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预警和预警体系

二、风险预警和预警体系

在上海市常住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性风险预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需要考虑两个方向的预警。第一，社区青少年群体在社区中的积累，偏离了走向学校和职场的人生预期轨迹。从成功的一般定义来看，社区青少年群体是生活和事业的失败者，对于社区青少年个体及其家庭而言，每一个社区青少年都可能代表了一个失败的家庭。因此，对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性风险预警体系的建设，需要考虑这些个体的幸福和发展以及家庭的和谐和稳定；第二，对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性风险预警体系的建设，还要考虑社区青少年群体在社区中的积累，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的规模和级别时，对社区安全和社会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社区青少年犯罪在同龄人犯罪中占据绝大多数，他们在社区中的积聚成为重要的不安定因素，带来很高的安全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两个风险预警方向同样重要。不关注社区青少年个体的幸福和发展以及家庭的和谐和稳定，而只关注社区安全和社会安全，我们的风险预警是很难奏效的。因为，正是前者的不幸福、不和谐、不稳定，才导致了社区和社会的安全问题。但是，常规风险预警的关注重心，往往是把社区安全和社会安全放在重要位置，并将风险防控的重点放在打击犯罪、维护社区安全和社会安全上。而真正有效的防控，需要从源头抓起，了解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生存发展状态，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生存发展困境，这是预警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至少与犯罪行为的防控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

在表6‐2中，我们将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变化中的结构性风险区分为7个级别，这7个级别又可以归属于“群体结构性要素”、“个体心理应激”和“个体与集体行为”等3个大类。群体结构性要素包括“失学”、“失业”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排斥”。虽然它们在风险预警体系中处于1—3级较低的社会风险水平位置，但它们是社区青少年群体风险的群体结构性要素，群体结构性要素水平的高低将决定犯罪行为级别的高低。

在失学、失业、社会排斥等群体结构性要素下，社区青少年会产生个体心理应激。这种心理应激会向两个方向投射，即向内和向外：所谓“向内投射”即“自我封闭”和“自我隔离”，表现出惩罚自己、逃避世界的自闭心态，在风险预警级别上处于较低水平的4级；向外投射即“对社会产生敌意”，表现为“反社会倾向”，认为自己的不幸现状是社会不公造成的，表现出向外攻击的特点。但这种攻击只是潜在倾向，尚未外化为具体的行为。在风险预警级别上处于中等水平的5级。

然而，社区青少年表现出对社会的敌意和反社会倾向之后，绝大多数人只是出现敌意和反社会的倾向，而不会立即将之表现为行动，但也有极少部分人会将之表现为反社会的行为，即犯罪行为，也就是6级社会风险。其中有更少部分人会通过组织的方式实施团伙（集体）犯罪/骚乱，从而出现风险预警体系中的最高级别7级。

日常生活理论认为，犯罪动机和犯罪者是一个常数，亦即每一个社会总有某些百分比的人会因各种理由而犯罪。同时，犯罪的总数和分布与被害者及犯罪者的日常活动和生活形态有关。具有某种形态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人群，其犯罪发生率（及被害发生率）可能较高。犯罪行为和合法活动与日常生活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如进出游乐场所、夜归、远离家庭等等，都是合法活动，但其中也孕育了犯罪的机会。犯罪对于可能的犯罪者而言，是最有利的时机和选择，既不会损害自我利益，也可极大化自我利益。^[25]这一理论可能需要有更多的实证检验，但是它也说明了在犯罪行为发生中的某些真理，即犯罪是某种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一种机遇，而某种生活环境更可能为犯罪提供机会。社区青少年群体恶劣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使他们有更高的概率实施犯罪或成为犯罪的牺牲品，因而改善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生存发展环境，加强对其行为的监控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值得注意是，调查数据显示，有部分未成年人在初中阶段就已偏离了人生发展的正常轨道，放弃九年义务教育，流入社区。这部分未成年人目前已纳入上海市常住社区青少年群体的范围。

[2]数据显示，2013年，仍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失学未成年人，沪籍有95人，非沪籍有3 581人。

[3]Jones G.，The youth divide：diverging paths to adulthood.York：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2002.

[4]Wallace C.，For richer，for poorer：growing up in and out of work.London：Tavis‐tock.1987，pp.21—22，140.

[5]Robert Lawya，Jocey Quinn and Kim Diment，Responding to the“needs”of young people in jobs without training（JWT）：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Journal of Youth Studies，Vol.13，No.3，June 2010，pp.335—352.

[6]European Commission（2002），A New Impetus for European Youth，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Luxembourg，p.49.

[7]Social Exclusion Unit（1999），Bridging the Gap：New Opportunities for 16—18 Year Olds Not in Education，Training or Employment，H MSO，London，p.6.

[8]Bay A.，Blekesaune M（2002），Youth，unemployment and political marginalis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1：132，139.

[9]Creed P.A.，Reynolds J（2001），Economic deprivation，experiential deprivation and social loneliness in unemployed and employed youth.Journal of Community＆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1：167，178.

[10]Bynner J.，Parsons S.（2002），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 to work：the case of young people 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NEET）.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60：289，309.

[11]Room G.，Beyond the threshold.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Bristol，The Policy Press，1995.

[12]Boardman et al.，Work and employment for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2003，182（6），467—468.

[13]Warr，P.，Work，Unemployment and mental heal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4]Lahelma，Unemployment and mental well being：elab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1992，22，261—274.

[15]参见蔡定剑：《中国就业歧视现状及反歧视对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0页。

[16]BRYAN 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8）West Group Co.，2005，467.

[17]Hammer T.（2000），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exclusion among unemployed youth in Scandinavia：a comparative stud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9：53，63.

[18]Donovan A.，Oddy M.，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unemployment：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motional and social adjustment of school leavers.1982，Journal of Adolescence 5：15—30.

[19]参见《对青少年“宅居”现象的调研》。

[20]Robert Lawya，Jocey Quinn and Kim Diment，Responding to the“needs”of young people in jobs without training（JWT）：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Journal of Youth Studies，Vol.13，No.3，June 2010，335—352.

[21]D.P.MITCHELL，A.BET TS，M.EPLING，Youth employment，mental health and substance misuse：a challenge to mental health services.Journal of Psychiatric and Mental Health Nursing，2002，9，191—198.

[22]资料源自共青团上海市委：《来沪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城市适应心理原因及对策——以梅陇镇农民工子女为实例》。

[23]参见［英］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孟毓焕、徐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4、68页。

[24]参见［英］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孟毓焕、徐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7页。

[25]参见［英］戈登·休斯：《解读犯罪预防——社会控制、风险与后现代》，刘晓梅、刘志松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