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的主要来源

（二）游民的主要来源——破产的农民

中国自周朝以来，就是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主的宗法社会，在这种封建的自然经济之中，士、农、工、商等四民被看作是社会的柱石，因而称之为“石民”。在战国之前，四民是世代相传的，对他们的居处亦有严格的限制，《管子·小匡》中对此有细致的描述：

士农工商四

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杂乱），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指清净之处），处农必就田壄（同“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处（指聚居在一起）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同“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肃（疾速）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其用（安排、准备农事），备其器械，比耒、耜、枷、芨（耒、耜、枷、芨皆农具名），及寒击槁除田（芟除田间农作业根秆），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皆为农具），以旦暮从事于田壄。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遫（疏密），首戴苧蒲（草帽之类），身服袯襫（蓑衣之类），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壄。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慝，奸邪），其秀才（指农家子弟中才智出众者）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

这篇话说的是春秋以前的社会状况，又带有些理想性质，故不免绝对了一些。现实社会中不可能那样整齐划一，但是它所反映的士农工商职业的世袭性和居处固定化的情形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这种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便于统治，因为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都被纳入固定的程式之中，很少出现程序外的情况，从而增大了社会控制的有效性。因此这种社会模式也为历来“圣君贤相”所憧憬。实际上战国以后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只有农民像树木一样被牢牢地种在某块土地上的情形，在整个封建时代中都没有多大的变化。

农民不仅依附土地，而且归属某个家族，他们居住所在的邻里乡党，往往也就是他们的家族和姻亲。他们不仅有地缘联系，而且血缘相关。农民的生存、发展、事业、社会关系，都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因此，农民的最大特性就是安土重迁。汉元帝的诏书中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这里的“黎民”主要指农民。因此，在农民来看没有什么比“远弃先祖坟墓，破产失业，亲戚别离”，离乡背井更悲惨的了。但是，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民在封建社会中又是极不稳定的阶层，任何一个很小的震荡都可能使他丧失那块很小的土地。“千年田换八百主”，首当其冲者就是自耕农，偶然的天灾人祸都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打击，他们每日每时还会受到地主豪强的排挤。虽然每个新建立的王朝都要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都要推行“均田”、“屯田”、“占田”之类的政策，以满足“破产失业”农民的要求，但是不要多久，“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会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一部分在故土上为地主佣佃成为雇农或佃农，另外许多则不得不离开土地和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走上流浪的道路。如果遇到的是大灾大难，破产失业者人数众多，就会汇聚成流民。他们往往在有组织能力和有阅历的头人的带领下，向富庶地区流动。如果此时王朝政府的机器还能正常运转，就会把这些流民作适当的处理，或安置到其他尚未开垦的地区，给与必需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使他们能在新的家园重新开辟自己的生活；或“假以官田”，成为王室的农奴。当然，不可避免地也会有一定数量的流浪者浪迹江湖，流入城市，成为游民。他们或出卖手艺、出卖劳动力，走乡过镇，四处糊口；或以行乞诈骗、偷盗、卖淫等不正当的手段谋生，甚至结成黑暗腐朽的秘密会社。在王朝政府机器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或成百万的流民不能安置，这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盲目的力量，他们或劫掠或暴动，有些甚至组成了流民政权，如汉末张鲁建立的汉中政权，西晋、东晋之间李特、李雄所建立的成汉政权皆是以流民为基础的。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都是由流民首先点燃火种。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乡村是分散孤立、缺乏组织的，农村中的反抗力量一时也很难聚集起来，即使有所反抗也因为势单力孤很容易被镇压下去。而流民则不然，他们为了谋生被迫汇聚在一起，在走投无路之时很容易揭竿而起。如秦末的陈涉、吴广；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唐末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等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无不是由流民点燃火种的。生活尚能勉强维持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乃至佃农很难撇家舍业、铤而走险，而流民无家无业，无后顾之忧，他们阅历丰富，好勇斗狠，又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流民在农民义军中往往是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