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与争论

二、学者：混沌与争论

和民间对独生子女一边倒的态度不同，学术界对于独生子女的评价，在霍尔之后，一直都在不断变化，表现出一种混沌的局面。近百年来国内外独生子女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主导性观点在不同研究阶段有所不同。这些变化趋势的特征简单概括如下：

研究第一阶段，独生子女“天生劣势说”占上风，大量的学者认为独生子女不如非独生子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前文介绍过的霍尔、博汉农的研究，该研究所提出来的独生子女“天生劣势说”，不仅在美国盛行一时，还得到了各国学者支持。1906年，德国著名儿科医生内特尔在《独生儿童及其教育》一书中，提供了德国的不少独生儿童病例，他把独生子女的性格特点描述为：自我中心、创造性、依赖、神经质、嫉妒心强、孤独、自私、固执、爱虚荣等。1916年，美国布里肯里奇等人从临床医学角度找到论据支持，认为独生子女的劣势“天生”，他们出现先天缺陷的可能发生率要高于普通儿童。⁽⁹⁾从学术流派来分析，这些研究积极倡导的是从进化角度演绎出来的“复演论”主义。

研究第二阶段，提出独生子女“后天差异论”。研究者开始强调家庭等后天环境的影响造成独生子女的特异性。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1911年脱离弗洛伊德精神解析派后，创立了个体心理学学派。他提出“出生顺序说”，从家庭动态学的角度分析了兄弟姐妹排行以及亲子互动对儿童个性的影响，认为缺少同胞体验的独生子女确实和其他孩子不同。该学说在各国引起反响，并得到更多的学者从环境角度提出的响应。如1937年，日本学者山下俊郎⁽¹⁰⁾提出，独生子女本身并无特殊性，但若根据家庭构成类型加以划分，就会显示出特异性。例如父母是否健在，是否离婚等，家庭和环境的差异才是造成独生子女问题的真正原因。

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马卡连柯夫（AHTo H CeMeHoBич Maкa PeHкo）也是独生子女“特异论”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也明确指出，独生子女的问题是家庭教育方式带来的。如果家长在感情上过度依恋子女，在生活上过分优先子女，在教育上过多溺爱子女，这些家庭教育方式是独生子女注定要失败的根源。马卡连柯夫提出，独生子女的差异是后天造成的，因此也完全可以通过后天教育方式消除：“如果你由于某种原因只能有一个孩子的话，我建议你应该到孤儿院去再领养一个孩子，把他和你的孩子一起养大。”马卡连柯夫是前苏联集体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不仅自己做过15年小学教师和校长，1920年还先后主持过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儿童劳动公社，在各地举办家庭教育和儿童改造的讲座，他对独生子女家庭模式的坚决反对和他的集体主义教育观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者支持环境说观点的研究为数不少，大量论文都共同强调独生子女的特异性来自于家庭教育方式，和父母溺爱型的养育方式有关。学者们对家庭环境的重视，恰恰反映了整个20世纪学术界的理论走势：“复演论”等纯进化主义的思潮被摒弃，“白板说”等后天环境论开始逐渐占上风。这种研究立场的改变，和行为主义带来的矫正等技术性路径相一致，认为人的发展都是环境刺激的结果，只有发现环境中的影响变量，教育才有可能去真正改变和塑造人。

但对于独生子女特定家庭环境是否为独生子女带来了不同的发展后果，也有不少研究者持怀疑态度。第二阶段研究中，以费顿（N.Fenton）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提出了“无差异说”。他的系列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在很多方面都与非独生子女没有差别。其中一份研究针对从幼儿园到小学的193名儿童中的34名独生子女，费顿采用标准化量表，请教师评价他们12项人格和行为指标，并和非独生子女进行对比，结果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费顿这一观点，在当代也得到学术界的不少支持。如1986年，托尼·法尔博（Toni Fa1bo）对近百年来西方独生子女研究中115篇涉及适应、个性、社会化、成就和智力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元分析（Meta Ana1ysis）的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在总体适应和社会能力上与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相比并无差异。由于公众中普遍存在的独生子女刻板印象主要基于他们人格特质方面的缺点，普遍认为独生子女更自我中心、自私、娇气和孤僻。1987年，法尔博再次重点对人格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质性分析，这次的研究数量是1986年质性分析中有关人格研究数量的一倍。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和有兄弟姐妹的同辈比较起来，在个性、社会化和人格控制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

国内的情况也比较类似，如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于1999年所做的一份研究显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涉及思想、求职、学习、生活、经济、交友、个性等八个方面300个项目中，有显著差异的只占18.33％，共55项，两大群体的差异相当有限。再如，风笑天曾对1980—2001年间发表的305篇针对国内独生子女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发现早期大部分证明“独生子女弱点”的研究并不能对独生子女个性、人格、合群性及家庭教养方式方面的差异提供充足的证据。

虽然主张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并无差异，费顿也发现，行为评测的结果和态度评测之间存在差异。1928年，他曾要求选修自己儿童心理学的50名大学生谈一谈对独生子女的印象，除了两名本人是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外，其他大学生都认为独生子女不是正常的学生。自私、社会化不良、被宠坏了，是大学生们对独生子女的普遍印象。费顿因此第一个指出，在社会上存在独生子女偏见。他说，“连心理学家自己也对独生子女带有偏见”。费顿写道，“我们通常会认为独生子女爱嫉妒、自私、自我中心、依赖性强、独断专行、爱吵架”。⁽¹¹⁾结合行为评测比较中无差异的研究结果，费顿相信，对独生子女不利的看法，可能来自社会偏见，即本书所提到的“独生子女神话”。

研究第三阶段，另外一种差异论——独生子女“优势说”逐渐开始占了上风，不少研究认为独生子女优于非独生子女。西方社会20世纪后半期，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者对独生子女的态度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强调独生子女的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尔博、风笑天等人关于中国和西方独生子女的系列研究提到，独生子女最为显著的优点就是高成就动机和高智商，特别是与排行较低及大家庭孩子相比。

而早期研究中关于独生子女人格特异性的结论，也受到当代研究者的否定，如吉尔福德和乌斯塔分析了独生子女的各种性格特性，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在任何一项上都优于非独生子女，并有统计意义；梅勒（Me11or）1990年发现，独生子女的发展后果与头生子类似，远远高于其他出生顺序的孩子。罗伯茨（Roberts）等人通过对成年独生子女的深度访谈分析了独生子女的主观体验。这些成年独生子女描述了自己作为独生子女感受到的优点：不需要和兄弟姐妹分享、竞争、吵闹、打架；不需要与别人分享父母的资源和关注；享受独处的时间；更能促进创造力和想象力；享有父母经济资源的优势，可以参加各种活动，和父母关系密切，与同辈相比更成熟，更能和成人打交道。量化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访谈的结论，雷吉奥（Riggio）调查了成年独生子女的社会技能和能力，发现他们这两方面的发展与非独生子女相比并无差异；相反，他们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结婚配偶的教育程度更趋同，更希望拥有小家庭。

以上简单总结了学界有关独生子女研究的发展趋势。虽然仅仅是飞鸿一掠，人们也很容易看出，无论中西，相关研究都经历了从“否定—不置可否—肯定”这样一个心路历程，而且总体来说，研究结论差异非常大。原因何在？是研究者太不严谨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明确这样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研究方法的局限。当代研究技术和工具的发展让我们能够逐步摆脱主观意识的影响，采用量表、观察、反应时技术等方式客观评价特定群体的真实发展状况。但早期研究者受研究方法局限，无法用标准化工具进行客观测评。同时，独生子女尚且年幼，不能自评或者参加各种标准化测试。研究者多采用“他评法”，请独生子女周围的教师、家长和同伴对独生子女进行评价，这些评价的结果受主观影响很大，也很难客观反映独生子女的真实情况。

全国第一例独生子女研究是由上海幼儿教研室等单位共同完成的，该研究对70名4—6岁的独生子女和30名非独生子女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采取的就是他评法，请老师、家长对孩子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各方面不如非独生子女，老师、家长们直言独生子女的缺点，“表现在挑食、挑衣、不尊敬长辈、不爱惜用品、玩具、爱发脾气、无理取闹、比较自私、不懂得关心别人、胆小、生活上自理能力差等”。

整个8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处于幼年的阶段，得出类似结论的研究还很多，这些研究大部分都采取的是他评法。苏颂兴、风笑天等学者都曾经在自己的论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者对独生子女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和非独生子女相比，存在很多劣性。到80年代后期，随着独生子女长大，自评法和量表测试法逐步开始使用，对独生子女劣性评价的研究数量也开始大幅下降。风笑天认为是社会化给独生子女带来了改变，独生子女的缺点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消磨—趋同”了。这一点固然有道理，但也不能忽略了前面提及的研究方法的变化。当代研究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更加多维、立体地对独生子女进行研究。

第二，“独生子女神话”的作用不能忽略。虽然很多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独生子女神话”的存在确实会影响到他们的假设、立论以及推导过程。独生子女是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群体，他们是被建构的一个群体，在评价这一群体时，一定要把他们的真实发展和他人眼中的独生子女区分开来。

辜胜阻在《美国关于独生子女的研究》一文中曾介绍过美国独生子女偏见的四种原因：（1）调查者的偏见。调查者先入为主，戴着“独生子女不好”的有色眼镜调查，而对独生子女的否定观念不仅会改变对独生子女进行调查的调查者对独生子女的评价，甚至会引起某种预期的行为。（2）调查对象的家庭背景。在美国，独生子女家庭往往是单身父母（有父无母或有母无父）家庭。（3）被调查者的年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个性差异会随着年龄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独生子女在儿童时期的缺点到青年时期由于集体生活的熏陶会被克服。（4）被调查者父母的生育意愿。父母的生育意愿对于他们对待子女的态度是有重大影响的。希望有几个孩子而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父母，更可能对子女过分地溺爱和放任。反之，如果父母是自觉自愿地只生一个孩子的，那么他们将不会有这种过分的溺爱和放任行为。

辜胜阻上面提到的几个原因，都是分析“独生子女神话”必须考虑的影响因素。风笑天早期一篇论文中，曾回顾过中国独生子女的特殊成长环境。他发现中国独生子女的父母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作为“文革”中的孩子，这些父母赶上了“上山下乡”的浪潮，自身教育的被剥夺经历，使得他们对于自己唯一的孩子，寄予了过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并不像皮格玛利翁的眼神，把雕像复活成美少女，相反，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成为父母向孩子施加诸般压力的源泉，成为父母对孩子种种矛盾情感的源头。

第三，独生子女并非一种不存在发展变化的静态现象，一百年前霍尔研究的独生子女和当代学者研究的独生子女已经完全不同；独生子女和达尔文的莺鸟标本不同，他们的发展轨迹和制度安排、生育文化以及社会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背景因素息息相关。在谈论这一群体时，人们不能像提炼H₂O或者CO₂一样，将其从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化时空中剥离出来，放进实验室的真空瓶中进行观察和玩味。这正是生命历程理论所反复强调的观点——“一定时空中的生命”，笔者在下一节会展开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