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族的重要文献

第十一章　高山族的重要文献

几个世纪以来，高山族没有形成本民族的文字书写系统，因此没有任何以本民族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学界对高山族的研究，主要依据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作为参考依据。

有关高山族历史的记载，最早在公元3世纪，以三国孙吴太守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为标志。原书已佚，但有关文章却被载录在宋代李昉所编《太平御览》第七十八卷“东夷总叙”之中。学者认为这是记载高山族最古老的文献，反映了公元230年前后台湾的社会、地理情况。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名将陈第随福建都司沈有容赴台剿倭。陈第在台湾大员登陆后，亲赴台南至高雄一带平埔人聚居的部落，实地考察了其生产生活情况，写下了《东番记》，全文1400余字，记述台湾西部沿岸的平埔人的生活习俗与地理风光，为最早描绘平埔人生活的著作，被认为“实明代亲临本岛目击本岛情形所遗之最早文献”。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台湾政权几经交替，在政治及各种文化的冲击干涉之下，高山族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各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如汉文资料、西方人的旅台游记以及日本人的记录材料，都成为研究高山族早期社会生活、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丰富资源和重要史料。

一、荷据台湾时期（1624～1662年）

荷兰占据台湾主要是为其经济上的利益，同时，基督教也在台湾传播。当时的传教士为向平埔人传教，常与当地土著居民接触，深入观察他们的生活及文化，并留下文字记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略记》。

《台湾略记》的作者是乔治·甘治士(GeorgiusCandidius)，写于1628年。

甘治士牧师是荷据台湾时期荷兰改革宗教会派驻台湾的第一位宣道师，他在1627年到达台湾之后不久就进入新港社与平埔人当中的西拉雅人同住，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与观察，于1628年12月27日写下这篇西拉雅民族志。虽然此前已有《临海水土志》《东番记》或荷兰人写的《萧垄城记》，但对其更详尽的记录应推甘治士牧师的这部报告书。

《台湾略记》记录了台湾岛的地理位置、部落的名称与位置、岛民的性格与生活方式、粮食的栽种与收成、酒类的制作、妇女的工作内容、男性的狩猎与方法、部落间的战争与猎首、部落的统治组织与头目的职责、社会风俗、婚礼进行的过程、妇女怀胎的限制、婚姻的义务与责任、住屋的安排、节气、葬礼的习俗、宗教信仰与神话、女祭司（Inibs）在祭典当中的职务等。在这些记述的内容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高山族的堕胎习俗。孟德斯鸠的《法意》（TheSpiritofLaw）与玛尔撒斯《人口论》（OnthePopulation）都曾引用《台湾略记》当中西拉雅族的堕胎风俗来做为他们理论的佐证。《台湾略记》的英译文收于甘为霖牧师（WilliamCampbell）的《荷兰统治下的台湾》（FormosaUndertheDutch）一书中。

二、清代统治时期（1683～1894年）

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台湾厦门道。1697年，福建当局为采硫矿，派遣郁永河来台采硫，郁永河返乡后将此次游历台湾的经验写成《裨海纪游》，被誉为“台湾文学史上第一本游记文学”。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政府统治台湾38年之后，首次派出巡台御史考察台湾吏治得失及民情。在诸任巡台御史中，黄叔璥写成《番俗六考》，满人六十七绘制《番社采风图》，成为今天我们了解清代平埔人社会生活的珍贵文献记录。

（一）《番俗六考》

《番俗六考》，清人黄叔璥所著，书成稿于雍正二年（1724年），乾隆元年（1736年）刊行。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黄叔璥成为首任巡台御史，在台两年，完成近九万字的《台海使槎录》一书。全书共计八卷，卷一至卷四为《赤嵌笔谈》，搜罗整理出关于台湾历史、地理、海洋、气候、交通、物产、财税、武备、风俗、宗教、商贩等文献，以供施政参考。卷五至卷七为《番俗六考》，卷八为《番俗杂记》，为官方对平埔文化所做的第一次系统的调查及记录。

黄叔璥自言写作《番俗六考》的动机为：“番社不一，俗尚各殊，比而同之不可也。余撮其大要凡六：檄行南北两令，于各社风俗、歌谣，分类详注为番俗六考。”《番俗六考》记录北路（台南府城）以北的诸罗番十，南路凤山番三，计十三类群。所谓“六考”，系就各地番社之居处、饮食、衣饰、婚嫁、丧葬、器用六大事项分别加以考察而记载之，并附“番歌”于六大事项之后，是最早采录平埔歌谣的代表文献。

（二）《番社采风图》

《番社采风图》，清人六十七著，绘制于乾隆十年（1745年）。

乾隆九年（1744年），六十七奉命巡视台湾，在任3年，对府治附近的平埔文化极为关注，特别指派画工详绘平埔人和部分高山族的生活面貌，时任巡台御史的范咸在其所撰序文中提及，“……留意于绝俗殊风，既作台海采风图考，俾余跋其后，复就见闻所及，自黎人起居食息之微，以及耕凿之殊、礼让之兴，命工绘为图若干册，亦各有题词，以为之考”。

《番社采风图》包含一幅地图及描写平埔人社会与文化的“风俗图”17幅，“捕鱼”描写诸罗县目加溜湾、多咯嘓等社西拉雅人的两种捕鱼方式，一种用笱捕鱼，一种用弓箭射鱼；“捕鹿”描绘的是平埔人捕杀梅花鹿的场景；“猱采”描写麻豆、萧垅、目加溜湾等社八月采椰子和槟榔的情形；“种芋”描绘凤山县内山生番挖土种芋的场景，图中人物穿鹿皮衣，蓄“头陀式”发型，此为“生番”的象征，与一般所谓“熟番”的平埔人不同；“耕种”描写台湾县旧猴、罗汉门和新港等社汉化很深的平埔人从事水稻种植的情形；“刈禾”图题词云“七月收成”，属早占稻，稻禾杆高而柔，当时的平埔人均以手摘稻；“舂米”图中可看出平埔人没有复杂的碾米机器，只使用简单的木制杵臼，带穗而舂，其中舂米妇女衣着整齐；“糖”，糖即制糖的作坊，描绘了制糖的不同分工，同时，图中男子的穿扮均是汉人的特征；“织布”描绘平埔妇女织布的场景；“乘屋”，描绘的是平埔人特有的干栏式建筑，这些房舍不是垫高地基就是搭在木架上，图中众人合力抬起屋顶，状如履舟；“渡溪”，台湾南北大溪无数，溪面宽广，冬春浅涸，徒步可涉，夏秋则大水泛滥，此图描绘土官、通事乘竹筏渡溪，平埔人浮水推筏的情景；“游车”，平埔人无历法，三月花开为一年之始，当此时，族人便整理牛车，妇女盛装打扮，由未婚男性青年驱牛驾车游览美景；“迎妇”图描绘平埔人迎娶新妇的情景；“布床”则是指族人劳作时，在树枝间用布搭成布床，将幼儿放置其中酣睡；“守隘”描写接近“生番”的平埔村社编竹为栅环绕聚落周围，并派壮丁携带弓箭、长矛巡逻；“瞭望”，关于这个部分，六十七在其另一本专著《番社采风图考》中注释说，平埔人习惯在聚落外用竹木编架凉亭式的高耸望楼，当稻谷收成时，派遣未婚南男青年“麻达”日夜看守。“麻达”攀登望楼，远眺侦察，以防“生番”盗取稻谷。但本图所画稻禾似刚插秧不久，题词只说“防禾稻”，未提及收成，与《番社采风图考》说法略有出入。本图前景两位少年，其一鼻孔前有一长竹管，即是“鼻萧”，“麻达”夜间吹箫，游走于村社中，未婚少女听到乐声，如果喜欢就招来同寝；“社师”，“社师”指平埔村社教导平埔儿童读写汉字的教师，本图描绘了背立于社师桌前的平埔幼童在进行背诵的考试。

总体而言，清人文献对高山族的记述主要是地方志、游记、杂记等。所记对象以平埔人居多。清代末年，平埔人深濡汉俗，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均与汉人无异。因此，这些文献为今人复原18世纪平埔社会的风貌提供了参考依据。

（三）《福尔摩沙及其住民》

《福尔摩沙及其住民》一书由美国博物学家约瑟夫·史蒂瑞(JosephSteere)所著，成书于19世纪70年代，2002年由李壬癸编辑，由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

《番社采风图》——耕种

1873年，史蒂瑞勘查台湾，采集各种动植物标本，记录高山族的语言文化。先后走访了以下五个族群：日月潭的水社（邵人）、埔里的埔社（乌牛栏的巴则海人）、雾社的“生番”（赛德克人）、再走访内社和大社（巴则海人），最后才到南部的冈仔林（西拉雅人）、万金庄（西拉雅人）、“傀儡番”（排湾人）。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史蒂瑞走访邵人、巴则海人、赛德克人、西拉雅人及排湾人的详实记录。具体描绘了当地的风俗、生态、住屋、服饰、刺青、猎首、去齿、语言、音乐等，为消失中的高山族传统文化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生命图像。另一方面，他力图追溯南岛民族的来源，从偏远山区的八旬老妪口中记录一百多个西拉雅语词汇。此外，史蒂瑞对于岛上随处可见的福佬人、客家人以及各地的交通状况、城镇、族群关系、习俗、营生方式等也有描述。

史蒂瑞返国途中还特别前往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查阅到大量与“福尔摩沙”相关的文献。在浩繁书帙间，他搜寻到17世纪的荷兰牧师甘治士、苏格兰旅人莱特、18世纪的传奇冒险家贝尼奥斯基伯爵以及19世纪的“安妮号事件”罹难者金理、史温侯领事等人所写下的探险纪事、狱中日记，很多都是今日难以窥见的史料。史蒂瑞将这些资料进行整理综合，并增加了他本人在台湾的亲见亲闻，以此构成本书的第二部分。

史蒂瑞在书中的叙述和描述具体细腻，这些翔实的记录有助于今人了解19世纪下半叶日本人侵占台湾之前的高山族社会的实际状况，对台湾的史学、人类学、博物学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日据时期（1895～1945年）

清朝统一台湾后，其吏治有效统治范围集中在西部与北部平原的平埔人地区，但从未对平埔人社会文化作过系统性调查，更遑论僻居崇山峻岭的高山族。1895年以后，日本侵占台湾，为在高山族社会建立殖民统治和掠夺山地资源，多次展开对平埔人和高山族的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和风俗调查。

日据时期对高山族的调查研究，领域涉及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物质、民族学、心理学等方面。这些研究，有的是基于政权法制的要求，也有的是纯学术意义上的探讨勘查。其研究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东京人类学会”在台拓展期（1896～1909年）

本阶段的研究是人类学在日本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当时广义的人类学刚成立为独立的一门学科，1884年，日本成立“东京人类学会”，以东京大学的人类学教室为中心，定期举办学术讨论会、田野调查、发行刊物，大力鼓吹人类学的研究。1895年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高山族的人种、语言、体质、风俗习惯等立刻成为该学会探讨的主要对象之一。来台会员的采集通信录，陆续刊登于《东京人类学会杂志》《民族学研究》《蕃情会志》以及其他各种刊物上。初期的主要寄稿者有鸟居龙藏、伊能嘉矩和森丑之助等人，他们通过田野调查与研究工作，留下了研究高山族的著作。下面简要介绍部分代表作。

1.《台湾蕃人事情》。伊能嘉矩、粟野传之丞合著，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出版。本书是台湾史学开创者伊能嘉矩与粟野传之丞合作完成的著作，原是其在台湾经过192天的蕃界调查所发表的《台湾蕃人事情复命书》报告，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三月，由总督府民政部以《台湾蕃人事情》为书名出版。

《台湾蕃人事情》分为“蕃俗志”“蕃语志”“地方志”“沿革志”及“结论”共五篇。“蕃俗志”就是民族志，记述高山族的地理分布、族称、部落名称、户口人数、社会组织、习俗、生业等。伊能依据语言、风俗习惯异同的观察，打破以往笼统的生熟番的划分，将高山族分成八类，其中再把平埔人细分为10个族群，即马卡道（Makatao）、西拉雅（Siraya）、鲁罗阿（Lloa）、猫雾捒（Poavosa）、阿里坤（Arikun）、巴布兰（Vupuran）、巴则海（Pazzehe）、道卡斯（Taokas）、凯达格兰（Ketanganan）及噶玛兰（Kuvalan）。

此外，伊能用近代学术手段详细记录了平埔人的生活，这些研究成果以《台湾通信》的方式陆续寄往《东京人类学会杂志》发表。关于台湾北部、东北部平埔人的先驱性踏查记录，出现在第8、10、11、12、15、18、19、20、23、24、25、26、28等共十三回的台湾通信稿中，经杨南郡先生译注，以《平埔族调查旅行——伊能嘉矩〈台湾通信〉选集》为题出版。其余的各回通信稿，是关于高山族的踏查记录，部分涉及有关汉人与平埔人习俗比较的专题讨论。

2.《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鸟居龙藏著，1902年出版。1895年至1900年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4次到高山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于1902年出版了《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一书，该书是关于高山族的第一本民族志，曾被译成法文而轰动当时仍为草创期的人类学界。

鸟居对高山族的调查方式属于行动派或探险型调查，他开创的田野调查方式，比西方人类学泰斗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田野民族志调查方法之年还要早10多年。鸟居在历史上首次将摄影机运用于对高山族的人类学调查。透过镜头的捕捉，鸟居把高山族的体质特征，包括脸貌、头形、体骼，完整地拍下来作为研究资料，鸟居甚至抢拍到只剩三、五个的“埔蕃”和“眉蕃”濒临灭族的最后身影，成为相当珍贵的史料。

（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时期（1909～1928年）

日据时期，官方对高山族有计划有规模的调查，以台湾总督府成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为标志，这也是日据初期官方机构对高山族研究的推进。旧惯会于1901年成立，其调查结果提供给殖民政府作立法起草的参考依据。1909年设立“蕃族科”，开始调查高山族的生活惯习，举凡衣食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内容。“蕃族科”工作人员据《台湾旧惯调查事业报告》计有36人，补助委员共有4人，分别是小岛由道、平井又八、河野六、佐山融吉，负责调查与编撰。此外，雇用了32位约聘人员，包括森丑之助、伊能嘉矩、浅冈诚、渡边荣次郎、安原信三、小林保祥等。

1913年到1922年间，该会陆续出版《蕃族调查报告书》（佐山融吉主编）、《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小岛由道主编）以及《台湾番族惯习研究》（罔松参太郎）三套各八册的调查成果，另外加上森丑之助《台湾蕃族图谱》二卷、《台湾蕃族志》第一卷，合计二十七册。这二十七册丛书，合称《台湾旧惯调查事业报告》，依照族别进行分卷，分别对高山族的传统风俗习惯、语言、生产方式、社会组织以及宗教信仰方面进行调查，按照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式收集数据。因当时高山族社会变迁尚不显著，因此是研究高山族传统社会与文化的重要资料。

1917年，“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工作正式宣告结束，总督府另成立“蕃族调查会”以完成“蕃族科”的未竟的调查出版工作直至1922年。调查后期，调查人员的一些调查课题远远超出了政治需要的范畴，具有纯粹的学术研究色彩，故其后期调查成果大大超越了其原先只为政治服务的意义。

1.《蕃族调查报告书》《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蕃族调查报告书》，八卷，编著者佐山融吉，发行于大正二年至大正十年（1913～1921年）。《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八卷，小岛由道及河野喜六主编，发行于大正六年至大正九年（1915～1920年）。

这两套报告书分别由佐山融吉与小岛由道两名委员主导。史学系出身的佐山融吉用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的方法进行综合调查，法科系统出身的小岛由道则偏重高山族惯习法研究。两者自成系统，分族群调查与编撰，内容上没有重复。

佐山融吉主导的田野调查成果，重在记录高山族的物质文化和生活习俗，其成果《蕃族调查报告书》分8册。第1册叙述阿眉（阿美）人南势群、马兰社，以及卑南人卑南社，第2册叙述阿美人奇密社、大巴塱社、马太鞍社、马里勿社、知伯社、鲤鱼尾社，以及阿美人海岸群，第3册叙述曹（邹）人阿里山群、四社群及简仔雾群，后二者属于南邹群，第4册叙述“纱绩族”（泰雅人、赛德克人前篇及后篇），第5册为“大么族”（泰雅人）前篇，第6册为“武仑族”（布农人）前篇，第7册即泰雅人后篇，第8册叙述排湾人和“狮设族”（赛夏人）。几乎每册都附录各族群分布图和“言语集”（语词对照表）。

小岛由道负责的调查着重于高山族社会组织、亲属关系、法制惯习等，其成果陆续于大正四年（1915年）至大正十一年（1922年）间出版，名为《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共分五卷八册，第一卷调查泰雅人（不含赛德克群），第二卷阿美人与卑南人，第三卷赛夏人，第四卷邹人，第五卷计由四册（应有五册，但第二册迄未出版）组成，包含排湾人与鲁凯人，研究对象涵盖岛内多族群。小岛的报告书采用清代旧称“番”代替日人统一使用的“蕃”字。此外，小岛由道对各族群做了个别的民族志调查，本套丛书的编撰体制大致上与佐山融吉的《蕃族调查报告书》相同。

2.《台湾蕃族图谱》《台湾蕃族志》。《台湾蕃族图谱》，二卷，发行于大正四年（1915年）；《台湾蕃族志》（第一卷），发行于大正六年（1917年），由被誉为“台湾蕃界调查第一人”的日本人类学家森丑之助完成。图谱包括“大么族”（即泰雅人）、“武仑族”（即布农人）、曹人、排湾人、阿美人、雅美人。《台湾蕃族志》（第一卷）为《台湾蕃族图谱》的姐妹篇。著者在《凡例》里说：“本志为据总括调查台湾蕃族之结果所编修之记录，第一卷记述大么族，第二卷以下则记述武仑族、曹族、排湾族、阿眉族、雅美族及平埔蕃，另辑录以上各族之体质人类学研究、考古学探究所得之先史状态、蕃语及全卷索引，都十卷。”可知此卷仅为此大著之一部分而已，第二卷以下各册均未梓行。《台湾蕃族志》在材料的整理和问题的研究上，系统而有条理。全卷分六章，第一编种族，第二编体质，社会状态、土俗、信仰及心的状态，经济。第二编体质调查数据全面而丰富。

3.《台湾番族惯习研究》。八卷，京都帝国大学法学教授罔松参太郎著，大正十年（1921年）出版发行。

罔松参太郎在《蕃族调查报告书》与《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的基础上完成了《台湾番族惯习研究》。全卷分番族概况（第一卷至第四卷），父系之义、母系之义（第五卷），亲族、家族、家族制、婚姻制（第六卷至第八卷）三编，出版于《蕃族调查报告书》与《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之后，材料悉取自前述两报告书，罔松复述此等材料，旨在引其父系主义、母系主义及亲族、家族、家族制与婚姻制等主题。

这27本著作在大正年代集中出版，上接日治初期由鸟居龙藏、伊能嘉矩及森丑之助、田代安定等所做的个别人类学或文化史的调查研究，下接昭和年代，亦即昭和三年4月1日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后，大学师生和在野学者如移川子之藏、马渊东一、鹿野忠雄、国分直一等所做的研究。他们对学理上“未开化台湾高山族社会”，依照预设的调查纲要，全面投入于前人足迹未至的地区进行综合性的田野调查，所采集、记述、分析的内容，很多是固有的当时仍在部落社会遵从、实践的部落文化习俗与日常生活实况。

除了学者的调查调查，日本殖民政府还成立一些组织专门调查高山族的历史、风俗、宗教、经济、户口等，并将调查数据汇编成册。比如，1913～1943年间，台湾总督府汇编《蕃社户口》，1936～1939年，出版《高砂族调查书》六卷。理蕃事务单位的《熟蕃户口及沿革调查缀》按照地区较为全面地将平埔人的名称、庄名分别列出，并记录其户数及男女人口。再如，总督府官司房调查课的《国势调查中间报》，每年均列有平埔人男女人口一栏，资料相当详细且有连续性。另外，台湾总督府警务本署所编《理蕃志稿》（现名《日据时期高山族行政志稿》）共四卷，是日据时期惟一采用编年体来记录事件本末的官报，记述年代从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至大正十五年（1926年），可以说是涵盖了台湾总督府对高山族事务亦即“蕃政”的发韧与推移轨迹，纵横上下、巨细靡遗的年志。蕃务总长大津麟平在旧序中说：“……其间有法令改废，设施消长，抚绥、弹压亦有得失，虽为运移势变所使然，但既往之鉴可作为将来规划方策之余师者非鲜，乃作本志与《蕃政志》一并供为参考。”

（三）台北帝国大学成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1928～1945年）

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成立，设立土俗人种学研究室，首次将高山族研究纳入纯学术研究的范畴。土俗人种学研究室以台湾土著文化为主要对象进行理论性探讨，研究人员包括阵主任移川子之藏教授、助手宫本延人及马渊东一等三人。1930～1933年为该研究室最活跃的时期，他们和语言学研究室共同接受了前总督府上山满之进所赠送的高山族研究辅助费作了长期的田野调查。1935年，出版了《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和《原语中的台湾高砂族传说集》。

1.《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著，1935年出版。

1930年至1932年，移川子之蔵与宫本延人及马渊东一等分别对宜兰平原的噶玛兰人、基隆地区的大鸡笼社、台南方面的头社、新竹新港、大甲以及埔里、高雄与台东方面平埔人的歌谣与传说进行调查收集，研究成果形成《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1935年出版。

《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收集了高山族各部落丰富的神话传说，以各社的口传尤其是所传承的系谱知识为线索，探讨高山族氏族、部落的迁移、分歧、混合的过程，重构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邹人、鲁凯人、排湾人、卑南人、阿美人、雅美人等9个族群以迁移为中心的历史。通过对高山族系谱传承和口传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对高山族的系统分类，移川教授把台湾高山族分为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邹人、鲁凯人、排湾人、卑南人、阿美人及雅美人等9个族群，即所谓的“九族”分类法，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现在。

该书根据实地调查收集有庞大的系谱资料并系统叙述有关的神话传说，分成二卷，由本篇及数据篇二部构成，其中数据篇收录309条系谱及4张系统的部落分布图。此外，书中还对布农人、邹人的氏族制度作了详细记录，阐述了两个族群的大中小各级的组织及其功能以及狩猎、耕作、祭祀、外婚等制度等。

2.《原语中的台湾高砂族传说集》。小川尚义、浅井惠伦著，1935年出版。这部书材料丰富，包含诸多原语语料，素来被视为是研究台湾南岛语言的经典参考文献。

《原语中的台湾高砂族传说集》总说部分，小川和浅井依当时的实际使用程度将高山族语言分为三类：完全活用，只在家庭使用，只存在记忆中。又将高山语跟印度尼西亚语（古语）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其音变规则。本书收录了12种语言的语料，即泰雅人、赛夏人、排湾人、卑南人、鲁凯人（大南及雾台方言）、阿美人（以上系小川担任），赛德克人、布农人、邹人、卡那卡那富人、沙阿鲁阿人、鲁凯人（下三社）、雅美人（以上系浅井担任）语等共计34种语言和方言。每种语言再依分布、音韵、形态、品词四项特征的差异进行分类描写。书后附有各种语言的主要方言280个词汇比较表以及一张《台湾高砂族言语分布图》。

3.《新港文书》。1928年，小川尚义在台南西拉雅人新港社一带采集古文书，采集到百余件古地契。这些材料在1931年由村上直次郎汇编译注出版，命名为《新港文书》。

新港文书，亦称“新港文”（SinkanManuscripts），是台南一带平埔人流传下来的土地租借、买卖与借贷等方面的契约文书，包括台南西拉雅人的麻豆、卓猴、大武垄、湾里以及屏东马卡道的茄藤、下淡水等社，民间俗称“番仔契”。

文书使用的语言被称为“新港语”，原是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台湾时期，荷兰传教士为了传教以及协助推行政务方便，一方面努力学习当地平埔人语言，一方面也利用罗马字编纂高山族语字典，并以罗马字教导西拉雅人书写自己的语言而创制的一种文字系统。这种文字在荷据时代被称为“台湾话”，民间则因其是用罗马字所写，早期都叫做“番仔字”。新港文创立后，西拉雅人便用其来书写契约文书，汉人称之为“番仔契”。一直到1830年左右西拉雅语消失后，这个书写系统方才失去使用价值。到了日据时代，因以西拉雅人新港社保留的文书数量最多，村上直次郎将它们命名为“新港文”。

本书收录了109件“番仔契”，其中有87件属新港社，具体包括21件双语文书，另有属卓猴社3件、麻豆社16件、大武社1件、下淡水社1件、茄藤社1件。关于这些契约的确实年份，据考证，最早的是1683年的一份麻豆文书，年代最晚的是第21号新港文书，年代是1813年。这些契约文书数据兼具语言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参考价值。

在本阶段的调查研究当中，除上述成果外，其他主要研究学者还有：马渊东一（论著散见《南方土俗》和《民族学研究》等杂志）、冈田谦（《未开社会之家族》，1942年）、增田福太郎（《南方民族之婚姻》，1942年）、古野清人（《高砂族的祭仪生活》，1945年）、鹿野忠雄（《东南亚细亚民族学先史学研究》二卷，1946年、1952年；AnIllustratedEthnographyoftheFormosaA-borigines,Vol.Ⅰ,TheYami,与濑川考吉合著，1956年）、千千岩助太郎（《高砂族住家研究》，1959年）、佐藤文一（《台湾原住种族之原始艺术研究》，1944年）、金关丈夫（《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国分直一（《祀壶之村》，1945年，考古学调查研究）等。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番仔契”距荷兰时代已超过一百年，契约书上仍可看见新港文书

4.《高砂族的祭仪生活》。古野清人著，成书于1942年，1944年出版。

在1921年至1929年后，古野清人、马渊东一等人负责实地调查搜集有关高山族的资料。古野的调查同时涉及高山族的宗教和祭仪生活，后来他把调查期间陆续发表的文章辑成《高砂族的祭仪生活》一书（1944年）。本书包括十二篇文章分成两辑，第一辑“祭仪与农耕”，主要记录高山族的宗教观念、农耕仪礼，并阐述了祭仪与农耕生活的关系。第二辑“祭祀组织与年龄阶级”，主要记录祭祀组织、生命礼俗、馘首祭等内容。古野以社会结构为线索来观察祭仪活动，对与仪礼活动有密切关联的年龄等级组织进行了广泛调查，其中特别对南势阿美人及赛夏人的祭祀组织作了专门记述。

5.《台湾高砂族的住家》。千千岩助太郎著，1960年出版。1925年，千千岩助太郎在任教于台南高等工业学校期间，对高山族住屋进行考察研究，其成果陆续发表在1937～1942年间的《台湾建筑会杂志》上。1960年，千千岩助太郎将它们集成《台湾高砂族的住家》出版。千千岩助郎以测量、绘画记录的方式，描绘高山族的建筑风貌，通过拍照、记录住屋形式等手段，仔细观察高山族民居的结构，认真测量其尺寸，将每一栋住屋的外观与格局都仔细工整地描绘下来。

千千岩助太郎的测绘调查工作，历时近10年，是对高山族住屋测绘调查工作当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调研，他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日据时期高山族住屋研究的权威。

四、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的调查研究

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我国学者对高山族的研究并未完全停止。1925年，袁克吾在《台湾》一书中专设章节介绍了台湾“番人”。1929年，林惠祥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该书被誉为研究高山族的“开辟荆榛之作”。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台湾大学于1949年创设考古人类学系，这是中国人研究高山族的真正开始。1955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成立民族学研究所筹备处，1965年，由芮逸夫、凌纯声、卫惠林等人创建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成为台湾研究高山族的学术中心。以此为依托，老一代民族学、人类学界学人，如李济、芮逸夫、凌纯声、卫惠林等开始对高山族进行田野调查，先后培养了像李亦园、陈奇禄、乔健、庄英章、林恩显、黄应贵等著名研究学者。从1957年开始，经过十余年的搜集整理，出版了多达309种的《台湾文献丛刊》，许多关于高山族的史料得以重刊面世；与此同时，还翻译出版了荷兰和日本殖民者关于高山族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文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学者先后发表了一大批关于高山族的田野调查报告，《台湾文献》《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集刊》成为最主要的发表刊物。如卫惠林和刘斌雄在1961年合作完成了《兰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陈奇禄在1968年用英文出版了《台湾土著的物质文化》，标志着台湾学者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入了“萌发系统观点和理论提炼与追踪验证的阶段”。1972年，在《台湾省通志》的修志工作当中，专门为高山族撰修了《同胄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