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上思利民,忠也
在农业文明的时代,历代都把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实行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人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同样也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尊重。“以民为本”的思想在民与国的关系上体现为民为邦本,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命,民情即天意。“忠于民”直接体现为民本思想,在君与民的关系上体现为民贵君轻。人们常把君比作舟,人民比作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正体现了君与民的相互关系。正因为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在春秋以前就有了“上思利民,忠也”这一民本思想。今天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业也一直作为国家的根本放在很高位置,国家逐年增加对三农问题的投入。如果说,封建制度下的民本思想与主张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巩固统治阶级统治的私利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国家领导人大手笔的农业投入,正毫无私利地体现了一颗为人民谋福祉的忠诚之心。
民本思想最早源于周天子“敬天保民”的思想,在中国一直延续着、演绎着一则则“忠于人民”的故事。众所周知,历史上很多帝王都喜欢与民争利,毫无休止地向人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而唐太宗却一反常态地提出了“与民同利”的思想。他在即位之初,便对大臣们说:“古代大禹带领人民治水,虽然也耗费了很大的人力,但他是为使人民免遭水害,人民推他为君主;而秦始皇修长城、建阿房宫,完全是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欲,这种为了自己的享乐而不顾民众的疾苦,是害人以利己。帝王如果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无休止地劳役人民,这个国家就要完了。”唐太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此后,“20年间,风俗素朴,衣无绵绣,公私富给”。唐太宗还非常赞同道家的“无为而治”,他说:“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树木的根系没有遭到损害,就能枝繁叶茂。”他时常对身边的大臣谈到做任何事情都要抓根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农民谋衣食,以不失农时为本。而要不失农时,国君必须做到“简政”,不能过度地劳役人民,如果像秦始皇那样不停地营建宫殿,要想不误农时,是不可能的。人民是国家大树的根本,只要人民安居乐业了,国家也就太平了。李世民积极汲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听取大臣们的忠言,实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李世民首先从自己入手,从国家入手,大范围地实施压缩国家开支的政策,精简国家官员队伍,裁并州县,这样州县减少了,官员也就减少了,相应的国家公务员开支也就减少了。由于唐太宗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了很多惠民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这些改革以及政策的实行,使得唐朝出现了政治清明、国家富强、疆域辽阔、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形成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贞观之治”。
明太祖朱元璋在历史上名声不是很好,知道的人都骂他背信弃义,过河拆桥,但他却有一颗殷殷为民的心。朱元璋称帝不久,他就对大臣们说:“天下才刚刚安定,老百姓都很困乏,像刚刚学会飞的小鸟,不可以拔它的羽毛;像新栽的树,不能动摇它的根本。现在是让人民休息的时候了。”朱元璋这样做无疑是很对的。经过了20多年战乱,人民颠沛流离,田园荒芜,一片萧条。只有让人民休养生息,才能使国家稳定下来。朱元璋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鼓励开垦,兴修水利工程,大范围实行屯田。朱元璋曾下令:“北方州县所有荒芜的田地,全部免除3年的租税;国家给垦荒者耕牛、农具和种子,所垦的荒地归垦荒者所有,政府免收3年租税;还规定农民有5亩至10亩土地的必须种植桑、棉、麻各半亩,有10亩田以上的要加倍种植。”这些政策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积极性,一时间垦荒者遍布全国,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朱元璋非常重视修建水利设施,通过国家的政令的鼓励,到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40987处,疏通河流大约4162道,成绩卓然。朱元璋出生寒微,深知下层人民的艰辛,称帝后实行了很多惠民政策,其中就有一项很完备的国家救济政策。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给中央官员下了一道圣旨:“对于没有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住;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穿;没饭吃的,国家给饭吃。”这是一项惠及社会的制度。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天下的乞丐们怎样地欢呼,感谢这位曾经的丐帮同行。正因为朱元璋实行了这一系列的爱民惠民的国家政策,明朝才得以迅速恢复元气,从而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农民起义的浪潮把朱元璋推向了顶端,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或许,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不敢掉以轻心。唐太宗也是一位从战争中走出的帝王。他们心里都深深地明白,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不可以撼动的。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以民为本。虽然他们的思想动机上都打上了自私的印记,但我们不能用阶级的局限性去否认他们的功绩。
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帝王因为劳民伤财而亡国的例子。例如,隋炀帝杨广就是这样一位毁誉参半的皇帝。在今人看来,他的功绩很多是弊在当时、功在千秋的大业。他平定了天下,结束了300多年的社会分裂局面;他开通大运河,使南北交通连为一体,促进了南北商业以及文化的交流;他开创了科举,为后代甚至今天的考试树立了一个典范;他还疏通丝绸之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展。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皇帝,为何会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呢?究其缘由,是他毫无休止地征伐劳役人民,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
杨广即位后不久就决定迁都洛阳,并营建宫室,每月派遣200万人去建设洛阳城。又从各地征集奇珍异宝、怪石奇材,运往洛阳。农民被迫运输这些物品,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络绎不绝,很多人累死在路上。就在修建洛阳宫的同一年里,杨广又征调100多万民工修建大运河。大运河从南到北,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两岸种植柳树,风景优美,然而这条运河是建立在几千万民工的血泪之上的,在运河的开挖过程中累死、饿死的,不计其数。运河开挖好了之后,杨广就率领他的爱妃们三游江都,其中耗费的财力物力真是难以统计。为了向西域人炫耀隋朝的富有,从正月十五直到月底,隋炀帝召集乐工大开戏场,奏乐人多至18000人,几十里外都听得到清乐声;西域人去东市做买卖,他就要求商人们盛装打扮,卖的东西必须是奇珍异宝,连卖白菜的都要用上等的席子铺地;市内的树木都用丝绸缠绕着,来显示隋朝的富有。劳民伤财,好好的一个隋朝就这样断送在了杨广的手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民为本,常思为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才能长治久安。
马克思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现在,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人民真正地站了起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行,如取消了农业税、实行农民种粮补贴、免除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人民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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