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源流及演变

第一节　孝的源流及演变

有的学者认为“孝”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时代，此时在人们头脑中就已经存在一种对“孝”的模糊印记，有“老育幼长，子敬老终，此乃天道也”。但根据目前可考文献，“孝”的观念正式形成于西周时期，这一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孝”的道德规范，并将其与宗教和政治相融合，使“孝”不断地发挥作用。“孝”最初的涵义是指尊敬上天和祖先，回报亲恩以及生儿育女、延续生命。在西周时期，“孝”一方面表现了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强调了父子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西周时期的宗庙祭祀和敬天祭祖，对上天的虔诚和对祖先的敬畏不能不说是一种“孝”文化的体现。

到了春秋战国这个大动荡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巨大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百家争鸣，而关于“孝”的伦理思想却成为了诸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以孔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以墨子为主要代表的墨家、以老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这几家关于“孝”的伦理思想丰富拓展了“孝”的内涵。

在中国孝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孔子对孝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创立了儒家之“孝”。提出了“仁”的思想，形成了以“仁”为原则，以“孝悌”为规范的基本思想伦理体系。“孝”含于“仁”中，孝亲为仁，是人道之本。在儒家文化中“孝”主要是侧重于家庭领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孝敬父母，不仅仅只是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要有敬爱之心，使父母感到心情愉快。如《论语·为政》中“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一个人不敬爱父母，与犬马又有何不同呢？孔子不仅仅只将“孝”局限于家庭，同时他还大力推行“大孝孝于民”，将“孝”的范围不断地扩大推广至百姓、社会层面。

墨家的“孝”强调利亲。《墨子·经上》中“孝，利亲也”。墨子强调对双亲的物质奉养，他反对儒家的丧葬要求。墨家主张“兼爱”，在“孝”的方面，表现为人己无分。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反对对人身的束缚。他们不反对“孝”这种真实情感的流露，但是反对孝道作为道德规范，认为其束缚人们的天性。儒、墨、道三家都从不同层面来反映“孝”。值得一提的是法家虽主张依法治国，完全反对“孝”，认为家庭中父子、夫妻等关系不利于国家的治理，但反过来看，这也可以视为“孝”的一种外延和补充。

到了汉代，出现了“汉以孝治天下”的情形，以“孝”大治天下，“孝”被纳入了封建道德体系中，成为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备受当时统治者的推崇，对“孝”大加提倡，对孝子大力嘉奖。如汉代除了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其他皇帝都以“孝”为谥号，像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等，并设立了“孝悌”一官职，通过举荐孝廉来推荐人才。也有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都可以佐证“孝”的广泛传播。例如发生在汉文帝时期的缇萦救父故事。缇萦虽是一位弱小的女子，但当她知道自己个性刚直的父亲因为得罪有权势的人而被陷害入狱治罪时，她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前往长安向皇帝诉冤。她不卑不亢地陈述了肉刑的害处，并说明了父亲做官时清廉爱民，行医济世救人，愿替父受刑。汉文帝被缇萦的孝心深深感动，赦免了她的父亲，并且废除了肉刑。有诗颂曰：“随父赴京历苦辛，上书意切动机定；诏书特赦成其孝，又废肉刑惠后人。”更有像扇枕温衾、拾葚异器的故事，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孝文化在汉代流光溢彩，大放光辉。

魏晋隋唐时期，玄学、佛教盛行，对儒家形成冲击之势。在儒、佛、道对立交融的过程中，孝文化体现出崇高与变异的特点。魏晋仍继承着汉代的“以孝治天下”，但已出现了一些“援道入儒”的新特点，强调孝道的自然亲情，而削弱孝道的政治教化功能。这就说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已经渐渐知道掺杂着政治的“孝”是与我们一向标榜顺应自然的观念不相符的，是存在不合理之处的。到了唐朝时期，个人自我价值的张扬，父权受到削弱，“孝”已经不像前代文学那样被推到至高无上的神堂上。

宋元明清时期，是“孝”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封建集权的进一步强化，三纲五常等思想更受到重视，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孝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使“孝”发展达到顶峰。“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奉圭臬。孝道进一步沦落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不断地走向极端愚昧化，愚孝盛极一时。从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可以看出孝道在畸形发展，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还有广泛被后世所知的《二十四孝》就是在元代成书的，其中不乏感天动地的孝的故事，但也不难发现有愚孝的观念。

历史的车轮碾入近代社会后，尤其到了晚清，随着中国现代化速度的不断加快，西方文化的大量涌进，民主、自由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人们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个性高度张扬，大批文人从不同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落后性，并且使孝文化融入时代的内涵，赋予“孝”这个历经久远的词汇以时代特色和光彩。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

从历史上孝文化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传统孝文化在促进社会、人际关系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文化中存在的那种抑制人性发展的、专制的“孝”观念。历史上流传的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感人事迹固然让人传颂不已，但也不应该对其缺陷视而不见。我们应将孝文化与时代相结合，发展成属于新时期的“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