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适应概念研究

二　研究方法

（一）社会适应的研究视角

社会适应概念首先产生于心理学领域。心理学在研究个体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发现了主体的内在心理结构、知识结构和外在的社会结构环境等对于个体的限制作用，同时也认识到行为者主体总是力图通过调整自身的结构来适应外在的环境，以达到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一致。

心理学在研究有关智力缺陷、智力落后的诊断标准时提出了“社会适应能力”概念。如多尔（E.Doll，1941）认为“社会适应能力是人类有机体保持个人独立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机能”,并在其编制的文兰德适应行为量表（VABS）手册中把适应行为定义为“满足个体和社会需要的日常活动表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C.R.Rogers）认为,人性的基本冲动是自我实现,人自出生就具有许多潜在的能力,这些能力在适当的环境中可以自然充分地发展；但是如果环境不好或未得到良好的指导,则潜在能力可能受到阻碍而无法完全发展或朝歪曲方向发展,因而造成偏差行为。在罗杰斯看来,适应就是个人与外在环境达成了一种和谐和默契,从而使个体能够充分挖掘自我潜能。^[12]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逐渐使用社会适应概念来研究移民问题。如李江涛在《岭南学刊》1999年第3期发表了《流动人口对广州社会的适应程度调查》，他主要从流动人口的语言、人际交往、对广州的关心程度和在广州生活工作的心理感受等方面研究了流动者的适应程度。王永顺、杜玉在《中国健康教育》2002年第8期发表的《沈阳市城市居民社会适应状况调查》，从年龄、职业、职务和健康的角度研究了沈阳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和社会环境的关系。郑丹丹、雷洪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发表的《三峡移民社会适应中的主观能动性》一文，主要从移民适应新环境的主观能动性角度研究了移民的需求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该文把移民的社会适应看做是移民的再社会化过程。

对社会适应概念研究成果的回顾表明，社会适应概念虽然在社会研究中已经有人使用，但是并没有给予明确的概念界定，更没有进行概念的操作化。因此，我们在研究全面展开之前对社会适应概念进行了界定。我们认为，所谓社会适应是指行动者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力图调整自身的心理和知识结构，采取一定的行动去适应客观社会环境的过程。它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第一，经济生活的适应。行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足以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资料。第二，社会生活的适应。行动者建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社会网络关系，进一步参与社区活动并获得地方公民资格。第三，文化（宗教）生活的适应。行动者的基本文化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对于流动穆斯林群体来说就是宗教生活得到持续。第四，心理认同的适应。行动者实现了对于新社会环境的心理认同，确认自身已经成为当地社会成员之一。

总之，社会适应还没有完全形成理论体系，是尚待进一步完善的理论概念。社会适应概念为我们研究流动穆斯林群体的宗教信仰问题提供了理论视角。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流动者与城市社会之间相互适应是一个动态关系，既包括流动者对城市新环境的适应，也包括城市社会对可能成为“新成员”的流动者的适应。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影响流动者适应城市社会的因素有主观的层面，如主动适应城市的主观能动性因素；也有客观的层面，如自身素质、技能及文化差异因素等。而影响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层面，如主动吸纳新的劳动力资源，表现为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也有客观的层面，如自然条件、接受能力与发展需要之间的平衡等制约因素。

与“社会适应”相似的概念是“社会融入”。“社会适应”应该是平等的、双向互动的，而非单向度的“服从”关系。笔者以为，“适应”与“融入”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及文化背景下，也许有更多的相似性。但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可能在理解上会存在“顺序”方面的歧义，故本文假设“适应”是“融入”的前提，或者从“顺序”上说，“适应”与“融入”有重叠部分，但也有先后之别。故我们暂不专门讨论“融入”问题。如有涉及，只是为了描述这个假设的拓展趋势。

（二）调查方法和地点

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主要采取问卷和访谈的形式收集第一手资料。由于各城市对流动人口管理的实际情况差异较大，流动穆斯林确切数字很难确定，加上调查对象本身的流动性、不确定性极强，以及人力、物力等条件限制，因此没有办法进行完全的概率抽样。课题组主要在流动穆斯林较为集中的拉面馆、饭店、贸易市场、清真寺，在确认对方是穆斯林并且在城市居住时间为3个月到15年之间后，才发放问卷。从调查方法上来说主要是分类加偶遇。虽然在没有严格抽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从样本情况推论总体，但是考虑到流动穆斯林本身的相似性比较大，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也具有相似性，城市穆斯林社区社会结构也具有相似性，加上我们的有效样本总数已经达到1226份，因此我们认为，建立在这个样本框基础上的相关分析是可靠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流动穆斯林总体的宗教信仰和社会适应状况的。访谈对象主要是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采用“雪球式”和座谈会的方法。访谈对象包括天津、南京、深圳、上海等城市的伊斯兰教协会负责人、相关城市民族宗教管理部门领导、大量本地和流动穆斯林代表。

根据课题组的前期研究，我们提出了本研究的关键命题:流动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是其文化资本，流动穆斯林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本，构建社会资本，以城市穆斯林社区为中心尽快实现社会适应。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紧紧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城市化进程中流动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现状（年龄、性别等基本数据；宗教生活、信仰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子女、老人、婚姻家庭状况；存在问题等）。第二，流动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对其本人社会适应（融入）的影响（社会融入障碍；工作和流动趋向；流动前后比较；所在社区邻里关系等）。第三，流动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对所在城市的影响（对定居穆斯林的影响；对非穆斯林的影响；对城市社会和谐产生的影响；对城市公共政策的影响；相关政策建议等）。

调查地点主要是东部的四个城市（天津、南京、上海、深圳），另以西部的四个城市（兰州、西安、银川、西宁）为补充。东部四个城市分别代表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强劲的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都市圈。西部四个城市代表西北穆斯林聚居区。

天津天穆清真寺　2006年7月摄

天津是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工业基础雄厚，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和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素有北京“海上门户”之称。天津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盐场，有渔湾，还有油田和中国最大的人工海港。对外与众多国家和地区有经济贸易往来，对内是西北、华北和中原地区10多个省市的进出口通道。城市中回族人口和清真寺都比较多。

南京净觉寺清真市场　2007年10月摄

南京是中国东部地区的综合性工业基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通讯中心，全国四大科研教育中心城市之一。南京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生产资料集散地和贸易中心之一。南京回族社区形成早，是东部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的重镇之一，历史上对西部穆斯林社区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南京也是近年来西部地区大量流动穆斯林相对集中的地区。

上海是当前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最大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发展的中心之一。上海的国际区位优势明显，商业机会大，居民生活富裕。上海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有较发达的科技和教育支撑。上海回族穆斯林人口虽数量不多，但素质较高，外来穆斯林人口较多，对于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

部分流动穆斯林在上海沪西寺填写调查问卷　2006年8月摄

深圳是当代移民城市，流动人口占城市人口比重最大。深圳本地穆斯林数量较少，外来穆斯林数量多。深圳流动穆斯林的社会影响相比任何其他城市都存在着特殊性。流动穆斯林群体的宗教信仰问题在深圳能够更充分表现出来，因此是我们课题研究的最重要样本。

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重庆、内蒙古、广西，共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该地域占国土总面积的71．9%，人口占23%。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均为中国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穆斯林主要集中居住在西北各省区。为了能够对流动穆斯林群体的宗教信仰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联系了西北地区的相关研究人员帮助进行部分问卷调查和访谈，使我们的研究兼顾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穆斯林流入地区和流出地区，力求全面反映流动穆斯林宗教信仰问题的真实状况。

甘肃临夏大拱北　2006年8月摄

兰州位于甘肃省中部，是黄河上游最大的工业基地和物资集散地，也是新亚欧大陆桥的枢纽，外来人口数量较多，其中少数民族在城市有着较大社会影响。西安是中西部最大的中心城市，世界性旅游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西安外来人口较多，穆斯林大多“围寺而居”，有一定凝聚力，宗教氛围较浓。银川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银川城区的中大寺、南关清真寺及永宁纳家户清真大寺是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银川对本区域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西宁是沟通藏区与内地的必经之地，也是西北地区著名的商品集散地之一，回族、蒙古族、藏族、土族、撒拉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24%。这些城市在西部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西部城市流动穆斯林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化认识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的宗教信仰问题。

（三）研究重点、难点和路径

本课题研究重点是如实反映流动穆斯林宗教信仰状况及其对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融入）的影响。课题组自始至终都紧紧围绕这个重点开展调查和研究。由于流动穆斯林人数少、过于分散、难以交流和相对封闭等原因，本课题研究面临非常特殊的困难。主要有:第一，不同城市的流动穆斯林差异较大，不同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也明显不同，不同城市的管理理念也不同，最终流动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社会适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课题组不得不针对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不同的资料收集，利用不同的社会资源，开展不同的调研。第二，流动穆斯林过于分散使得我们不得不一个个登门访问和填答问卷，这样既费时又费力，同时由于不少流动穆斯林很难理解我们的调研工作，因此要取得他们的配合还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很多次访谈调研都会因为流动穆斯林不愿配合而不得不放弃。第三，不同民族的流动穆斯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特别是维吾尔族穆斯林大多不用汉语，导致课题组与维吾尔族流动穆斯林的交流必须借助维吾尔族同事的翻译才能完成，这就严重影响了调查的质量。第四，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融入）相关“指标”的界定困难，如流动穆斯林的定居生活达到何种程度才能算“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等。

本课题调查对象——流动穆斯林的标准是:没有当地（包括郊区）正式户籍的，在城市居住时间为3个月至15年的成年穆斯林。

关于流动穆斯林的社会适应，我们主要分四个方面进行操作化研究。

1.经济生活的适应。我们主要考察了流动穆斯林的职业结构和经济收入的变化，进一步了解影响流动穆斯林群体经济收入变化的原因。通过对流动穆斯林长期居住意愿的调查，力图在宏观上把握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经济生活适应问题。

2.社会生活的适应。我们试图通过了解流动穆斯林与小区邻里的互动关系来了解流动穆斯林在城市的社会适应状况。我们设计了“是否知道所在社区的名称”“怎样来到本城市”“在本城市是否有朋友”“是否已经学会了本地方言”“休闲时间怎样度过”“孩子是否在本地上学”以及“上学有何困难”等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力图较全面地反映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生活适应的基本方面。

3.宗教生活的适应。对于穆斯林来说，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宗教生活。我们主要就迁入本城市之前和迁入本城市之后宗教生活的变化，展开文化生活适应的调查。就念、礼、斋、课、朝基本宗教功课情况进行了问卷填答和访谈。由于来自西北的不少穆斯林都具有教派特征，并且一些地方穆斯林的教派特征还比较明显，因此我们询问了“您是否属于某教派或门宦”。居住地方离清真寺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宗教功课的完成，因此我们询问了“到清真寺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时间和距离虽然不是一个概念，但是随着不同交通工具的运用，时间确实可以反映真实的距离。到清真寺所需的时间可以解释参加所在城市穆斯林组织的除了聚礼、会礼之外的集体活动情况，也能够说明流动穆斯林和当地穆斯林的融入情况。清真饮食的多寡、方便程度及其相关因素对流动穆斯林影响最大。流动穆斯林和本地穆斯林关系怎样、流动穆斯林之间是否存在教派分歧、是否遭遇过突发事件（如打架、事故、生病等）以及如何处理突发事件等都是可以反映宗教生活适应的重要方面。最后我们询问了流动穆斯林对于本地清真寺管理的看法、参与清真寺管理的情况以及对城市政府宗教和社会管理的看法（意见）。

4.心理认同的适应。心理认同比较难于把握，同时因为流动穆斯林比较敏感，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愿意谈内心的真实感受，这方面的问题比较难以设计。我们主要通过访谈来了解流动穆斯林心理认同的适应问题，所以问卷中没有明确具体的设计和提及。但是，如果流动穆斯林对于我们设计的问卷能够认真填答，我们认为综合以上三方面问题，基本上可以概括出流动穆斯林的心理认同状况。

表1　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研究技术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