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穆斯林对城市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

三　流动穆斯林对城市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

虽然从整体来看，流动穆斯林的数量还是很少的，大约只有整个城市流动人口的2%不到。从理论上说，这个比例的人口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些人带来了具有世界背景的伊斯兰教，又由于伊斯兰教在当今世界上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因此流动穆斯林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相同数量的汉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影响。

当前中国正在加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不能不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中国流动穆斯林对整个城市社会的影响。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对城市社会和谐发展的正面影响

首先，大量流动穆斯林迁移东部大城市有利于推动中国城市化整体水平。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因为流动穆斯林的到来而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流动穆斯林的迁移还带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利于经济文化和人力资源的集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期，而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等人文条件的限制是很难实现快速城市化的，因此流动穆斯林大跨度远距离的迁移，有利于缓解西部的城市化压力，有利于提高整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其次，流动穆斯林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城市现代化包括城市区域规划的现代化、城市人的现代化、城市经济的现代化和城市文化的现代化等很多方面。我们认为，大量流动穆斯林迁移到城市，必然会有利于流动穆斯林自身的现代化。他们从传统的西部农村来到城市，接触到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教育理念等，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了解城市管理规范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方法）等，所有这些都会使他们自身很快从一个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不断吸取“守时”“乐观”“进取”“助人”“学习”“宽容”“同情”“秩序”等现代人的优秀品质。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经历的一步，是现代化的真正内涵。

流动穆斯林的大量迁移同样有利于城市的国际化。中国城市吸引外资的过程中较少有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的投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官员不愿意主动吸引来自中东地区或东南亚地区的带有一定伊斯兰教背景的资金（对伊斯兰教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可能是相关官员决策时的主要盲区）^[4]；原因之二是来自伊斯兰教背景的资金往往很重视投资地区的宗教氛围和宗教背景（穆斯林的投资往往重视宗教因素），这就使得中国城市大多不具备相当的投资环境，难以吸引到这方面的投资；原因之三是中国吸引投资的同时还想得到高新技术的支持，这一点伊斯兰背景的投资往往不具备。总的来看，南方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因为流动穆斯林的大量到来而明显增强,最有代表性的城市是广州、深圳、东莞、义乌等。广州每年两届的广交会常年吸引来自伊斯兰教地区的外商购买中国产品。近年来中国西部宁夏、甘肃等地阿拉伯语学校毕业生大量来到广州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和翻译工作，并且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深圳和东莞的外籍穆斯林数量也逐渐增长,他们已经成为外商中重要的购买力量。我们在深圳调查中就遇到好几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采购人员，他们在贸易之余，来到清真寺从事礼拜活动。浙江义乌的阿拉伯商人常年达数千人，其购买力占到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销售额的三分之一，同样有大量的来自宁夏、甘肃阿拉伯语学校毕业的流动穆斯林在这里从事翻译和贸易工作。

南京净觉寺,各国穆斯林欢度古尔邦节　2007年12月摄

流动穆斯林推动了大城市伊斯兰宗教社区的发展，伊斯兰宗教社区的发展又为国际伊斯兰教地区的穆斯林前来投资、学习、研究、交流提供了方便。流动穆斯林还为国外穆斯林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因此流动穆斯林既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又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的国际化进程，最终有利于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再次，流动穆斯林的城市集聚有利于吸引投资和人力资源，推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拉力主要依靠“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外贸。当前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2008年），经济总量也迅速上升到世界前列，就是因为这三驾马车同时发力所带动。大量流动穆斯林的城市集聚进一步推动了这三驾马车的拉力: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增加了一定的经济收入，而这些新增加的经济收入绝大多数在城市中消费了，即使一部分带到流出地消费，也同样会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流动穆斯林中一部分人把积累转移成投资，带到城市，他们创立工厂、企业、公司、饭店等第二、第三产业，进一步带动就业，增加就业岗位，为城市社会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流动穆斯林带动了城市宗教氛围的发展有利于吸引外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大量阿拉伯语翻译人才的进入，沟通了中国沿海城市与伊斯兰教国家的往来，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

大量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优化了人力资源的配置，解放了禁锢在西北农村的人力资源，把百万农村穆斯林群众转变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理念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穆斯林的流动就是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在城市集聚必然提升城市经济的活力和密度，推动城市的“极化”效应，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快速发展之功也应当有流动穆斯林的功劳。

最后，大量流动穆斯林的城市集聚有利于城市文化的多元发展。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加速器，也是各种文化的容器。城市相对乡村而言更能够包容多元文化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提出了关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要求，大多数国家都把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作为自己的责任，中国也正在努力向这个目标迈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人类自古以来就处于文化的多样性之中，不同区域的人类文化具有显著的差异，现代化的步伐确实正在将这个差异逐渐消弭。今天我们在中国城市中畅游，发现“千城一面”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受到挑战。中国城市文化的“一元化”倾向比较明显，城市人在语言、人种、宗教、信仰、民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等很多方面都正在趋同，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文化多样性的缺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使我们失去了反思自己文化的参照物，失去了反思自己文化的能力和勇气。

为了避免这个倾向的进一步加剧，中国很多城市政府都提出了加快城市国际化进程，保护城市多元文化元素，形成自己城市特色的新目标^[5]，但收效并不明显。

我们欣喜地发现，大量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在城市的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伊斯兰文化和来自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西北地区的地方文化。他们协助管理清真寺，创办清真餐馆，带来拉面、炒面、烩面、馕和大盘鸡等西北风味食品，按时封斋礼拜，访贫问苦，团结协作，连锁经营和管理，推动了城市伊斯兰背景文化的发展。这是城市多元文化的一极，是城市不能缺少的文化元素，推动了城市多元文化的发展。

（二）对城市社会和谐发展的负面影响

首先，大量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带来的是市容问题。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现实问题。一些流动穆斯林到城市以后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只能在饭店打工或沿街摆摊设点叫卖，既没有稳定的收入，也没有固定的住所。一般说来，西北地区常见特产都可能成为销售的产品，主要有葡萄干、核桃干、冬虫夏草、切糕、羊肉串、小吃早点摊、烤红薯、手工羊毛制品和牛皮制品、民族特色装饰品等。影响市容的主要是卖烤羊肉串，随意摆摊设点从而影响市容、交通和行人。

有了一定店面的拉面馆、小吃部，往往由于内部空间狭小不能展开做生意，炉子、桌子、凳子、招牌等往往会占据门口走道，从而影响市容和交通。对于这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总是市容管理部门来人检查的时候，他们就收起来，检查结束以后，他们就再摆出去。因为如果不给他们占一点道路，他们往往就没有办法生存。如果要求他们租用更大的店面，不要占道经营，则他们可能就会因为房租的增长而倒闭。近年来，城市房屋的价格正快速上涨，逐渐超出了部分经营者的承受能力。城市房屋价格的快速上涨已经超出了多数国人的承受能力，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阻力。住房市场泡沫的破裂还可能形成更大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流动穆斯林的社会适应问题更加严重，与城市管理者的矛盾和纠纷必然会有增无减。如何寻求新的平衡，在城市安置大量外来的包括穆斯林在内的流动人口，加快城市化步伐是城市管理者的重要课题。

其次，大量流动穆斯林城市集聚带来了多民族多宗教的管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的缺陷，中国东部地区的某些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不能充分认识宗教的社会功能，尤其不能认识到宗教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正面作用，他们往往把宗教理解为城市历史的“遗留”或城市部分民众的“愚昧”与“无知”。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是:不是信教群众的无知，而是对信教群众的无知。由于宗教政策和宗教知识的普及不够，致使对于宗教和民族的管理问题也同样存在误区:城市宗教信仰者越少越好，宗教信仰者总会带来麻烦等。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多数城市管理部门都难以解决好城市的民族和宗教管理难题。城市流动穆斯林的大量迁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伊斯兰教的局部“繁荣”，这就会给民族宗教管理部门提出新的课题:如何协调好宗教管理部门和宗教协会的关系，如何协调好不同宗教协会之间以及其与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不同民族对宗教信仰的差异问题，如何处理汉族群众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相互信任问题，如何带动少数民族遵纪守法、照章纳税、诚实经营、合法牟利、完成宗教功课等。特别是流动穆斯林带来的伊斯兰教的国际影响问题，更是城市民族宗教管理部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最后，大量流动穆斯林集聚城市必然带来“增容”与治安问题。城市化是好事，快速城市化也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特定时间内的特定城市能够吸收的外来人口总是有限的。一旦外来人口迁入的速度超过了城市的吸纳能力，就必然构成对城市有限资源的争夺——就业岗位不足、教育资源稀缺、住房价格上涨、交通拥堵、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等，这些都是城市“增容”带来的问题。虽然流动穆斯林的数量相比汉族等非穆斯林数量来说要少很多，但是加剧了城市“增容”引起的社会问题则是事实。

对于穆斯林群体来说，一个显著的问题是，清真寺礼拜的场所逐渐供不应求，急需对清真寺进行普遍的修整和扩容。如，南京净觉寺的原大殿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建筑，已经成为文物，也是危房。由于流动穆斯林的快速增加，礼拜人数与日俱增，数百人在危房中礼拜给安全问题带来的隐患是显而易见的。在伊斯兰教协会的要求下，在市政府主要领导的直接支持下，南京市政府决定资助500万元，穆斯林集资100万元，重修清真大殿，并已于2008年开斋节前完工并重新投入使用。建成后的式样保持原状。另一座清真寺（草桥清真寺）为了缓解礼拜人数的扩张压力已经开始启用在非礼拜大殿接待聚礼和会礼穆斯林。即使这样，聚礼和会礼时都必须在露天的院子里铺席，以增加礼拜位置。位于城北的吉兆营清真寺也面临全面翻新的需求。

另一个显著的问题是，流动穆斯林的拉面馆等清真店铺的数量集聚增加，相互之间争抢生意，明争暗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穆斯林之间的团结。2006年春天，南京市就发生了一起来自甘肃和青海的两个穆斯林拉面店之间竞争所导致的打架斗殴事件。最后两家店面都被砸了，两家都有人住进了医院。为了解决矛盾和纠纷，两家都寻求“西北联络组”的支持和协调，这件事使得联络组十分被动。最后，联络组商量的结果是，今后穆斯林拉面馆之间必须远离200米以上，如果在200米以内，后开的拉面馆要给先开的老板一定补偿，征得同意后才可以经营。如果有人不听安排，擅自挑起争端，所有后果由当事人自行解决。

城市增容的速度太快，一些流动穆斯林找不到工作，或没有工作能力，或无法正常经营、经营失败无法生存，在少数不法分子的带动下一些年轻的生活无着的穆斯林就成为社会治安问题的制造者，最终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全感，也影响了人们对部分西北少数民族的看法。如2009年7月，先后有两批约50名维吾尔族穆斯林来无锡市民委，要求政府给予帮助购买火车票回新疆，其理由是生意亏本无能力回新疆。经过协调，当地政府以社会救助的形式提供了回家的路费，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