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鸡蛋的意象

一、一个鸡蛋的意象

六十一甲子，时光挪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大批出现，对独生子女的批评在国内媒体上一度盛况空前。记者们从不同角度描摹独生子女生活学习上的种种行为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一位德国学者的关注⁽¹⁾。这位名叫巴肯的学者撰文指出，中国独生子女资料中存在“一个鸡蛋”的意象：即中国媒体常用“每天吃一个鸡蛋”来形容独生子女，反映他们的生活条件过于优裕或者过于挑食；有一篇报道提到，北京某小学一位独生子女例外地不吃鸡蛋，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剥壳：

有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每天中午除了别的饭菜以外，还要带一个鸡蛋，都是由父母负责剥净蛋壳、装进饭盒。偶尔有一次，装到饭盒里的是没有剥蛋壳的鸡蛋，吃饭时这个孩子可犯难了，左看右看，鸡蛋没有缝，无从下手，只好不吃，带回家了。母亲问他，他的回答是：“没有缝，我怎么吃？”

——《中国的“小皇帝”》

类似的故事，同一类文章里还有很多，对独生子女极尽嘲讽。关于为什么吃“鸡蛋”会受到批评，巴肯分析了几点原因：第一，每天吃鸡蛋有违中国提倡的艰苦朴素精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过于浪费。第二，人们认为，每天吃鸡蛋不利于孩子个性的发展；一位受访者告诉巴肯：“大家都知道，鸡蛋会让人懒惰、软弱、缺乏意志。”第三，鸡蛋和意识形态及民俗心理存在负面的联系。汉语里的“蛋”往往和愚蠢的含义有关，比如笨蛋；还有人提到，地主的儿子有每天吃鸡蛋的习惯，所以很愚蠢。

今天看来，处于生长发育中的孩子每天吃一个鸡蛋不足为奇，但当时这种行为却被塑造成独生子女负面行为的典型代表，受到了媒体和公众一致批评。巴肯作为一名来自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学者，用外来者的视角所捕捉到的这一独特现象，并没有引起知识界的进一步关注，原因一方面当然和巴肯在中国知名度不够、论文影响力有限有关，另一方面和人们对此熟视无睹有关。人们认为这些报道反映的是真实的情况，独生子女确实有诸多弊端，鸡蛋意象是独生子女诸多问题的客观反映，对其本身的意义并没有必要去进一步探索。

巴肯所举的案例，大部分来自于涵逸发表于《中国作家》1986年第3期上的《中国的“小皇帝”》一文。这篇文章在当代中国独生子女社会印象的构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开篇即担忧地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独生子女数量已达3 500万，对这些孩子的娇生惯养成为中国家庭的通病，这样培养出来的一代人究竟会为中国缔造什么样的历史？文中随后采访了北京景山学校、北师大附小等名校的教师和家长，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各种不良家庭教养方式及其教养出来的独生子女的种种恶行，比如不爱惜公物、浪费粮食、没有公德心、功利心太重等。⁽²⁾

198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涵逸报告文学的基础上拍摄了同名电影《中国的“小皇帝”》，由唐国强、宋春丽等当红影星主演，影片中三个独生子女家庭各有各的苦恼，有的孩子因为无人管教走上犯罪道路，有的因为压力太大离家出走，有的成为无法无天的“小皇帝”。有趣的是，“小皇帝”铭铭的姥爷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教授，进出有专车接送，在公众场合常常手持折扇，指导家长们如何科学教养独生子女，在实际教育外孙时，面对姥姥种种宠溺外孙的行为却束手无策；铭铭父母在姥爷姥姥的家长权威面前也完全插不上口，父母角色完全缺失，最终铭铭被培养成了一个性格畸形的小霸王。电影生动地展现了“四二一”家庭结构（四位老人、两位父母、一个孩子）给家庭教育带来的种种困惑，也进一步引发了全社会对独生子女教育以及独生子女个性的担忧。

图2-1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拍摄的“小皇帝”周岁照

整个80年代，独生子女始终以一种“问题”的形式存在于社会语境之中。除涵逸等文艺影视界人士外，大众媒体特别是海外媒体也不遗余力共同建构独生子女的负面形象。继美国《新闻周刊》1983年提出中国“小皇帝”一说之后，英国《星期日时报》也刊登了关于中国独生子女的负面报道。1986年，《光明日报》继《工人日报》转载《新闻周刊》文章后，率先发起了为期半年的关于独生子女问题的大讨论，讨论认为独生子女问题的表现主要有两方面：营养过剩，造成发育不良；智力投资过度，造成品德教育不足。⁽³⁾

1993年，我国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领证人数增长到4 324万人，和1979年第一批独生子女领证人数610万相比，数量在14年里增加了6倍，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3.6％，全国家庭总户数的14.1％⁽⁴⁾。

就在这一年，当人们对“四二一综合症”担忧达到新高潮时，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云晓推出了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⁵⁾，将这种焦虑进一步提高到民族素质的层面。文中记录了1992年8月，中日少年在内蒙古举行的一次草原探险夏令营。通过比较两国少年在夏令营中各方面的差距，揭露中国独生子女一代在生存能力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也展现了日本年少一代的种种优秀品质。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以来，引起了中国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在媒体上引起大规模的争论，甚至惊动了最高领导人⁽⁶⁾，至今影响犹存，2008年其精选本还被广东新世纪出版社评为“改革开放儿童文学金品丛书30部”之一。

《夏令营中的较量》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出现不少争议。比如有夏令营的参与者透露，文章中的情节有夸大之嫌，有的孩子实际上是因病不能参加活动，康复后立即回到训练中，却被描写为怕吃苦；夏令营项目的设置不符合特定年龄段儿童生理特点；对日本孩子的描写有蓄意拔高的嫌疑；100多个孩子的个案不能推及全体独生子女等⁽⁷⁾。批评者指出，夏令营里中日孩子各有长短，文章却只片面描写日本孩子强于中国孩子的方面，对中国独生子女的优点一律略过，展现是一种“被裁减的事实”。

针对批评，孙云晓于同年3月16日在《中国教育报》发表署名文章《并非杜撰也并非神话——〈夏令营中的较量〉作者证言》予以回击，认为自己只不过想突出对民族未来隐患的担忧，为了这一目的才选取了最能反映主题的内容。

事实上，对孙云晓的批评确有苛责之嫌，因为他这篇文章体例上属于报告文学，并非严格意义的新闻报道，更谈不上是客观的学术研究成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典型性是第一生命，选择和夸大是常用的技法。《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之所以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关键并不在于其真实性，而在于其击中了那个时代集体心理的痛楚点，或者说弥散在整个社会中的一种焦虑情绪——性格存在缺陷的独生子女一代该怎么办？我们无法阻止这一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但这代人是否能承担起建设繁荣富强国家的责任？

但孙云晓的辩护却没有得到批评者的接受，因为他在辩论中把重点放在用细节的真伪去证明自己的文章并非“神话”。其实《夏令营中的较量》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种客观的记述，相反，是主观色彩很浓的选择性描写。所谓真假的争论，对《夏令营中的较量》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正如柏拉图所言，有时候，光靠“理智”并不能把事实和事理完全讲清楚，“神话”对“理智”的补充非常有必要。神话本身就是一种寓真于假的形式，“神话”虽然不等于真实，但它背后却隐藏着不能用言语表达的道理。《夏令营中的较量》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所建构的这种“神话”，特别是“自我中心”、“娇气”、“宠溺”等关于独生子女性格的描写，恰恰真实反映出了中国独生子女的社会印象，客观体现出了社会文化中两种不同力量的对立和博弈，从而折射出了集体心理中的若干困惑和矛盾。

日历翻到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领证人数再次创新高，突破了6 000万。同年3月，学者风笑天在《社会学研究》⁽⁸⁾撰文，提出大众媒介在对独生子女的形象建构中存在着妖魔化倾向。他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1998年到2008年间新浪网站搜索到的有关独生子女的586条新闻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国内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负面形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婚姻不稳定，离婚比例高；

2.不能吃苦，就业不受欢迎；

3.不做家务不做饭，总是到父母家蹭饭；

4.不会养育子女，对孩子只生不养；

5.性格上缺陷多。

显然，对独生子女的负面形象近10年间已经发生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家庭教育和性格缺陷问题，转变为了婚育问题和性格问题。风笑天在文中逐一列举事实，指出上述五个方面独生子女负面印象与真实情况不符，比如独生子女的离婚比例并没有比其他群体高；到父母家吃饭的比例也与非独相等，0—3岁虽然独生子女对子女照顾得少一些，但有部分原因是请了保姆，并非不教养。风笑天对独生子女负面形象成因做了初步的分析。他认为，媒体是始作俑者，是媒体在不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建构了独生子女形象，对独生子女进行了妖魔化。

事实上，除风笑天提到的以独生子女为主题的新闻外，稍加留心就会注意到，甚至在谈论本来与独生子女无关的社会现象时，媒体也很容易联想到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从家教或政策的角度去批评。以2009年6月30日《参考消息》为例，这一天的报纸在不同版面上摘录了两篇外电报道，一篇是8版上关于“中国拐卖儿童犯罪为何猖獗”的路透社分析文章，一篇是15版上题为“中国吸引音乐世界的耳朵”的美国网站报道。两篇文章内容迥异，却不约而同都联系到中国独生子女现象。前一篇文章认为拐卖儿童屡禁不止与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有关，如果不改变这种家庭结构，还会出现更多的社会问题。后一篇文章在盛赞中国乐童的音乐天分时，也借批评家鲁道夫·唐之口提到：“中国的古典音乐热是由独生子女引发的，父母纷纷望子成龙，逼迫孩子学习一项乐器而抽干了他们的想象力。”类似的负面联想在身边常常可以看到，比如电视台报道地铁逃票现象，马上就有专家出面批评指出，独生子女一代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媒体报道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即使不提独生子女这一身份，读者自己也会联想到独生子女的“骄”“娇”二气。这些人为的、主动的、发散式的联系和联想涉及教育、就业、消费、婚姻、保障等各方面。从这些思维惯性管中窥隙，可以看出，仅仅把原罪归于媒体还太片面。事实上，公众话语系统中的“独生子女神话”不仅在媒体上，在专家、普通百姓的思维定势中都普遍存在。

而且，这种“问题意识”并非中国文化环境下独有的一种现象。巴肯自己提到，最初接触中国独生子女的文献时，他以为对独生子女的批评，都是特定的中国化名词，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特殊产物，后来看到霍尔的文献，以及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一些媒体报道，才知道对独生子女的偏见在西方更早出现，并非中国文化环境下的独创。

1981年，著名独生子女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大学的朱迪斯·布莱克（Judith B1ake）对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回溯式的分析。她发现，虽然大量证据证明独生子女在智力、学业成就以及职业发展上，具有其他类型家庭子女不具备的优势，但在美国社会中，几乎没有人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是一种理想的家庭模式，人们在观念上仍旧和霍尔时代一样，将独生子女家庭视为一种与普通家庭不同的特殊家庭，将独生子女视为与普通儿童不同的特殊儿童。

布莱克观察了从1955年到1978年的几轮全美大型民意调查数据，发现只有1％—2％的受访者认为身为独生子女是一项优点。76％左右的受访者都明确表示，身为独生子女是缺点。1977年民意调查更深入追问：“如果您认为身为独生子女是缺点，那么请具体说明其中最明显的一项缺点是什么？”结果，60％左右的受访者提到了独生子女在人格或者个性方面的缺点——自我中心、独断、焦虑、爱吵闹、“被宠坏了”或者“过度保护”，22％左右的受访者提到独生子女的童年太孤单。同时，布莱克还分析了1955年以来美国的生育数据库，发现虽然1960年以来，美国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有所上升，从7％增加到了11％，但独生子女家庭比例扩大的原因，来自于晚婚晚育以及离婚等非主观因素。如果条件成熟，很多独生子女家庭表示还会再生育，自愿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非常少，即便是支持少生育的家庭都还是认为最理想的子女数量是两个，而不是独生子女。

布莱克在研究的最后，讨论了独生子女一直饱受人们歧视的三点原因：一是独生子女人格上可能确实存在缺陷，只是学术上的证据还不够充分。二是种族存续的需要大于个体生存的需要。虽然独生子女家庭在财产土地继承方面具有优势，但对于婴儿和儿童高死亡率的社会来说，这一点点个体的利益并不被看重。三是促生育情感因素的广泛存在，使得独生子女偏见不知不觉被注入进社会信念结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