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与“第四代”比较

“第三代”与“第四代”比较_巨变中的中国青年

“第三代”与“第四代”比较

一、第三代与第四代的内涵

中国“第三代”青年的主体构成主要是指“老三届”，当然亦延伸至“后三届”。什么是“老三届”，1985年第8期《中国青年》载文写道：“文革”开始时期在校中学生（初、高中）后来都得到一个共同称谓——“老三届”。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写道：“老三届，是指在‘文革’前接受中学教育的最后一代人。”梁晓声、钟阿城、柯云路等知青作家曾对“老三届”作了多侧面的历史和审美观照，留给人们对“老三届”以丰富的感性及理性认识。至于“后三届”，有人称之为“一个隐性群体”。他们中大部分当“文革”爆发时，在小学的不同年级就读，出生年大致在1953年至1958年之间；他们是受过“17年”学校教育的最后一茬，是在不正常情况下，继“老三届”之后，成为又一批初、高中三届毕业生的，以后又陆续下乡或去农场，人数约占知识青年总数之一半。青年女作家王安忆、铁凝正是属于“后三届”中的人。“后三届”作为卷入“文革”全过程的最小一茬和作为被动型的“后三届”知青，比起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老三届”青年而言，这两茬知青区别概括地说，主要是：

（一）动因不同。同是到广阔天地，“老三届”大多是政治狂热驱使，“后三届”则是在硬性规定下被赶去的；（二）目标有别。“老三届”下去是扎根去的，“后三届”下乡大多在1970年、1971年以后，招工已开始，因此“下乡镀金”念头开始滋生；（三）方式各异。“老三届”中许多人，特别是大城市知青下放到了边远地区、大山区，“后三届”下乡地点逐步内缩（主要是渔场、林场、农场）；（四）时间不一。“老三届”下放时间一般较长，多达10年，“后三届”一般在二三年就离开了农村；（五）回城方式不同。“老三届”回城前期（70年代初）主要手段，正如当时西双版纳十几万下乡知青所概括的：“北京靠父母，昆明靠大夫，四川靠丈夫，上海靠政府”。后期（70年代末）主要手段是由“知青返城风波”导致的结果。“后三届”则大多靠招工与顶替实现的。对“老三届”与“后三届”花些笔墨加以分析，主要是使我们在研究中国“第三代”青年时应该注意到其内部的构成差异，而不至于遗忘那个在空间上“散”、整体意识上“淡”、彼此联系“松”的“隐形群体”。

近来，美国《商业周报》介绍了美国学者关于年轻一代——“贝贝布莫”（BabyBoomer）的研究情况，如果将中国知青的两茬人“老三届”与“后三届”加起来，其年龄跨度（1947—1958年）差不多正好可对应太平洋彼岸的“贝贝布莫”（1946—1959年）。“贝贝布莫”与中国“知青”都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生育高峰期，“知青”一代遭到了“文革”带来的不幸，而“贝贝布莫”则受到了美国侵越政策的祸害，今天两者都在本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对于上述两者的异同我将在后面再述。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第四代”青年（或称“新生代”）的基本特征。所谓“新生代”，在年龄上也许与“第三代”相比并不能完全构成独立的一代人，他们大多生于“文革”期间，在年龄上相差“第三代”10岁左右，其中不少人是在80年代中后期考进大学。我们之所以把他们称作“第四代”或“新生代”，不单是指其自然年龄群落，更主要是从他们特定的社会化过程的特点来确定的。换句话说，一代人之所以成为同其他代人相区别的“这一代”，主要地还并不在于年龄上的特征，而在于他们的社会、文化方面的独特性；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的共时性，而是他们的共有性；代的差异主要不是年龄的差异，而是其社会性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区别中国“第三代”与“第四代”的各自特点，那么前者属于“闯出来的一代”“思考的一代”；后者属于“抱大的一代”“选择的一代”。

二、“第三代”与“第四代”的不同经历

中国的“第三代”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童年（17年教育时期）；青年（“文革”10年内乱时期）；成年（改革、开放时期）。自1949年以后，“第三代”就接受了一整套理想教育，其基础是中国的传统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尤其是1962年以后的反修防修教育，学雷锋运动，学解放军运动，学“毛著”运动，阶级教育，忆苦思甜……可以说“第三代”的少年儿童时代是在新中国建立后那种浓厚的政治空气和沉浸在其中的幸福自豪感气氛中度过的。“文革”时他们正处在青年期，受到了极其强烈的正反面教育。“文革”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从“祖国的花朵”的梦中惊醒，沉落到现实社会的最底层。“文革”前期，他们造“资反”路线的反，破“四旧”，“大串连”，全面“夺权”，“拉山头、打派仗”；“文革”前期，他们遵照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扎根边疆，从而使他们能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到中国社会和民族性的深层结构。虽然不少人从此失望、沉沦，但从主流上看，他们中更多人开始从狂热到幻灭，开始冷静思索、反省自己过去所走的道路，重新估价过去相信的一切，从而形成其独特的精神素质。这是这一代人进入觉醒，开始成熟的标志。他们中不少人利用各种机会、方式进行广泛的阅读和交流，开始进入了知识和思想的“禁地”，有人甚至开始从事各种摆脱“文革”极“左”枷锁的尝试。因此，放逐红卫兵最重要的后果是使他们有时间思考和俯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这不是指思考他们过去的事，而是思考别人对他们所干的事。最终导致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四五运动”作为历史的转机，这是中国“第三代”与老一代革命家在政治上第一次成功的默契。之后随着“四人帮”的迅速垮台，1977年的高考恢复，从梦中醒来的“第三代”带着创伤、带着忏悔、带着渴望开始了新的寻梦之旅。这第一个梦便是成才之梦。尽管当时他们中不少人经历了忧患，已过而立之年（其中有不少人已成为父亲、母亲），可他们与那些刚毕业、稚气未脱的中学生一同站在这条通向成才之路的起跑线上了。而今“第三代”已步入中年，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又逼得他们成为中国社会的基层骨干。

与“第三代”相比较，作为弟妹一辈的“新生代”可幸运得多，他们自懂事始，就迎来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稳定时期。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使他们充满了选择的机会。这一代被称为是“文化隔断的一代”，因为他们身上既没有父辈一代的痛苦磨难，也缺乏“第三代”所经历的心灵创伤，同时又缺少系统的正统教育、传统价值观教育。“新生代”生长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时代，电视、音像、娱乐和流行歌曲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使他们成为一个巨大的超前消费群体。据了解，“新生代”已构成最大的青年群体：中国目前14～28岁青年，已占工业劳动力的74.7%；占了农业劳动力的65%；占了服务劳动力的65%。他们比哥哥姐姐们有更多的衣服、零花钱和书可读，开放时代使他们几乎没有既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故在价值取向上使他们易于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的感染。因此，他们也成了当今社会父辈、祖父辈及其兄辈所担忧的一代。

曾记得1986年9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过一篇引人注目的报道：“今年天津高校新生绝大部分是由亲属千里迢迢护送到校，盛况超过历年。”一位中年妇女从北京专程送小女来报到。记者：“您是领她来的？”她答：“准确地说是‘抱’她来的，她从小就是由家长、老师‘抱’着长大的，希望大学老师接着‘抱’下去。”一对从江西南昌专程送来的夫妻正忙着，儿子则静静地坐在一旁观看，他父亲说：“他昨天才第一次自己洗衣服。”人们也许还清楚记得一位来自天津某重点高校的尖子生，已经考取出国留学的资格，他却哭着鼻子把资格放弃了，他怕在国外生活无法自理。这就是中国的“新生代”的主要弱点。独立性与依赖性；高分与低能；视野开阔与思想稚嫩；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超前性与他们行为能力之间的相对滞后性，致使他们成为现今中国社会最复杂、最困惑的一代人。高考制度保证了各阶层中的他们都有可能进入高等学府。同时他们又面临经济体制改革对他们的实际冲击。用工制度改革与大学生“双向选择”的分配方式，使他们被迫进入了市场竞争的前沿。

由于现行中国社会体制的实际现状，致使这一代的青年期将被延长，青年期上限也逐年看涨，“社会化”（被社会承认）的完成被推迟，青年期上限有可能稳定在35岁左右。社会上曾流传着这样的口碑：“二十七八学习打杂，三十七八等着提拔，四十七八干也白搭，五十七八养鱼种花，六十七八大干‘四化’。”由此，“新生代”青年人的价值观随之出现了如下变化：价值观由集体本位转向个人本位；由对权威的迷信转向独立的思考；由浪漫主义的远大理想转向理想的具体化、现实化；对社会生活由被动的参与转向主动的争取。

总之，“第四代”青年的主要特点是：非传统性和开放倾向，有宽度但少深度；易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务实能力差；往往物质化过强，理想色彩较淡；民族劣根性中的传统伦理原则最少，但缺乏吃苦精神，喜欢赶时髦；缺乏坚定的信仰，却自主性高扬。他们是丢失了“草帽”的一代，是正处在新旧交替空白处困惑的“新生代”，他们是今天社会中难于简单描绘、概括的一代……

三、“第三代”与“第四代”比较

我们可以从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方面来比较中国“第三代”与“第四代”的差异，但种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这两代青年的经历殊异造成的，我认为“第三代”与“第四代”的根本差别在于“文化人格”的差异。文化人格作为人的一贯行为模式，它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诸多特征的总和，它是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能塑造出极不相同的文化人格类型。“第三代”青年的那种“红卫兵情结”，可以说是“文革”特殊时代的畸形产物；而“第四代”青年的那种“新生代”的骚动，同样是社会转型期所赋予的特有现象。由此衍生出所谓“第三代”的“权威型人格”与“第四代”的“实用型人格”的差异。“权威型人格”的主要特征是：注重政治忠诚与献身精神，崇尚领袖与理想信念，突出群体的价值观与战士风格。“实用型人格”的主要特征则是：注重感性文化和现实取向，崇尚物质和个人前途，强调自我尽责、自我完善的价值观。

如果说“第三代”青年的人格成长过程，主要是在社会秩序牢固、价值标准单一的社会形态中确定的，那么“第四代”青年的人格范式，则是在社会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商品经济时代中萌动，在冲突旋涡中跌跌撞撞地发展起来的。在我看来，“权威型人格”使人易于盲目服从，鲁莽行事，但其人格结构倒是十分单一的。它培养了“第三代”人的坚定信仰和顽强勇敢的作风，而它的危害却是赋予了“第三代”人思想的疯狂性与行动的破坏性。想当年，毛泽东身佩红卫兵袖章，伸出巨手空中一挥，“第三代”青年热血便都沸腾了。他们发誓：“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同他拼。”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有人划指书写血书，不少虔诚的红卫兵将毛泽东的金属像章别在自己胸前。“权威型人格”由于是用领袖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考，故当时青年常会把一些疯狂的念头或行动当作神圣的理想目标来追求，从而酿成了十分可笑的悲剧：“文革”期间，我驻某国使馆部分青年工作人员，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并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大幅标语，受到了该国政府的抗议；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一些青年，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地政府不允许，他们便集会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了流血事件。

相比之下，信奉“实用型人格”的“第四代”，则比较轻视规律、原则和主义，而注重手段、目的和自我。如果说昔日青年的“兴奋点”主要集中于政治，而今他们的志向、兴趣、议论，却已从政治转移到广泛的事物上。诸如成才、经商、恋爱、出国、流行音乐、牛仔裤、健美、计算机、旅游、通俗小说、时装、幽默、体育……“第三代”青年思维倾向注重政治、社会，而“第四代”人的思维取向则看重经济、自我；“第三代”青年的情感特征是狂热，冲动，富有火热的激情和自我牺牲的奉献；而“第四代”青年则是“一无所有”、灰色情绪、“我不知道”，偏激，哀愁。

如果说“第三代”的人格结构是十分单一的，那么“第四代”的人格构建则是冲突矛盾的：在心理上表现出开放与封闭，追求新奇求异心理与逃避宣传、教育逆反心理的矛盾；在政治上表现出热情与冷淡、期望与失望并重的矛盾；在理论上表现出理论贫乏与指点江山，盲目吞食与消化不良的矛盾；对自我认识上，表现出孤芳自赏与孤独低沉、偏高与偏低相矛盾；在愿望与行为上表现出志大与才疏、自立与依赖的矛盾等。在“第四代”青年身上，反映出较明显的双重人格及思想反差：他们中的有些人晚上通宵“筑方城”，第二天白天则把所赢的钱寄往了灾区；他们中也有人既为存在主义叫好，又为老山英模哭泣；他们抱怨改革的进程太慢，但又害怕触及自身利益；他们希望社会文明，却常会干出一些不文明的事。如果说“第三代”人当年干出许多傻事是因为他们太有“信仰”，那么如今“第四代”青年的一些所作所为，则证明了他们缺乏“信仰”。

“第三代”人可以说是从“确信”中走出来的一代，而“第四代”则是从“不确信”中长大的一代。正因为过早的“确信”和“青年期”被提前了的缘故，“第三代”人经过上山下乡的摔打、艰苦生活的磨炼和对实际国情的了解，因而变得更加成熟而走向务实；而“第四代”人则是在一个过渡的时代，一个调整的时代和一个开放的时代长大的，这个时代在他们尚未完全成熟已抛下了困惑、冲突与矛盾，改革又使他们面临着动荡的人生，自己形象欠佳更使他们很难挤入仕途，一切都得从社会底层做起。而他们自视甚高的自我评价却使他们不愿走进生活的基层，于是他们的青年期将会被拉得更长，他们只能做“边缘人”，只能在青年亚文化的时域内寻求“活得自在”“举止潇洒”，标新立异，争取生活的成功。因此“青年期”被延长与青春老化现象是“第四代”的文化人格自我冲突的一个重要特征。“青年期”被延长，意味着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而青春老化现象，表明“第四代”在个人生活方面却过早成熟而老于世故，他们比哥哥姐姐更精于计算、懂得生活的享受以及更早地获得性方面的知识……

总之，中国“第三代”青年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务实的一代，而“第四代”青年则是由相对主义走向世俗化的一代。由于“第三代”在“文革”前的教育中已被成功地塑造为理想主义，历经了历史的“呕吐”之后，他们由理想主义转向务实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第四代”来说正因为没有经过这场“噩梦”与“呕吐”，故他们的人格结构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既定信念。他们既是开放的，又是空白的，这就必然使“第四代”人以相对的、感性的、多元的和自主的眼光去看待现实世界与未来生活。

四、中国第三代与美国“贝贝布莫”比较

我把中国“第三代”与美国“贝贝布莫”放在一起比较的动因是：（一）他们人数上都在本国占有重要意义，或者说两者都属生育高峰诞生的一代。（二）他们的各自经历有十分相似之处，在他们青年期都曾有过“惊天动地”的“业绩”：前者——“红卫兵运动”；后者——“6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三）他们心头都曾燃起过要改造社会的光荣梦想，后来又先后抱着遗恨从理想主义中走了出来，成了追求事业成功的一代。（四）他们各自作为一股实体性的政治力量出现，都是比较晚熟的。下面通过五方面具体对比来看一看“第三代”与“贝贝布莫”之间的异同：

（一）受教育最多——“贝贝布莫”。他们中上大学的人数超过他们父母的一倍，超过他们祖父母的两倍。1985年，24～34岁的男人中有25%读完4年大学。生育高峰一代的来临，从1963—1973年中，美国高等院校的招生额增长一倍。^[1]

受教育最不完整——中国的“第三代”。“文革”前17年接受的是传统的理想教育，其间又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文革”期间，学校教育中断，他们几乎是上了10年社会大学，社会人生阅历大为增长，可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恐怕已成这一代大多数人的终生憾事了。“文革”后他们重新走进教室，加倍勤奋苦学，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由于他们学习目的明确。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留学生中不少人属“这一代”；在当前振兴经济的现代化建设中，他们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务实的中坚骨干。

（二）特殊感——“贝贝布莫”。“这一代人在他们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由于他们的出现而改变这一阶段的特征，并迫使全国对他们的需要和问题予以特别的重视。”^[2]请看人们在各个时期赋予他们的各种名称吧：斯帕克婴儿^[3]、“人造卫星的一代”、“百事可乐一代”、“摇滚乐一代”、“越战一代”，等等。因为他们是一个活的目标，因此从不断变化的名词中已能确切地显现他们区别于其他代人的特殊点。换言之，“这一代”不是以自己拥有什么而是以自己选择什么来显示自己的身份。他们的价值感与其个性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特殊经历凸现其特殊性——中国“第三代”。有人说，在他们已走过的人生历程中，叠加着三段历史。因此也就获得如下不同的“称谓”：“共和国同龄人”“祖国的花朵”“红旗下长大的一代”“红卫兵一代”“靠自己闯出来的一代”“知青的一代”“伤痕的一代”“思考的一代”“务实的一代”。反差极大的人生特殊经历，使我们从他们的思考与处理问题的方法到语式的选择，从他们的脾气性格到特殊的个人爱好，极易与他们的小弟弟、小妹妹——“第四代”人加以区别。那种爱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对政治敏感、忍耐、适应、吃得起苦、爱发牢骚、组织活动能力强等作风将伴随着他们步入中年。

（三）“改造社会”至人生偶像毁灭——“贝贝布莫”。1961年1月21日，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发表了充满变革色彩的就职演说，并开始实施一整套向“专制、贫穷、疾病与战争开战的‘新边疆’内政施政计划”，加上他的内阁班子以年轻化而著称，就此，美国青年一代（“贝贝布莫”）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投入欲与参与感被唤起了。不仅如此，连向海外派遣义务服务人员的“和平队”计划也有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热切地投身其间。肯尼迪的变革呼声，一反50年代懒散、冷漠、刻板、僵滞的气氛，使青年人心头燃起了一捧改造社会、大显身手的理想主义火焰。

可仅仅过了不到三年，“1963年11月22日这一代人的思想结束了天真无邪的阶段”。总统被刺事件成了“生育高峰一代”一生中的里程碑，成为一个谁都能认识的标志。^[4]“肯尼迪的遇刺作为一个特殊事件，历史被压缩在一个周末”，“从此他们便滋生了一种除自己之外没有必要忠诚于任何事情的思想”。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政治英雄死亡的比例惊人。首先是约翰·肯尼迪，然后有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还有摇滚乐。当1969级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第10次聚会被问起他们最崇敬的公众人物是谁时，压倒多数的回答是，‘一个没有’。”^[5]

从理想主义走向民族主义及其超越意识的复苏——中国“第三代”：有学者这样指出，今天，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大陆已趋多元化，但是唯一能激起人们共同情绪和得到认同的却是民族主义。这种情绪从中国青年对捍卫祖国领土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对奥运会中国获奖及名次的普遍关怀、“球籍”问题讨论……种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得以复活。并表明民族主义已成为一种青年的社会心态。忧患意识代表着本民族生存、竞争、发展的热切关注，从一开始就是民族主义的，它是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新中国的建立，忧患意识曾长期中断，直到改革进入深化期的今天，中国人又一次意识到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时，民族主义的忧患意识才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又一次显现在中国当代史的背景上。必然指出，早在“文革”后期，随着红卫兵一代在自己青春期经历了激烈的思想震荡和深刻的反思起，中国的“第三代”就开始具备忧患意识和民族主义心态了。

为什么“第三代”会在“文革”后期转向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如果我们从心理状态的角度来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第三代”所具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个人对国家、民族效忠的心理状态：以民族振兴为终极关怀，以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并为之可以献出一切。说得更清楚些，在深层心理感情结构上，民族主义属于某种理想主义。中国“第三代”在“文革”前的17年教育中已被成功地塑造为理想主义者，因此，“文革”后期他们经过对历史、时代和信仰的反思，由理想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另一方面，复活民族主义也是中国人既要迅速现代化又不愿照搬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恐怕也是中国“第三代”与中国“第四代”的精神特质的不同之处。由于“第三代”人的特殊经历，使他们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故一旦他们最终理解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便会自觉地投入并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建设。而“文革”的磨难与反思也使他们已经历过消解意识形态障碍和激烈痛苦的思想“炼狱”，最终致使他们在投身改革实践中，自觉地将民族主义与超越意识这两者和谐地统一起来。应该看到民族主义是这种超越意识的思想感情基础。当然，“文革”中那种意识形态与信仰之争以及人们相互斗争的严酷事实，必然导致“第三代”一种摆脱信仰的思想挣扎。正由于他们以思想的纯洁与信仰的虔诚最终为此付出了太高的代价，才造成了这一代人超越意识的迅速形成。这种超越意识，不是政治上不分是非，而恰恰是以减少人际关系的摩擦内耗与务实精神作为基本精神构架。因为他们已经迫切地意识到：历史不再给中华民族更多时间消耗在意识形态之争中，而应尽快实现现代化实在是刻不容缓且比信仰之争更为重要。

（四）怀旧的一代——“贝贝布莫”。怀旧是一种官能性感情。它通过维持一代人的同一意识不使衰退，能帮助个人或整个一代度过艰难的时光。在怀旧中，生育高峰一代找到了一个苦闷避难所，把经历青春期大大动摇了的同一性重新加以稳定。偶像毁灭，70年代的通货膨胀，住房泡影，高离婚率，非婚生子女，社会残酷竞争，自由、忧郁与孤独，为未来担心，物质主义等，“使怀旧症成了‘贝贝布莫’一代的关节炎”。^[6]“或许在60年代之后，他们最怀念的是由抗议和摇滚音乐会所形成的部落般的团结。60年代的音乐是文化革命的语言”。美国《大西洋月刊》一篇评论员文章写道：“由于70年代的学生除了巴拿马河事件外，没有什么能推动他们的政治意识，所以他们感到60年代的反战抗议热情很鼓舞人心……”而按照《肯尼迪的儿女们》编剧卡拉的说法，“70年代是60年代的垃圾”。这便导致曾是理想主义的生育高峰一代正沿着厌倦的“唯我一代”的转变。

“本次列车终点站”——中国“第三代”。中国“第三代”真正意义上的怀旧情绪恐怕是从70年代末的知青大规模返城之后开始的。1979年左右，全国上千万的知青如潮退般地返回了大城市，这实是震惊世界的“知青大逃亡”。“第三代”知青为了达到返城目的，他们不顾一切地“离婚”，仅据云南省知青总场统计，1979年中央X号文件下发后的五天内就有3000对知青夫妇离婚。省城火车站广场、候车室全让知青占领了，车站保卫处天天收到弃婴。女知青要回城了，许多人把孩子塞到凳子下走了。马路上，时不时可看到女知青胸前挂着块牌子：“出让孩子，倒贴300元”。有的女知青丢弃了孩子，几天后反悔了，找不回来，疯了。^[7]

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站》，最初表达了知青由乡村再次回归城市重新做一个城市人的人生困惑。“第三代”虽然回到了故里，然而城市对他们来说已不像儿时那般美好，更不是在昏暗孤独的知青棚里朝思暮想的那样理想了。他们经历千辛万苦返回都市，而一定程度上城市人们视他们为安置的累赘。他们对城市的烦躁与城市人的冷漠感到难以忍受。城市对他们的安置一拖再拖，他们被迫从城市的最下层生活开始：像《本次列车终点站》中的陈信，“整天睡在弟妹的下铺待业，尽管是自己家，不免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于是他们中不少人开始产生对乡村生活中值得怀念的东西的怀念：艰苦岁月中人与人之间的友情，知青之间的手足之情，农村人对他们的纯朴、善良的抚慰、还有乡村社会的平和，乡村自然的美好、宁静等。总之某种失落感使得“第三代”心头产生了一种只有同代人才能理解的复杂的“恋昔心理”，而它又异于“贝贝布莫”们的“怀旧情绪”。

（五）寻找真实与自我崇拜——“贝贝布莫”。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生育高峰一代在政治上后退了，消费社会改变了他们旧的关于成功改造社会的理想而转向实现自我运动。“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吸取了严峻教训，他们为未来而担心，他们不愿再为家庭、社会、教会或国家的旧真理作出牺牲，而把注意力集中到身边最近的东西：他们自身。生育高峰一代没有完善了社会，倒是完善了自身”。^[8]这一代人给婚姻和生儿育女重新下了定义。他们晚婚，往往不结婚，少生孩子，离婚增多。他们使常规事物多变。这代人中更为社会伤脑筋的而且仍在继续发展的事是单亲家庭的出现。大约在5个有子女的家庭中有1个由没有丈夫的母亲支撑着。20世纪70年代，有3200万美国人度过了30岁生日；在80年代，有4200万“贝贝布莫”度过30岁。因此他们对生活具有了一种更强烈的紧迫感，生活更加严峻，更具有限制性，使他们更着眼于“实际”，从而放弃造反的60年代的理想主义梦想，而转向那种注重生活质量、自我尽责的“雅皮士”生活方式。

观念与行为矛盾及生活负担沉重——中国“第三代”。与“贝贝布莫”相比之下，中国“第三代”身上的生活负担可要沉重得多。由于他们不是在一个独立的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心中压缩着“三段历史”。复杂的经历，造成了他们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中的自我矛盾。

或者说在今天，“第三代”人的观念是现代的，他们完全能理解“贝贝布莫”式的现代生活方式，可是联系到他们自己，却退让了。他们自己大多生活在过去与传统之中，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在妥协中平衡自己，回避自己。因此他们往往把主要精力投入于自己的既定事业中。当然，他们在家庭中也是合格的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第三代”中的男性，他们上有老母，下有幼子，旁有“娇”妻，他们对家庭责任感强，自己生活已习惯于简朴，事业心强，工作上任劳任怨，尽职其责；“第三代”中的女性不少是丈夫的坚强后盾，为了丈夫那份自己奋斗出来的事业，情愿牺牲自己。她们的一天经常是在“战斗的早晨，紧张的中午（不少人要为正在读小学或中学的子女送饭）和疲惫的晚上”中度过的。她们中的大多数则已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的独生子女，认为自己不行了，期盼孩子能考上大学。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小家庭，她们精打细算，巧于安排，在她们身上可看到其父母辈对她们的巨大影响。总之，中国的“第三代”，大多数夫妇正共同驾着一只小船，齐心协力去克服生活旅途中的急流险滩，驶向美好的明天与未来。

五、新生代与“新人类”比较

我之所以把中国“新生代”与国外“新人类”放在一块比较，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都属“第四代”人。什么是“新人类”？对于“新人类”的概括，各国的青年研究学者尽管研究角度不同，但基本方面却是大体一致的。为能把握“新人类”的一些基本特征，下面先介绍几种综述：

（一）兰登·琼斯先生在《美国：坎坷的一代》中这样描述第四代人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进入大学的一代人不同于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其差别正如黑夜与白昼。今天的学生是内向的、循规蹈矩的、实利主义者。他们关心职业，而第一批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则关心人生。例如，1980年代之后进入大学的青年是一种不同的类型。他们当中关心经济上富裕些的人两倍于从前。他们对公共事务和个人发展兴趣不大。他们对实业更加关心一些。他们不太想教书。如果说他们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自己也认为是中间派。他们反对优待少数民族。他们理想主义少，而且越来越玩世不恭。1979年之后，大学生中只有30%承认有改造社会的目标，而这一点对60年代的青年人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二）当代欧洲学者的“新人类论”（New—humanapproach）。一些欧洲学者在研究80年代青年时，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大声疾呼这一代青年是与先前任何一代完全不同的“新人类”。他们认为，80年代的新一代与其说不如过去的青年，倒不如说他们是“新人类”。尽管这一代人在许多长者眼里似乎不如他们从前那么“听话”，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似乎也迥然不同，但就其主流而言，他们以自己独特的形象和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他们在观念、价值、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已开始摆脱传统的保守、僵化状态，以一种批判或挑战的姿态对待这一切。他们思想解放，渴望参加社会和政治生活，反对专制独裁，渴望民主自由；他们关心世界的和平与未来，反对各种种族和性别歧视，反对核战争和破坏生态环境；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试图标新立异以反映时代的气息，“迪斯科”“太空步”“新潮时装”风靡全球，不仅在青年人中流行，且对中老年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给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因此，这一代青年是最活跃、最有生气、最有希望和潜力最大的社会力量，他们无愧于“新人类”。^[9]

（三）日本国总理府《世界青年意识调查报告（1984）》曾对日本青年作了如下概括：“日本青年人缺乏青春活力，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奋斗目标，在人生方面没有远大理想，就像是海上漂流的一代人。”“据调查，20来岁的日本青年人有如下六大特点：凭感觉办事、游乐至上；喜欢集团行动；很会打小算盘；不想承担大人义务；好出风头。”“而10来岁的日本青少年则更是‘七不六没有’：不关心、不负责任、不受感动、不见行动、不机敏、不与人合作、不招人喜欢；没有气魄、没有学习能力、没有礼貌、没有规矩、没有教养、没有信仰。”^[10]

（四）1990年4月17日台湾《民众日报》发表陈淑真的题为《新种族的代号》一文写道：所谓“新人类”，就是泛指第三代的青少年族群们。三代大致是以二次大战来区分。二次大战前出生称为第一代，二次大战后出生的为第二代，而第二代所生的孩子，就是“第三代”（即“新人类”）。^[11]他们是在多元媒体、商业化环境下长大的。他们要的是一种快速的东西，喜欢符号、声音，但不喜欢文字。换句话说，也就是对物质的享受，以及声、光、色的满足要求性，特别的强烈。

现世代青少年对服饰、摩托的广告，热爱有加，但满足了消费快感之余，却有一股莫名的虚无感。“新人类”崇尚新鲜、有个性的活动，也造就了许多应运而生且蓬勃发展的青少年聚集场所——速食店，青少年喜欢去的原因也许不是食物，而是环境和气氛，着重自我表现，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MTV店：它的特色是可以自由选择，不受电影院分级制度的限制，可以在一个隐秘的空间享受自由轻松的滋味；舞厅——为了发泄旺盛的精力，舞厅里音量特别大的Bass声，正可满足他们的需求；电动玩具店——特色是可以自己玩，排遣无聊时间。但青少年沉迷这类赌博性质的电玩场所，导致的逃学、离家情形，也日益严重。

上面列举的四种观点，尽管不够统一，但其主要方面还是一致的。加以概括就是，“新人类”与中国的“新生代”的共同点大致有：“屏幕文化”的一代。即这一代是在电视、电子游戏机、录像机、计算机那五光十色氛围中长大的，故他们厌倦课堂教育，追求享乐，精于算计，思想不固定而呈现开放、流动性，凭感觉判断事物。属于“感性文化”的一代。当代青年一方面在理性上不愿轻信，甘愿保持自我独立和虚无状态；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无限地张扬生命的感性空间，让亲身感受来充填自我的虚无。因此“怎么痛快怎么来”往往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他们往往拒斥终极价值、社会理想和群体规范，追求最大限度、无所顾忌的感官刺激，以获取自我的绝对满足和快慰。

这一代又属于“自我实惠”的一代。在商品化、世俗化冲击下，这一代青年变得无宗教性和无伦理性，社会生活的高速旋转，磨灭了他们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习性与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而把视线投注于自我关心，自我负责，更看重人本价值的自我实现：讲究打扮又不愿意模仿别人，喜爱音乐、体育与旅游，审美选择意向变化无常，合理主义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没有固定信仰”的一代只有青春偶像，而无终极信仰是这一代的显著特点。他们关心、崇拜、迷恋歌星、影星、球星，可这种迷恋时间流动性极大，这大约是“第四代”人那种相对主义价值心态的反映。

在论述了“新人类”与“新生代”的基本相似点之后，让我们再着重来比较一下两者的区别。

（一）政治价值取向比较

我认为中国的“第四代”青年就其主流而言，要远比西方的“新人类”更关心社会政治与世界大事。虽然他们缺乏“第三代”哥哥姐姐们那种献身社会政治理想的激情与信念，但中国社会价值深层结构中所固有的“政治本位”倾向却无时无刻不对他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中国“第四代”人内心深处有一种本能的“政治与宣传逃避心理”，但中国社会发展与个人前途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第四代”人不得不关心政治。因为过于脱离社会政治，则意味着终将被社会抛弃而一事无成。所以，“第四代”人关心自我超过关心社会，只是相对于中国的“第三代”而言的。需要补充的是，中国“新生代”所关心的“社会政治”，往往是与自己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一些日常政治问题（如改革措施、国家政策等对自身前途的影响）。因此，我认为他们属于想逃避政治又关心政治的一代青年。

相形之下，西方“新人类”由于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他们中大多数缺乏危机感，不为国家的前途与社会问题担忧。老一辈认为这一代青年转向自身利益，不大珍惜前辈争来的东西，他们中很少在星期日上教堂，真正信教的人很少。与60年代青年相比，这一代更关心自己的幸福与快乐，他们的抱负是个人的成功而非社会的成就，但他们仍敬仰60年代青年的理想与奋斗精神。调查表明：西方当代青年所关心与担忧的主要问题，大多数人会提及“绑架儿童”“艾滋病”“核战争”“环境污染”“扫毒”与“堕胎立法”等一些成人社会同样关心的内容，表明西方“新人类”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正在趋近于社会主流文化。

（二）生活与行为取向比较

在这方面，中国“第四代”主要表现为实惠主义的即时享乐；而西方“第四代”则主要表现为表现主义的自我呈现。前者是作为社会政治参与热情受阻的一种心理宣泄与平衡；后者则为物质生活满足后对自我内心发展的重视。“实惠主义”行为的特征主要是：超前消费，追求时尚，世俗化，满足于物质与感官享受，短期化行为，没有远大理想，关心生活超过关心事业等；“表现主义”行为的主要特征有：较社会地位而言，更想表现自己，试图排斥权威，渴望新的体验，热心于交往，冒险性强，热爱自然世界，关注个人内心的发展，等等。

（三）思维模式取向比较

思维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它是特定文化历史长期发展积淀的结果。虽然它未必能为当时人们所明确地理解、把握与描述，但每个人却都被它所包围。它超越了个人意识的界限，发生于普遍的无意识区，通过各种渠道，潜在地渗透到人们的认识与行为，从而构成人们动机与意志的无形支配力。

为了看清中国“新生代”与西方“新人类”在思维与体认上的差别，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青年与日本青年思维方式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日本青年思想方法上的“柔软性”和“实证化”以及中国青年思维形态上的“原则性”与“硬性化”倾向。所谓思想方法的“柔软性”，总的说来，“它要求人的认识不要绝对或僵硬，不要固守某些看来很规则的思想，而要柔软地紧贴复杂的现实。如果把现实比作复杂形状的容器的话，那么人的思想则应该像水一样。水是柔软的，把它放在任何复杂形状的容器中，它都会紧紧地贴在容器的任一部分不规则的表面”。日本青年认为我们中国青年（留学生）“原则和主张的成分太多”。显然，他们是指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总喜欢得出一个断然的大结论，而不注意深入地研究事物的各个侧面。在中国青年看来，对某个社会问题，必须首先有一个断然的赞成或反对的态度，然后才能谈具体问题。而在日本人看来，似乎更重要的是要把具体问题搞清楚。日本青年“柔软”的思想方式容易染有散乱、暧昧之弊，但“柔软性”却可避免以先验的原则与笼统的结论去代替对复杂事物的深入探讨，可避免思想的“硬化”。我国第四代青年比其大哥哥大姐姐，视野要开阔些，思想也更实际些，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强大遮盖力与遗传性，使得他们从深层的思维结构上看，仍属“守成、向心式”的思维模式——思想方法具有较高的概括与抽象能力，但实证能力较弱，容易导致思维的绝对化。就连第四代青年中弥漫的那种非道德非权威世俗化的反向思维，与中国传统思维之间仍存有深层的异质同构性。

从总体上说，“第三代”人是经历苦难的一代。中国第三代属“文革”的一代，而“文革”则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灵魂上的斗争。斗争伤害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当他们从田野乡间回到城市，颇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从欧洲回来的美国年轻人——他们为了美国的价值观念付出鲜血和生命，但美国却并未给他们准备任何报偿。第三代人的这种情绪以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是要主宰社会，一是要控诉社会，这和美国“越战”的一代——贝贝布莫十分相似，最终他们还是成功了。目前都不约而同地成了社会基层的实际操纵者和“中流砥柱”。应该说，第三代人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就。虽说，他们起步点是历史的空白点（中国正值“文革”，美国处“越战”时期），但他们基本上成功了。

相对而言，第四代人思想深度比较差，但烈度较强。正如有人指出：“第四代人的价值判断从‘我’开始，由于有无数个我，非常多向性，并且目标不专一，所以一旦投入社会活动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第三代”是痛苦的理想主义的一代，“第四代”是超前的消费主义一代；“第三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第四代”是抛弃传统的一代；“第三代”是务实的一代，“第四代”是着急的一代；“第三代”是懂得政治的一代，“第四代”是懂得生活的一代；“第三代”是崇尚“权威”的一代；“第四代”是迷恋“明星”的一代，“第三代”是理性主义的一代，“第四代”则是浪漫主义的一代。

总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范式，上一代人总喜欢下一代像自己，而下一代人总希望自己区别于上一代人。于是——“一代人离去了，一代人又走来。太阳每天升起，太阳每天西下，大地却依然如故。”

（1991年）

【注释】

[1]兰登·琼斯：《美国：坎坷的一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2]兰登·琼斯：《美国：坎坷的一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3]指在本杰明·斯帕克医生的《育婴知识》指导下养育长大的“战后一代”，这本书1946年出版后销售2400万册。

[4]参见《美国：坎坷的一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5]参见《美国：坎坷的一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214页。

[6]参见《美国：坎坷的一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

[7]参见郭小东：《中国知青部落》，广东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8]参见《美国：坎坷的一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

[9]参见《当代欧洲青年研究的理论述评》，《青年研究》1989年12期。

[10]转引自陈胜：《“新人类”——谈日本的青年人》一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1988年第10期。

[11]这里所指“第三代”与大陆的“第四代”一样，都属“新人类”。“新人类”特征有：服饰——喜欢追求名牌，但穿着名牌球鞋不穿袜子，才能更显得“流行味”；语言——青少年惯用的暗语，以凸显他们的与众不同。如“赔”（代表神气）、“正点”（漂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