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偶像与青年信仰

核心价值、青春偶像与青年信仰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新的思想道德建设指导思想。在多元化、市场化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当前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当前亟待研究、探索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现代人升华在“意义缺失”的时代吗？

核心价值作为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是一个民族信仰的主导思想和精神力量。可以说，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有人说，我们现已处于“后信仰时代”，在当下中国谈论核心价值、人生信仰不是一件时髦的事，现代人已生活在一个意义缺失的时代。拜物时代的到来加快了信仰在人们心中的缺席，一些年轻人常称自己什么都不信，是个无信仰的自由人。以至于你现在同一些青年人谈论人生价值、信仰时，他很可能以一种只有在注视恐龙和白痴时才会有的目光注视你。没有信仰成了神经正常的标志，信仰则被当作某种精神上的疾病。如果你追问这些人放弃信仰的理由时，他们会说，信仰意味着把一生交给可望而不可即的空洞理想，而我只需要一系列实在的目标。这确实是不少青年人拒斥信仰的深层逻辑，但这种逻辑却是错误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是不存在的。这些号称什么都不信的人，常常是放弃精神上的信仰和追求，把某种有限的物质神圣化，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种倾向，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担忧。有学者就指出，“现在搞市场经济，面临着过度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吞没理想主义和真诚信仰的危机，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信仰什么，而是有没有信仰。最可怕的是没有任何信仰而只信仰金钱，法律和道德将因此而受到冲击”。（牟钟鉴，1999）

那么，当代青年思想信仰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近年来的一些大样本调查显示了如下结果：

（一）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调研”课题组曾以问卷以及个别访谈等形式，对山东、广东、北京、吉林和四川等省市一些高校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进行了调研。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并不存在所谓的“大范围的信仰危机”。但在部分学生中则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信仰淡漠、理论淡化、思想多元化倾向等问题。有的学生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基本内容在认识上模糊不清，甚至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持怀疑态度。

（二）2005年，吉林省对所属6所高校调查发现，在校大学生中有23.6%的人对信仰持无所谓的态度，有48.7%的人主张信仰自由。

（三）2006年5—7月，江苏省团委课题组对该省40多所高校（S＝2200人）关于《当代大学生公民参与状况及对策研究》调查显示，大学生把“奉献社会”作为人生最大追求第一选项的占2.8%，作为第二选项的占2.9%，作为第三选项的占7.0%，前三项合计为12.7%；而把“个人事业成功”作为人生最大追求第一选项的占30.6%，作为第二选项的占21.8%，作为第三选项的占12.0%，前三项合计为64.4%；把“家庭幸福”作为人生最大追求第一选项的占29.3%，作为第二选项的占29.5%，作为第三选项的占16.3%，前三项合计为75.1%。

（四）2006年11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该报与腾讯新闻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题为“你对人生缺乏热情吗？”的在线调查（S＝4130人），结果显示，接受点击率的71%青年回答，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充满焦虑”，55%的青年表示“对人生缺乏焦虑”。有人认为部分青年这一状态与当前日本“下流社会”评价标准很相似。“下流社会”是相对于“上流社会”的一个特定概念。来源于2005年轰动日本的畅销书《下流社会》，意指不少年轻人在空前严酷的竞争压力之下，逃避承担做事业和家庭顶梁柱的责任，在工作、婚恋、学习中自我放弃，最终导致从社会中间层向下滑落。对“人生缺乏热情”，被认为是“下流社会”的最大特点。2006年11月28日上海《青年报》就此刊发了三篇署名观点文章，题目分别是1.《没有理由失去生活热情》；2.《不过是阶段性阵痛而已》；3.《“向下流”是战略撤退》。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青年现象进行了讨论。由此看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转型的今天，生活意义和人生信仰再次成为社会和青年人所关注的成长问题。

客观地说，我认为上述有关当代青年生活信仰、人生价值观的问卷调查和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青年对自身未来发展、生活意义和人生信仰追求过程中的探索、困惑与思考。其实，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代青年，在青春期、在人生发展最初阶段，都会面临、产生诸如此类的心理焦虑和人生思考。这是青年人生展开过程中的阶段性阵痛，是正常的青年社会现象。80年代初，我们也曾遭遇类似的“集体青春困惑”，还由此引发过一场大讨论：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潘晓讨论”。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展开，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今天，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GDP首次超过2兆美元，意味着我们的综合国力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意味着我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加速增长期。青年人也获得比改革开放初期更多的发展机遇、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因此，就总体而言，我对青年一代是持乐观态度，基本判断理由是：社会越来越开放，经济越来越发达，人的生命越来越长，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符合人民的愿景，那么象征未来的当代青年反而成为没有理想和信仰的一代？这是说不通的。众所周知，青年人总是跟着改革者走的，总是走在改革开放最前面，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未来的。因此，下一代人总是要超过上一代人，只是每一代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关于当代青年有没有信仰，我记得吴邦国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曾在团市委一次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看青年人有没有信仰，主要看他们是否热爱祖国、拥护改革开放。拥护改革开放就是有信仰的青年。”无疑，这种站在社会大视野、从历史和时代坐标系对青年一代的评价，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青年观的，对现今一代青年评价也是适用的。

二、我们这一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信仰？

自从尼采之后，世界进入现代哲学时代。人们不再关注形而上学的世界，不再追问世界的本原问题，而转向关注现代人生存与困惑问题。其实，在现代社会里，统一信仰已倒塌（尼采），在后现代社会里，人不是不要信仰，而是每一个人可以追求拥有自己的信仰，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信仰。现代人的生活可分为“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前者是物质生活（加上社会生活），后者才是心灵（灵魂）生活。人光有外在（物质）生活，没有内在生活，人的灵活就无法安顿，哲学就是解决人的心灵生活、生活信念问题的。哲学是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人生的态度（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世界的总体看法（世界观）。哲学作为一种内在生活，每个人无法逃避它。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作出选择。上大学、找工作、选朋友，支配我们作出决定的根本东西就是哲学。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光有物质生活，没有心灵生活，人不会有安宁感。许多人整日忙忙碌碌，整日赚钱，但内心世界很空虚。灵魂很苍白。所以，人生意义的问题就出现了。物质满足后精神生活如何充实？这是现代人遇到的哲学问题。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人的生活空间和领域，促进和提高了人类生活的便利性和生命的成就感，为改善人的生命质量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可是技术理性带来的并不都是美好与幸福。人类在享受自身发明创造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负。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日益枯竭，恐怖主义的泛滥，贫困、疾病和犯罪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削蚀人的生命感，威胁着人类的存在；另一方面，人们都生活在追求成功的沉重压力之中，而成功并不一定使他们有幸福感；相反，面对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的解体，面对瞬息万变及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不少青年人逐渐丧失了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宿，从而陷入了一种“存在性危机”中，处于深刻的“和自然疏离”“和社会疏离”及“和上帝疏离”“和人自身疏离”的困境焦虑之中（孙志文，1994）。

然而，信仰仍然是一个民族的魂。只要看一看20世纪末所发生的民族争端乃至战争，不管我们怎样评价它们，然而在事实上都与宗教和信仰有关。宗教或信仰，铸造了每一个民族的魂。虽然科技理性获得了巨大进步，但作为一个民族的魂，人们已不在理性层面上对它作出解释。作为一个民族的社群生活，事实上，在人们日常生活与交往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那些“不可理喻”的日常情感与信仰。而且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亦不是科学家、政治家，而往往是信仰的创始者。

信仰按其内容，可分为政治信仰、理论信仰、道德信仰、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按其性质，又可分为科学信仰和盲目迷信（非科学信仰）两大类。科学信仰是建立在对于客观规律正确认识基础上的信仰。它具有客观依据，可以经受住客观实践的检验，因而能够给人以正确的方向和精神上的激励，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人们在宗教以外的政治、理论、道德、原则等方面的信仰，应当以科学认识为根据。非科学信仰（盲目迷信）则是建立在对于客观规律错误认识基础上的信仰。尽管这种信仰也能暂时给一些人以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安慰。因此，解决信仰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树立科学的信仰。

作为人们对于某种理论、学说、主义、原则、宗教的信服、敬仰和崇拜，信仰是人们的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有了信仰，人们就有了精神的寄托，有了行动的指南。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信仰。信仰内在地决定着人生的价值取向，指导着人的生存能力的发挥，是对人们生活的现实性问题和可能性问题的综合性解决，同时指导着人们生活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信仰使人的整个精神活动以信念为核心，形成一个完整周备的精神导向系统，调动一切精神因素倾注信任，怀抱信心，统摄所有意识理性凝聚的信念，成为一种理想的观念形态，成为一种人所共享、人所依凭、人须臾不能离异的精神柱石。

由此可见，社会和人都不可或缺信仰，信仰应该是高远的、指向终极的目标。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这就是说，只有为人民造福，使同时代的人更美好，为社会作出贡献，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有较高的自我价值。所以，应引导个体超越现实的物欲满足，超越生命自身的有限时空，追求精神的提升，从而得到人生幸福和存在的意义。

三、人的存在是一个意义系统，信仰是灵魂升华所处的一种状态

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探索有意义的存在是实存的核心（威廉·赫舍尔）。哲学家高清海更是把人的本质看作超生命的生命，强调意义对人的本体价值：“人是不会满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的生活的，总要利用这种自然的生命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人之为‘人’的本质，应该说就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价值性实体。人的生存和生活如果失去意义的引导，成为‘无意义的存在’，那就与动物的生存没有两样，这是人们不堪忍受的。”（高清海，2001）

德国历史和文化哲学家、生命哲学奠基人狄尔泰认为，意义就是生命的体验，是生命的本质力量在克服一切障碍，创造属人世界中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生命的真谛，就在于它明确的目的性，正是这种目的性，扬弃了生物本能的冲动，在生存与生活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意义”，超越生命的有限，趋于精神的永恒。对意义的追寻，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之生命独特性的特征。人不仅是个实体的存在，更是一个意义的存在。面对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的解体，面对瞬息万变及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不少青年人逐渐丧失了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和意义归宿，产生了身心分离的碎片感、疲惫感、宿命感和孤独无助感。要走出这种困境，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纯工具化”理性，赋予青年更多的人文关怀，即生命情感的关怀、终极信仰的关怀、社会责任感的关怀和苦难与死亡意义的关怀，引导青年人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现实的物质纷扰，追求生命的永恒价值。

人生信念、信仰是灵魂生活所处的一种状态。客观地说，青年人生存、生活问题没有解决好，他的精神生活也不会好，会很糟糕。人困苦就会很潦倒，就不可能有精神生活。一个青年只有将物质生活搞好，才能过有思考、有尊严的内在生活。同时，人需要守住自己的基本面、生活基本信念，那是一个人生活的道德底线：尊严和正直！没有道德底线，人就会没有灵魂。一个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是很重要的。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应达到一种平衡。我认为，青年人应多读书。古人说读书明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读和独处是一种心灵生活，可以使人获得心灵上的安宁。现在不少大学生基本不读哲学书。觉得哲学是无用的。大多读一些技术、实用的书。这是导致青年一代整体思想缺乏深度的一个原因。我2006年3月到英国，按理那里的信息网络比我们发达得多，但是欧洲青年阅读报纸人数反而在上升，远超过上网的人数。而我们这里有些大学生甚至说，有了网络就可以不要图书馆。这不光是一种阅读习惯和生活方式，而恰恰反映一种生活哲学和生活意义问题。

四、信仰与偶像：青少年社会化一个重要历程

信仰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是渗透在他全部体验中的性格特征，信仰能使人毫无幻想地面对现实，并依靠信仰而生活。然而这种“信仰”无法解释偶像崇拜意义上的信仰，因为偶像崇拜基本上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偶像崇拜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历程。将他人或团体当作崇拜的对象，期望自己也能羽化成为对方，或将对方视为学习的目标，以享有对方的尊荣，借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慰藉，同时减少挫折所带来的痛苦。青少年偶像崇拜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内容，但偶像崇拜的基本特点主要是对外部形象的欣赏与模仿。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对象往往都具有鲜明的、能够同青少年心理倾向相共鸣的外部形象特征。即使指向于政治人物，甚至反面人物，也主要指向于其外部形象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象性”是青少年偶像崇拜最重要的特征。青少年被那些具有外在完美性和力量性的形象所吸引，也被这些形象所感染，最终在他们的行为中也以某种形象模仿的方式表现出来。偶像崇拜能够产生超越于现实和自我的情感体验，它排斥现实生活内容，使青少年迷恋或向往远离现实的人格形象和生活方式。同时，它还常常削弱青少年自我约束机制，对我们的伦理传统和道德规范产生破坏性影响。

由此弗洛姆区分了两种“信仰”：理性信仰与非理性信仰。非理性信仰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我把非理性信仰理解为对一个人、一种思想或一种象征的信念，它并非出于人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体验，而是以人对非理性权威的情感屈从为基础的。”因此可以说，偶像崇拜的信仰正是这样的一种非理性信仰。在这种“信仰”中，信仰的对象是第一位的，而人的信仰本身以及人本身则处于被支配的屈从地位。而理性信仰“是基于在理智和情感的生产性活动中所产生的坚定信念……它植根于对自己的生产性观察和思考的独立确信”，因此它和偶像崇拜意义上的非理性信仰的“把某些事情当作真实的而加以接受，这只是因为一个权威或大多数人这么说”。（弗洛姆，1947）

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可能经历的阶段，其内容和方式可能随文化背景和个体差异而有所变化。在一些青少年身上表现得强烈一点，而在另一些青少年身上则表现得不是过于明显。青少年偶像崇拜与其心理成熟过程密切相关，是特指伴随现代青少年发展过程，并反映其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的一种特殊文化心理现象。如暴力崇拜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年龄特有的冲动性和攻击性情绪特征的表现。偶像崇拜不同于宗教文化意义上的那种反映人类对超自然力的恐惧、敬畏、忍耐与服从的精神文化心态，应当把它看作一种年龄性的或阶段性的发展现象。偶像崇拜尽管存在个体差异和多样化特征，但就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选择倾向，其共性的文化特征是“流行性”、青春性和情感性。它以强烈的情感色彩感染和支配着青少年的内心世界，使他们被所崇拜的偶像深深地吸引，并产生情感的依赖和共鸣，常常是将整个身心融入青春偶像的精神世界之中。

五、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时代青春偶像

由于现实中的青少年往往无法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所以就时常到自己偶像身上去寻找和虚幻实现自己未来的青春梦。回顾50年来中国青年的青春偶像的变迁，青年人经常用一个新的偶像来替代旧日曾经狂热崇拜的偶像。（杨雄，1989）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激情岁月，当时年轻人心目的英雄偶像是：雷锋、保尔·柯察金、王进喜。1960年代正是共和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年轻的新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决定了这将是一个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号召的偶像年代。艰苦朴素、舍己为人、自力更生、献身国家是这一时期偶像的共同特征，突出反映了共和国早期建设者的共同优秀品质。

70年代，除了继承60年代已有的偶像之外，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此后直至1978年全国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金训华就是那个时代积极响应号召的知青楷模。但70年代末期却是一个孕育着变化的时期，一些新的气象悄悄出现。整个社会萌生了对科学的崇敬。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处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就成为国人民族振兴愿望的一个投射对象。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激发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科学的无比热情。

8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从单一走向了多元，当时青年的标志偶像有：张海迪、中国女排、朦胧诗人、港台明星……这个时期的偶像如同雨后春笋，从社会的各行各业冒出来，令人应接不暇。可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传统的社会道德楷模。如身残志坚的“中国保尔”张海迪，救火牺牲的少年英雄赖宁，为救掉进粪坑的大爷而牺牲的张华。另一类偶像则是在各行各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成功人士。在体育界，中国女排以“五连冠”为中国人找回了自信和骄傲，成为万众仰慕的焦点；在文学界，顾城、北岛、舒婷等诗人成为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同时，来自港台的金庸、三毛、琼瑶也在内地产生了一大批“迷”和跟随者。

90年代作为流行时代的文化符号，当时青年人的标志偶像有：罗大佑、崔健、王朔、周星驰、王菲……在歌坛、银幕、球场，一个一个“明星”因受到青年崇拜而崛起，随之又一个个因受到青年冷落而暗淡。90年代，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多元化。这一时期每个偶像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变换非常迅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消解一切深度和意义的“无厘头”时代。在这个时代，周星驰和王朔成为叛逆的英雄，他们以嘲弄一切正经事物、调侃一切权威和正统的游戏态度成为了青年的新偶像。直至2005年中国大陆“超女热”出现，有人说“海选”表明偶像已开始平民化，每一个青少年都可以通过这一形式，实现自己的青春之梦……

由此可见，青少年偶像行为在其外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消极性和破坏性，但同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心理发展功能。青少年偶像崇拜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行为和心理活动过程，主要有三个行为特点：冲动性心理活动倾向、超现实的情感体验、过度的行为冲突。如过于激动、兴奋和不由自主的情绪体验，往往同时伴随着超越社会行为约束标准的行为冲突，诸如热衷于名人隐私、收藏名人用品、放弃正常生活方式、陷于偶像幻想境界等。这些行为特征在青少年个性发展和道德发展过程中将产生不利影响，阻碍他们正常的社会化过程，削弱对学校生活的兴趣等。尽管偶像行为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它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发展功能和意义。偶像行为在帮助青少年顺利度过“过渡期”具有一定意义，具有某种发展性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是一种情感性的依托功能。在失去旧的情感基础及表现形式之后，偶像崇拜正是青少年寻找到的一种新的情感依托与情感表现的完美形式。

因此，对青少年的偶像引导，在内容、形式与方法上更接近于心理疏导，偶像引导的主要内容不是一种价值观念或行为规范的传递，而是认知方式的疏导及价值思想的交流等。从更高层次上看，更应把它看成一种审美欣赏和人生体验的过程，是为帮助青少年顺利度过成长中的精神动荡和道德困惑的教育活动。从这个意义看，对青少年的偶像引导在功能上的确具有道德教育的性质，但它在内容、形式及方法上又超越于道德教育的范畴，包含了更为广泛的精神生活内容。

六、中华民族崛起需要稳定的核心价值支撑

在一个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的社会中，实际存在着“主导价值”（核心价值）、“主流价值”和“主体价值”三种价值。所谓“主导价值”，即该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主导意识形态文化提倡的规范价值；所谓“主流价值”即能被社会绝大多数群众接受，并能影响未来实际走向的社会价值；而“主体价值”即青年所追求的、比较前卫的个体价值。当代青年处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时期。过去，我国在经济上只允许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公有制的存在，因而在价值观上只奉行一种大一统的“主导价值”。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多种经济成分均允许存在，由此必然会产生与多种所有制并存相适应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价值观，并对青年产生影响作用。（杨雄，2002）伴随着合法性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条例被写入宪法，这就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最具革命性的品质之一，给个人的精神信仰留下了未加组织的一个领域。虽然这个很难说就是来自社会变迁的结构间隙中出现的所谓“私人领域”，然而这已经为私人信仰自由中的个人事务构成提供了基本的空间。

应当说，任何一个社会，总是企图利用教育来向年轻一代传递、灌输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使其尔后成为该社会的一分子。同样，在指出青年身上不足、引导他们的同时，我们又要努力改造社会本身，克服成人价值系统本身的知行不一现象，使“主体价值”“主流价值”和“主导价值”这三者能逐步趋于“整合”，只有这样价值观教育才有实效。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导向的工作，它总是力图选择有益于它的社会的文化，并将它传递给社会成员和下一代。尽管青年人总是试图“区别”于上一代，但事实上文化这东西是既守不住，又扔不掉的，因为历史是延续的。即便在人的多向性价值选择成为可能的现今，青年人也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抛弃传统意味着最终被传统所抛弃。（杨雄，2002）尽管从世代传递的角度看，一代总要胜过一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但离开了上一代的文化传递，就会出现文化断层，就会造成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文化上的失教。同样，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被大家所认同的主导文化或核心价值，那这个社会将是“一盘散沙”。

当前，在向青年人学习的同时，应启迪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表现为不畏艰辛地承担生活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多为他人和社会着想，勇于自我牺牲，不是一心追求个人的享乐。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历经磨难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多克·弗兰克在其名著《活出意义来》中写道：“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人生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有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维多克·弗兰克，1944）

而理想和信念教育需全社会共同努力、需成人社会做出榜样。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道德教育方面曾经一度盛行萨特的价值澄清法。也就是，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怎么做的权利，但是必须承担由选择所引起的后果。这种政府对于道德教育不管不问的方式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那段时期，青少年吸毒贩毒猖獗，性解放达到了高潮。后来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后果，转而采取了品行教育法，认为有些价值观是不可以讨论的，是不能自由选择的。以此来开展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我国目前似乎就是在走美国的老路。传统的应试教育体制已经将思想道德教育挤到了青少年教育的边缘。思想政治课被普遍认为是最没有用处的课程，无情地被数学、语文等其他课程所代替。这种传统的应试教育培养出来不少高分低德的人才。2005年多个省的高考状元被拒香港大学门外就是很好的例证，香港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说道，这些高考状元虽然分数非常高，但是他们在思想道德素质水平上却远未达到相应的要求。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在核心价值方面，诸如诚实、友爱、敬畏、尊重、合作等核心价值，必须加强对青年人引导教育，必须师之。放弃教育是成人社会的失误。另一方面，在核心价值构建上，成人社会应承担社会的示范作用。应“身先士卒”，为青年人树立起模范遵循核心价值的榜样。一句话，要求青年做到的，成人社会首先应该做到。要求青年人信仰的，成人社会首先必须信仰。

进入中华民族的复兴时期，我们对确立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较以往任何时期更迫切。崇高的信仰引导伟大的长征，也必将引导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三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这三个“万里”中至少有一半与信仰有关。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一个人，要获得发展，必须建立稳定的核心价值观。在一个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我们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将直接影响着社会。当代青年只有拥有坚定的信仰，才能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进而创造不辜负时代的成就。当代青年只有构筑稳定核心价值观，才能支撑起中华民族的崛起。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