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的发展与群体组织化

（一）游民的发展与群体组织化

元末游民数量激增，他们很快与反抗当朝统治的农民起义汇成一股洪流，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一个典型的游民。他深知游民的政治能量，所以他一登上皇帝宝座就对游民严加取缔。明《大诰》（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具有法律效率的诏书）在《大明律》“人户以籍为定”的基础上设置了禁止游食闲民之法，规定了“市村绝不许有逸夫”。所谓“逸夫”就是游民。其中规定：若在《大诰》颁行之后仍有“逸夫”和其他闲散人员，里甲坐视不管，邻里不捉拿到官，那么不仅“逸夫”要被处死，里甲、邻里也要被流放到塞外。明初由于战乱甫定、人口锐减、耕地有余和官禁的严厉，游民相对减少。明中叶以后，人口直线上升，万历间已增至一亿五千万左右。加上土地兼并剧烈、政治腐败、灾害连年，游民迅速增加。难民、饥民、叛卒、逃卒、盗贼、响马等等形形色色的游民在城乡间流动，其中有些聚结在一起，以“号票符篆”相联系，被人们称之为“票党”——这是游民会党的雏形。明末暴发了农民大起义，大量的游民卷入其中。

清承明制，以户籍制度约束游民，对于游民的结合，尤其严加防范。《大清会典》中记载，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就有令：“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兄弟者，著即正法。”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把它著入刑律，而且作为“谋叛未行律”定罪量刑，可见游民的横向联合被统治者看作是犯上作乱的准备。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所修订的《大清例律》，特别著明对于“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者要处以“斩立决”。从封建法律的变化可见游民力量的增长（康熙末人口超过一亿，乾隆间人口超过三亿）与其逐渐组织化的过程。

事实也是如此，明末以来游民群体组织化成为日渐困扰封建统治者的一个重大问题。建立集团本是自游民产生以来就存在的愿望，可是从仅具有联合的愿望发展到具有明确宗旨和严密规则的会党，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的。这个时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结拜——结社——会党。结拜是游民最原始的联合，这在前面已经讲过。结社指缺少有意设计的功能，也没有严格的规范的联合，从这个角度看，它只是一种放大的结拜。例如清初康熙间福建惠安出现的南斗会、北斗会就是这类组织。南斗会具体情况失载，北斗会首领名叫陈令。其成员服饰打扮十分特殊，穿的衣服如家丁打手，对襟小褂上有密密排列的二十几对纽扣，鞋子的头部较宽，上绣大花蝴蝶。以十人为一个基层单位，能纠集九人入会者即为此单位之头头。看来这种结社只是游民为了表明自己与众不同（这是近世城镇游民群体性格的重要特征）和显示自己的力量，从而获得些好处。这类结社如引起官府注意很容易被冲散。至于游民组织的会党，则是有着有意设计的功能并被其组成分子所理解（其功能宗旨往往与当时政府与社会相对抗），有严密的组织规范，有被其成员承认的权威。这样的正式组织在封建时代只能处在秘密状态，因此我们又称之为秘密会社，但秘密会社除会党外还包括秘密宗教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