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相声完整版

我的父亲马三立_春华秋实

我的父亲马三立

马志明　马志良

从十几岁起，父亲那副单薄瘦弱的肩上，就挑起挣钱养家的生活重担，并艰难地挑了整整一辈子。我的婶奶奶中年守寡无依无靠，父亲把她接到我家赡养了几十年，直到故去。我大哥马敬伯，是我大伯的儿子，他从小失去父母，是我父母抚养他长大成人，念书参加工作，直到娶妻生子。

父亲是极负盛名的演员，工资比较高，但在我们这样老少三辈十几口人的大家庭里，挣多少钱也能吃光用光，从来显不出富裕。父亲自己的衣食住行，一向简朴随意，让人难以置信。那时我们家住在南市华安街兴隆里的一个独院三间小平房。家里从来没有属于父亲的一个房间，几十年属于他的只有一张普通书桌。他一回到家里，就坐在桌前读读写写。那些给亿万观众、听众带来无数笑声的上百段相声，就是在那张桌子上写成的。父亲在吃的方面更简单，母亲看父亲身体单薄，工作又特别劳累，每顿饭便给父亲加一个鸡蛋，但自从父亲被打成“右派”，这唯一的“特殊化”就永远地取消了。

即便生活这么拮据，父亲也总惦念着他的同行挚友。他的师傅周蛤蟆，没有子女，妻子去世后只身住在南市一家公寓的阁楼上，靠同行、徒弟们周济度日。父亲看不过去，午饭和晚餐就把他接到家里吃。人上了岁数爱吃荤腥，我家是回民，老人嘴馋时常买段火腿肠或者猪蹄带上，却不好意思拿到屋里，就放在外面窗台上，出来时发现不翼而飞，原来被馋猫叼走了。后来，父亲发现他在吃饭时，常侧过身去用嘴往袖口里拱，然后转过脸闭着嘴咀嚼。开始父母很纳闷，便留意观察，终于看清周师傅肥大袖口里藏着一只猪肘。父亲嘿嘿地笑了，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也笑得前仰后合。从此，饭桌上多摆了一只空碗，专供周师傅放“违例”食物。(www.guayunfan.com)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前，家里的灯光特别明亮，经常高朋满座：侯宝林、赵燕侠、侯喜瑞、马连良等人经常来我家串门，和父亲一起切磋艺术，那些年，是父亲艺术生命最辉煌的时期。他创作表演的相声《买猴》，使他同段子里的“马大哈”形象一道在全国亿万人中间名声大振。父亲自此确立了具有全国影响的名演员地位。1956年，周总理在北京政协礼堂的国庆招待会上，看了父亲与张庆森合说的《买猴》很高兴，称这段相声很有意义。

紧接着，父亲又推出了新作《今晚十点开始》和《开会迷》。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把《开会迷》拍成了电影，那是父亲第一次“触电”。我和弟弟妹妹们都跑到电影院观看，看到银幕上父亲一身黑色笔挺的制服，谈笑风生，感到既神秘又有趣。

生活中的父亲显得古板、严肃，但也有例外的时候。记得那是1956年1月12日，父亲回家已经挺晚了，我们都睡下了。父亲没换衣服就迫不及待地将我们唤醒：“起来呀，都来和我握手，握吧，我这只手——”他把右手高扬着喊道，欲言又止。我们兄弟姐妹被他吵醒，惊奇地望着擎在空中的手掌。父亲像个高级首长一样宽容地点头、微笑，显然由于过度兴奋和忘情笑得少了往日的持重。“你们猜，我今儿见到谁了？”“我见到毛主席了！”说罢，他给我们讲了那天的经历：上午，毛主席到天津视察工作，天津干部俱乐部南楼舞厅里，聚集着五十多名市里的代表。毛泽东走到父亲身边时，父亲挺直身子自报家门：“我是相声演员马三立！”毛泽东本来是边握手边走的，这时却停下脚步，脸上现出微笑，拿腔拿调学起了父亲说的相声段子：“买猴子，买猴子……”虽然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听上去却很亲切。他含笑打量父亲，说：“古书上说，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你的名字取得很有寓意。”然后主席又摇摇头，“你太瘦了，把身体搞好一点好吗？人民缺少不了你说的相声。”这是父亲最开心的一天，也是终身难忘的一天。

1984年，母亲的病故给父亲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那本来瘦削的身子显得更加精瘦，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

我的母亲叫甄惠敏，是山东滕县人，从小随父母和姐姐逃荒来到天津。母亲嫁给父亲时17岁，去世时68岁。母亲勤劳、善良、朴实，是典型的劳动妇女，跟着当相声演员的父亲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担惊受怕，辛苦操劳，从来不抱怨不叫苦。父母婚后养育了八个孩子，都是母亲一个个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她还替父亲赡养老人，照顾体恤和父亲—起说相声的师兄弟及他们的家属。当苦尽甘来富裕安定的好日子刚刚开始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却垮了下来，严重的心脏病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她的生命。母亲知道自己的病情很危险，却不忍心让父亲放弃繁忙的演出，请假陪她去医院，以至于几次扫地、做饭时昏倒，撞青了脸，摔破了头。

母亲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父亲也没有能够一直守候在身旁。记得那是3月9日的晚上，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官正在举行为青少年活动中心募集资金的义演。观众兴致勃勃地观看曲艺团老演员们的精彩节目，当压场的父亲和他的搭档王凤山登台合说传统相声《夸住宅》的时候，大厅里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愉快的笑声。此刻，我坐在舞台侧幕，紧张地注视着舞台上谈笑风生的父亲。只有我知道在父亲滔滔不绝地夸耀“住宅”的时候，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一辈子的老伴正处于弥留之际。我不放心病危的母亲，更不放心强忍悲痛坚持演出的父亲，才赶到剧场来接父亲回家的。

其实早在两天以前，母亲的病情就开始恶化。这天上午，王凤山来找父亲排练，父亲没有和他细讲母亲的病情。等到下午，母亲双目紧闭，呼吸越来越困难。父亲知道母亲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但他不得不再一次离开，晚上是义演，不去不仅对不起两千多名观众，也对不起全市成千上万的孩子们。

“住宅”终于“夸”完了，又说了小段，观众的掌声仍然经久不息。父亲只得再加—段。我焦急地看着手表，发现心力交瘁的父亲已经为观众说了40分钟。同时我也被父亲表现出的惊人控制力所感动！

深夜11点多，我们才回到家。父亲第一句话就是：“病怎么样了？”救护车在沉睡的街道上疾驶，父亲握着母亲的一只手，默默地念叨：“快点儿，再快点儿！”

值班医生检查病情后，略带责备地对父亲说：“怎么到现在才送来？”父亲无言以对．两行热泪扑簌簌落下来。

次日凌晨两点，母亲辞世，她把难以平复的悲痛和难以填补的损失留给了亲人。我们是回民，父亲按照伊斯兰风俗，带全家为母亲隆重地办了丧事。他把母亲的遗像高高挂在卧室的床头，为的是每天都能看到老伴那圆润的脸庞、和善憨厚的笑容。出殡那天，来给母亲送行的亲朋好友及曲艺界人士特别多，母亲生前出了名的人缘好，大家都亲热地称呼她“三奶奶”。

出殡这天，父亲一直把母亲的灵柩护送到墓地。并在母亲的墓碑旁，给自己也立了一块墓碑。母亲去世五周年时，父亲亲自去给母亲扫墓，还在墓前拍了一幅彩色照片。照片中的父亲身着深色大衣，头戴圆顶黑色“拜帽”，此帽是回民在礼拜等虔诚庄重的场合戴的。他面容清癯，目光苍凉、沉郁，细看却依稀带着一丝恬然的微笑。照片后面有父亲亲笔题辞：“老伴五周年忌日，我在坟前怀念……”

父亲提前给自己竖墓碑的消息不胫而走，一度成为社会上广为议论的奇闻。有人说这寄托着父亲对母亲的生死相依之情，有人说这是幽默大师看破人生悟透红尘而超越生死之外的洒脱、豁达，也有的认为事情没有那么高深玄妙，人终有一死不如两碑—次制好省得以后再立……到底出于哪种原因？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明说，他一直保持神秘的沉默，尽管带着平易可亲的微笑。

逗人笑是父亲的职业，可是在家里，父亲非常内向，沉默寡言。进入晚年，他性情越来越古怪。他经常独自躲在小屋看书、看报或写写画画，有时还孤坐沉思。—天黄昏，住在楼下的老话剧导演上来看望他。老导演轻唤一声，无人应答，只好摸索着走进屋里，影影绰绰看见一人面朝里打坐，瘦长的背影像雕像一动不动。

“老马，你这是干什么？”老导演诧异地问。

没有回应，老导演又问，父亲这才缓缓回过头来，一副游神未收的样子，半晌，才有些疲惫地回答：

“我是在开追悼会呀！”

“给谁开追悼会？”

“马三立呀……”

老导演顿时目瞪口呆，探身仔细审视父亲脸上的表情，却是一本正经，再朝茶几上一望，果然有一个做工极精细的小花圈，上面清楚地写着马三立的大名。老导演大惑不解，父亲也不解释。于是两位老人便久久沉浸在越来越浓重的暮色之中。

这段小插曲，使我常想起父亲那早立的墓碑，觉出有几许烈士暮年的苍凉。我知道，父亲是在用这种古怪而奇特的方式追念我母亲。然而他并没有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就在当天夜里，父亲佩带标有“值勤”二字的红袖章，按时参加了宿舍周围的治安巡逻。他是居委会的治保委员，每月两次值勤。他—向严肃，尽职尽责，只表示有—点遗憾：“我还没有逮着小偷。准是他们看见我，就吓跑了——人这么瘦，家里会肥吗？”

1987年，父亲脱离了曲艺团，不仅各类演出任务未减，社会活动反倒更多了。他是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国曲协顾问、市文联委员，一年到头各种名目的会议开不完。有时是作为著名艺术家为会议助兴，有时是不同内容的讲座。他几乎成了不挂名的教授，应邀到全国各地讲相声艺术，为大学师生讲相声语言，给漫画学会讲幽默，给曲艺学校学生讲表演……还多次被劳改局请去给触犯国家刑律的年轻人讲课，使那些失足的孩子们动情落泪。父亲在那里留下一句名言：“这个地方，你们不可不来，不可再来！”鞭策他们悔过自新。

几十年的相声艺术生涯，使父亲在人们心目中与笑融为了—体。有一次，父亲去养老院现身说法谈老年保健，竟把鳏寡孤独的老人逗得孩子般朗声欢笑。老人们舍不得放父亲走，一位矮个子老大爷悄悄凑近父亲耳边私语：“别走了，这儿有许多老太太，找个老伴很容易——”父亲听了，用眼角往四周一扫，正色问道：“原来你们是在对我施美人计呀！”引得在场所有老态龙钟的阿婆们羞笑不已。

我的二弟马甄，当年去河北省邢台地区插队务农一去就是十几年，选调时也没有回天津，就在邢台工作结婚落户了。1990年，二弟的妻于因病去世，他一个人带着刚念小学的孩子，日子过的实在艰难。按照当时的政策，二弟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调回天津的。

二弟回到家，和父亲说了自己的难处，请求父亲找找文化局的领导，帮助把他调回天津。父亲一听就沉下脸道：“哪儿不养人？你回天津，人家邢台的人就不活了？”

见父亲这么不通情达理，二弟又气又伤心：“爸，我还不如不是您亲生儿子，老百姓哪个不知道马三立的大名，都以为我们当儿女的会沾您多大的光呢……”

二弟无可奈何，只好自己费尽周折跑调动，文化局同意接收了，没有房子户口地址落实不了，二弟情急之下，就写了文化局的地址。趁星期天，二弟把简单的家什搬进了地下室，做饭时烟筒一冒烟直冲办公室。领导实在看不过去，才给二弟解决了住房问题。

我的妻子叫张秀琴，是一家食品门市部的售货员。1979年我们认识，结婚后好长时间，岳父才知道我是马三立的儿子，因为父亲和蹬三轮的亲家没见过面。我们婚后先是和父母一起住，我们住小屋，面积只有九平方米。后来弟弟结婚，我们就搬进院子里的小厨房，用凳子搭铺板，妻子怀孕生孩子都是在那间厨房里。后来，文化局的领导得知父亲住房紧张，很快给我们解决了一处单元房，我和妻子、孩子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父亲经常被请到外地演出，可给的酬金却比刚出道的二三流演员还少很多，不少钱被中间联络人吞进了自己的腰包。我气愤地要替父亲讨回公道，父亲却跟我发脾气：“碍着你的事吗？艺术永远比钱重要，你也是个演员，怎么不懂这个道理？”

父亲这句话一直成为我从艺的警言。

（发稿编辑　杨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