极的参与热情。例如，以南大校友师生为主的小百合BBS论坛上，大部分人（79.5%）参与到了对这一工程的讨论中，并对南大发展前途的关注程度明显提升。就在南京事件发生的半年之前，武汉珞狮路改造工程也引起了青年学生的积极参与：有学生提出了“游行申请”；^[7]有学生则在校内网发表评论文章，还有学生记者成立QQ群体，从而促使只停留在政府与校方层面的事件成为网络热点。事实上，早在1999年全国各大校园浩浩荡荡的游行活动中，可以看到青年学生参与新社会运动的热情。除了青年学生外，青年白领也成为了新社会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白领参与的集体行动当中，反日游行尤其引人注目。2005年各大城市发生反对日本“入常”的群众游行，以白领上班族为主。短信、网络改变了以往的集体组织方式，首次向人们显示了非正式的、松散式的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影响力。

就当代世界观察来看，大部分新社会运动是整个社会或者部分社会群体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或为一种“社会泄愤事件”。如最近发生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与其说是一场政治运动不如说是世代焦虑。如果青年人毕业后工作攒不下钱，不要说买房不可能，结婚、生子都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起来反抗政府是很正常的。由于青年在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影响者，这种新社会运动会使得青年人成了最后的参与者与坚持者，当然也易最终成为受害者。^[8]在我国大陆有关抗争行为研究或报道中，青年农民工常以劳动维权的主角出现，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在新社会运动中的影响与作用。在9月15日西安游行的媒体报道中，据一位目击者观察，“西安历年的游行有个‘上下半场’的特点——上半场以学生为主，打横幅、喊口号，到了中午，学生们大都就散了，这时其他人群大量登场，一些过激举动基本都是发生在下午。”^[9]青年参与的集体行动中，也会有少数不理性的、冲动行为。像那次集体行动中，像蔡洋一样莽撞的青年务工者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他们以实施打砸的身份被识别。^[10]

三、青年参与过渡性社会抗争原因

对中国青年来说，促使他们参与新社会运动的原因，既有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直接影响，也有我国社会发展特殊时代背景与青年发展的群体需求。

（一）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突出，青年成为最大的受影响群体

纵观西方的新社会运动，不难看出其社会转型困境与青年发展迷茫的“重叠”导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困扰，到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青年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性”，世界性的经济停滞与危机凸显了青年一代的失业与待业问题。像目前中国台湾地区失业率是4%，相比亚洲其他国家并不算高，但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14%，台湾大学生毕业薪水已经倒退至1997年的水平。再如“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青年指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体制迷失了方向，没有造福社会，必须靠自己来保护自己与周围人的权利。^[11]与对资本主义现代制度反思所不同的是，我国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青年人也面临就业问题难，还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一套房破碎一个中产梦想”的说法并不夸张。因此，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青年，很容易产生不公正感、被剥夺感。发展是青年的本质，寻求积极的解决方法，向政府提出质询，是青年发展中合理的利益诉求，这构成了现代青年一代政治参与的重要社会基础。^[12]

（二）社会断裂导致对文化“确定性”被打破，青年急需获得身份认可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新社会运动是一种“认同感政治”，反映的是传统认同感（阶级意识）日渐式微的态势下，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认同感的兴起。正如，威廉·甘姆森所说，集体认同感对于新社会运动不再仅仅是工具性的意义，而是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13]与西方青年面临的、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所不同的是，我国青年面临的是“社会断裂”带来对传统文化确定性的消解。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社会流动加快、市场化程度加深等一系列社会结构变化，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心理“重塑”与社会文化“重构”时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青年无法再像前辈那样可以依靠传统文化的确定性获得社会身份。而移动智能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又使他们被置于无数的可能与选择当中，如何选择身份和确定身份便成为当代青年的“集体焦虑”。同时，青年的内在热情使他们对于社会身份有着先天的敏感性，他们急切地想突破传统，确立新身份，获得社会认可。上述这种心理冲突，导致新生代青年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新社会运动——那种阶段性、非暴力集体抗争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三）社会进入物质相对富足时期，而青年则进入“后物质主义”世代

根据英格哈特（Inglehart）“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即从物质主义（materialism）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过渡。战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充分享受了物质的富足。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开始寻求新的价值，这便是良好的自然环境、自我实现和政治参与，等等。这些价值需求是现代资本主义体制难以满足的，于是他们对这种体制产生了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14]。与西方社会相似的是，经过36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增长，百姓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在当前中国稳定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格局下，对权力归属和权力分配已作了较为完整的制度安排，民众对政权的支持水平和对现状的满意度较高。^[15]而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价值彰显和人文关怀方面，则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为“新社会运动”的萌芽提供了社会土壤和现实刺激。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入推进，物质财富增长等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解”和“淡化”，而以环保、人权、宗教等为核心内容的“后物质”“后工业”议题正在凸显和发酵。^[16]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等教育的扩招，当代青年的文化水平与基本素质有了较大程度提升，自我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这使得中国青年更易接受非物质化的运动理念，从而推动“新社会运动”从萌芽到发展壮大。

（四）传统动员机制使制度内参与存在局限，网络成为青年政治参与新途径艾森格曾提出，从理论上看，如果政治机会结构是完全开放的，任何新兴议题就会很快被吸收进体制内的渠道并得到重视或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采取抗议手段来实现运动的目标。反之，如果政治机会结构是处于绝对的封闭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集体行动都将无法改变统治者的决定，因此抗议也就可能发生。^[17]例如，突尼斯虽在1981年实行所谓改革，执政的宪政联盟却从未真正给予其他党派参政机会。埃及民族民主党执政32年，当局却把宪法反恐条例和紧急状态法当作两道紧箍咒，长期压制和排斥异己。青年体制内合法参与路径被长期封锁是中东发生社会革命的重要政治原因。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通过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基层民主自治等基本制度，通过推行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设立行政信箱等新举措，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但在实际运作中，体制内政治参与还存在条件限制和人为因素干扰等局限。于是，网络便成为当代青年政治参与的新途径。事实证明，青年网民思维敏捷，擅长动手操作，能够熟练掌握互联网新技术，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都很强。^[18]例如，在香港“反高铁”运动、大陆阻止汉口路西延事件中，参与主体多为“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人和大学生。^[19]2014年3月台湾“反服贸”社会运动中，民众、尤其是大学生利用语言优势，自发组成十多种外语报道组，向全球数十家媒体即时传输消息。这是值得关注的青年社会政治参与新现象。

四、引导青年社会参与的政策建议

“新社会运动”作为青年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新机制、新渠道、新载体，将对政府传统治理和社会管理模式带来挑战和压力。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应对。从而达到正确引导当代青年的社会参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风险的目标。

（一）正确评估“新社会运动”对我国青年社会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

从近几年的集体行动事件来看，几乎都离不开社会媒介的“深度介入”“推波助澜”。这使得“新社会运动”影响不仅局限于直接参与群体和相关社会群体，往往会产生“外溢”效应。运动议题也极有可能与政治性、物质性议题混淆杂糅，导致社会参与面的扩大和参与程度的提高，成为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社会事件和运动，最终塑造出整体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甚至冲击政治稳定。^[20]因此，新社会运动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应该受到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新社会运动也对当代青年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首先，新社会运动对非物质性诉求和价值的强调，有助于青年摆脱现实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现和追求物质利益之外更多的价值选项。其次，新社会运动也能使青年的主人翁的体验愈发强烈，政治参与意识得到提升。最后，新社会运动主张理性表达和合法操作，在制度化的范围内解决矛盾和问题，不支持采用暴力手段实现价值目标，这会促进青年的法纪意识和规则意识。关键在于公共意识的培养应该在制度框架内进行“体验”与训练。

（二）完善“公权力”监督机制，为青年营造利益诉求正常表达的参与渠道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应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改善国家治理与培养青年政治参与应该同步进行。近几年出现的一些违背社会诚信、影响社会公平、打破社会道德底线的类似事件，使人们产生对权利受损、社会失序、制度不公的极度焦虑。如贵州“瓮安事件”信息不透明、杭州飙车案中富二代“有钱就能摆平”的叫嚣，让青年对社会公平产生不信任；从“我爸是李刚”到南京汉口路“西延事件”，最终则成为青年“扒粪运动”与社会抗争的主要动因。事实证明，青年对人肉搜索技术的娴熟应用，使得民众在社会博弈中更加有利，同时也督促了官员言行的规范与社会政策的完善。为了回应青年对建立公平、正义社会的民主需求，政府作为主导社会管理部门，一方面应花大力气形成一整套对权力制衡的纠错机制，自觉地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应提供更多正常、公开制度渠道让青年政治参与的意愿、呼声得到释放，他们的群体利益诉求得到制度保障与实现。

（三）正视青年中存在突出的社会问题，实施“青年优先发展”的社会政策

社会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而青年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承担者，其社会发展受到严重挑战。据最新数据，美国大学生就业不足率达40%以上，希腊、西班牙的“三无青年”占同龄人的6成以上，即使在经济发展较好的韩国，大学生就业率也仅有60%；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整个发展中国家失业青年为2.62亿人。^[21]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导致他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只能在“等待”中焦虑。在我国，青年大学生就业现状不容乐观，2013年的700万人就业大军同时进入最难就业季。2014年又有728万名大学生需要就业。未来五年中国大学毕业生都将维持在700万名左右。此外，移民和留学人数剧增，造成国内青年职业竞争加剧。而就业竞争导致地方管辖权力属地照顾，加剧了行业垄断和管理权力本地化。现代版的“出身论”隔绝了许多青年人的理想，使社会阶层流动相对停滞，容易导致社会畸形发展而引发断裂和振动。^[22]这一系列突出社会问题是青年社会压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们参与新社会运动的直接原因。为此，政府有必须坚持青年发展优先战略，实施青年社会政策，积极安排青年优先就业，为处于社会弱势地位青年创造更好的制度保障。

（四）尊重青年主体地位，不放弃对青年信仰价值的社会引导

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层面分析，当今社会客观存在“主体价值”（青年）、“主流价值”（社会）与主导价值（政府）三者价值取向既交融又分离的并存事实。长期以来，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主导价值观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片面强调整体价值，这种无条件要求个体为整体作出牺牲的理念，已经不能引起当代青年的共鸣。青年期是价值观形成的探索期，他们希望获得成人世界的引导，但必须以尊重青年主体为前提。在以往的实践中，青年主体地位常常被淡化甚至遗忘，其主体价值常常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正是新兴自媒体的发展，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声成为可能，这正是青年擅长的社会表达载体。因此，对青年价值观正确引导应与尊重青年个体合法权利相结合，努力做到国家整体发展与青年个体发展之间平衡与一致。

（五）拓展青年合理诉求表达渠道，提升制度容纳能力

从新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青年的集体行动大多是指向社会具体问题解决、具体政策的完善、社会道德良俗的反思、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非政治领域。他们关注社会、关心政治的积极性和出发点都值得肯定，他们需要的是表达合理诉求的通畅渠道。目前，各级政府对青年参与社会集体行动较敏感和警惕，在处理方式上多以被动反应、应急处理为主，强调事后补救和单纯维稳，倾向于从组织动员上把这种运动消除在萌芽状态。其效果不甚明显，甚至会适得其反，导致政府与民间的二元对立。因此，应从社会“消毒剂”视角来认识新社会运动的积极面，重视其政治沟通功能和诉求表达作用，提升制度容纳能力，从而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使得青年一代成为实现“中国梦”最重要的社会力量。

（2014）

【注释】

[1]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哲社办规划项目“新社会运动对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之中间成果，由作者与雷开春副研究员共同撰写。

[2]邸文：《西方新社会运动作用有限》2013年1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3]孙玮：《“我们是谁”：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4]秋风：《新民权运动元年》；选自《中国新闻周刊》年终特刊“2003：新民权运动”，《中国新闻周刊》2003 年12月。

[5]孙玮：《中国“新民权运动”中的媒介“社会动员”——以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媒介报道为例》，《新闻大学》2008年冬。

[6]段钢：《当代中国城市青年政治参与：特点、方式和问题》，载《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李伟：《当前青年政治参与的几个隐忧——基于对北京市45所高校的调查分析》，《人民论坛》，2013年第12期。

[7]《市政规划博弈武汉vs武大：谁该为谁“让路”？》，http://gz.focus.cn/news/20080703/495739.html。

[8]李春丽：《香港青年参加“新社会运动”原因探析》，《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9]2012年9月27日《南方都市报》：《爱国青年韩宠光的特别一天》。

[10]余亮：《反日游行中的“被遗忘者”》，《文化纵横》2012年第8期。

[11]马丽雅：《西方青年的“先进性”初探——以青年在新社会运动中的角色为视角考察》，《当代青年研究》2013年第4期。

[12]宣飞霞，蔡鲁南：《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方式和特点研究》，《青年探索》2013年第5期。

[13]连水兴：《公民社会理论视角下的“新媒介运动”及其阐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4]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5]江上雨：《中国不是中东》，201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6]阚道远：《中国“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与政治影响》，《兵团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

[17]PeterK.Eisinger，“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1973）.

[18]3胡期献。忠、王新强：《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空间与机制构建》，《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

[19]夏瑛：《香港“80后”的“新社会运动”》，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mag/doc Detail.jsp?coluid=0&docid=101460982&page＝4，2010年9月30日。

[20]阚道远：《中国“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与政治影响》，《兵团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

[21]《3亿失业青年困扰全球，大学生毕业即失业》，http://www.dzwww.com/xinwen/xinwenzhuanti/2008/ggkf30zn/201305/t20130531＿8503240＿1.htm。

[22]杨雄：《全球化背景下新社会运动对中国青年工作的启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