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时间：2023-03-1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近期很多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研究都提供了独生子女家庭遭受贫穷威胁的案例。关于中国独生子女的社会地位，有六个方面比较有意思的发现：第一，独生子女家庭SES地位具有显著优势。生育独生子女，对家庭SES地位存在积极影响，这种积极影响在子女长大后的独生子女家庭中仍然客观存在。表6-2　选择独生子女对中国家庭SES地位影响的回归检验结果a是否生育独生子女：0为否，1为是。

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_独生子女神话

三、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从出生起，他们就为中国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他们也随着东方中国的一步步崛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那么，生活在繁荣年代的这些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呢？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影响下，严格遵守国家政策的这些家庭，生活是更好还是更差了呢？他们是否会因为违背了中国千年以来多子多福的传统蒙受损失？是像“独生子女神话”所描摹的那样，是扶不起来的一代？还是像政策设计者所勾画的那样，拥有了更好的成长经历与发展机会？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客观调查的数据，而不是主观的分析。

近期很多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¹⁰⁾的研究都提供了独生子女家庭遭受贫穷威胁的案例。比如最新一份研究⁽¹¹⁾显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贫穷率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等发达地区的独生子女户相对贫穷的比率比发达地区高1.04倍，而欠发达地区的独生子女户贫穷的比率比发达地区高1.11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差的地区，独生子女户发生相对贫穷的可能性就越高。研究者由此质疑“少生快富”宣传的可信性，认为少生孩子的成本由独生子女家庭自己承担了，带来的社会效用却由全社会分享了，提出应该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发挥二次分配的调剂功能，弥补独生子女户家庭因“少子化”而造成的经济弱势。这些研究和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早期的一些研究相比，评测结果恰恰相反。

如1983年，边燕杰⁽¹²⁾对天津1 088户城乡居民家庭的调研发现，由于抚育成本的降低，独生子女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普遍比非独生子女家庭高，而且相对稳定，在农村地区也是如此。但边氏猜测，子女长大后，家庭化耕作对劳动力的客观需求，仍然可能导致情况发生变化。

1980年，安徽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对合肥市区2 000份问卷调查⁽¹³⁾显示，当时率先领取独生子女证，响应中央号召，只生一胎的城市家庭，家庭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从职业地位上来看，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的比例更高；大学文化水平在独生子女父母中，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平均月收入30元以上的独生子女父母中占32.6％，非独生子女父母只占11.9％。

这些研究的特点在于，对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收入水平是否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存在争论；对于发展的影响存在担忧，认为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独生子女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优势可能丧失。但这些研究多选取个别省市进行研究，有的调查问卷数只有两三百人，且只测量了主观收入水平一个维度，样本的代表性和评测的客观性都值得斟酌。

2008—2010年，笔者开展了系列关于独生子女社会地位的研究。其中包括中国社科院全国“80后”大学毕业生课题和独生子女社会地位的主观测量。“80后”大学生毕业课题的样本来自7个省份（江苏、广东、重庆、陕西、内蒙古、吉林、湖北）。调查样本中包括了“70”一代、“80”一代和少量“90”一代大学生，共有5 599个样本，其中2 295个样本是独生子女，占比41.0％。

关于中国独生子女的社会地位，有六个方面比较有意思的发现：

第一，独生子女家庭SES地位具有显著优势。生育独生子女，对家庭SES地位存在积极影响，这种积极影响在子女长大后的独生子女家庭中仍然客观存在。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阶层更高，经济状况更好，父母的文化程度也更高。

研究对全国“80后”大学生调研数据中的数千个独生子女数据进行了处理，采用家庭收入、职业阶层⁽¹⁴⁾和文化程度三种指标，分城乡比较两类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表6-1　独与非独两类家庭SES地位的差异比较

a家庭社会政治经济地位（SES）：两类家庭（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包括收入、职业地位和文化程度。SES得分为家庭收入、职业阶层和三方面的得分加和。b此项目为5级计分，1代表很不好，2不太好，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c此项目为14级计分，1代表月收入500元以下，按500递增，14代表月收入20 000元以上职业阶层分级按照陆学艺的十大阶层分类，为便于分析，计分为分级的反向计分。1代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问卷中职业赋值“1”、“2”），2代表经理人员阶层（“4”国企高层管理、“5”国企中层管理、“9”三资高层管理、“10”三资中层管理），3代表私营企业业主（“8”私营企业老板），4代表专业技术人员阶层（“13”科研老师、“14”文体、“15”工程技术、“16”经济司法、“17”其他专业），5代表办事人员阶层（“3”、“6”、“11”三资普通文职），6代表个体工商户阶层（“18”），7代表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8代表产业工人阶层（“7”、“12”三资），9代表农业劳动者阶层（“19”），10代表无业半失业阶层（“21”、“20”）。d文化程度分级1为未接受正规教育，2为小学，3为初中或同等学历，4为高中或同等学历，5为专科，6为本科，7为硕士，8为博士。

为了进一步控制无关变量的影响，在均值比较之后，同时也进行了回归分析。

表6-1显著性检验的结果显示，家庭收入、父母职业地位、文化程度，所有这些SES变量的两两比较都在0.000水平上显著。表6-2的回归检验也进一步支持了选择生育独生子女家庭的SES地位更高的假设，在控制了城乡、性别、民族、出生组等因素后，“是否生育独生子女”表现出对家庭的SES地位的显著影响，从回归系数B值来看，这一变量对家庭SES地位的影响力仅次于“城乡”因素。

表6-2　选择独生子女对中国家庭SES地位影响的回归检验结果

a是否生育独生子女：0为否，1为是。b城乡：城市为1，农村为2。c子女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2。c民族：汉族为1，其他民族为0。d出生组：“70后”出生组为1，1980—1984年出生组为2，1985—1989年出生组为3。

访谈中，来自城市的非独生子女“80后”个案11表示，“独生与非独生的家庭条件是不一样的，独生的感觉很富裕，吃的穿的都要比非独生的要好得多”。个案3认为经济水平高主要因为城乡差异：“城里的独生子女家庭会比农村的非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好一些。”个案8也提到“身边的独生子女的家境相对都比较好，都是城镇的”。

第二，分城乡比较发现，农村独生子女家庭SES地位也处于较高水平。

虽然回归模型显示，城乡是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但控制城乡差异后，是否独生子女，家庭SES地位仍然有显著差异。数据显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地区，独生子女家庭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相比较，SES地位都明显更高。其中，收入方面的差异最为显著；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经济状况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经济状况达到与城市非独生子女接近的水平。

访谈中，唯一一位来自农村的独生子女陆荣表示：“那时候我们家是我们村为数不多的有存款的家庭，……1995—2003年左右，是我们家庭很好过的时候。在我们村，我们家会经常买肉吃。”（个案7）几位来自农村的非独生子女也结合自己的家庭经历谈道，“平时并没有感觉到独生子女条件好，但涉及婚姻问题连带的经济问题时，多数父母还是希望少养几个孩子”（个案2）。“就拿现在的物价水平和消费，对于广大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是生起养不起的。……但是从我哥哥结婚之后，……现在态度变了，还是赞成一个孩子的比较好……，感觉一个孩子家庭的压力小”（个案8）。“我家周围独生子女不多……和非独生子女家庭条件相比独生的会好一些”（个案4）。

独生子女父母职业地位和文化水平较高也得到证实。访谈中，“80后”青年根据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受谈道：“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必定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个案1）表6-1数据更为直观地反映出，独生子女父母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在分城乡的比较中，这种差异仍然在0.000水平上显著。表6-2的回归分析进一步显示，在控制了城乡、性别、民族之后，是否选择独生子女，对家庭总体的SES地位仍然产生显著影响。

第三，农村家庭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独生子女父母务农的比例更低。

为什么在劳动力少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情况下，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仍然具有社会经济地位的优势呢？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即便同为农村家庭，职业阶层的差异仍然存在，农村家庭成员目前的职业并非单一的“务农”。卡方分析显示，农村地区的独生子女家庭，父亲务农的比例只占41.4％，母亲占50.3％；农村地区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父亲务农的比例比独生子女父亲要高22.2％，达63.6％；母亲高22.8％，达73.0％。皮尔逊卡方检验，两类家庭的差异非常显著（父亲职业X²=91.95，P＜0.000；母亲职业X²=176.50，P＜0.000）。

为什么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务农”的比例更低？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离开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大背景。农村地区独生子女家庭在面临农业生产时，固然存在下一代劳动力数量更少的不利，但从两类家庭职业阶层的显著差异，我们可以看出，抚养负担的减少，也使这些家庭的成人有更多机会外出打工，从事务工、个体、办事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等职业，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收入水平和阶层地位。家庭收入和务农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减少。

访谈中，来自农村多子女家庭的男青年个案2说，自己身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职业基本不是纯粹的农民，但独生子女家庭也会种或多或少的地”。个案5反映劳动力目前在农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很少单纯依靠子女数量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农村农忙，大都是机械化操作的，再就是请人帮忙的……子女一般在家做做家务。”农村独生子女陆荣（个案7）提到，由于早期家庭负担较轻，父亲很早就在务农之外搞副业：“养过兔子，养过羊，贩卖过水果，当过农村小货郎，目前也在外地打工”，和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更早地脱离务农生涯。

就本次调研的数据看来，边燕杰等人对农村家庭因独生子女致贫的担忧并没有表现，这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工潮有关，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有所减少，新农村建设也使得规模化经营成为农村经济的一种新型模式，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都要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第四，初入社会的独生子女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也表现出一定优势。

独生子女本人在进入社会以后，是否具有优势呢？笔者专门选择了初职收入、目前收入、经济依赖性及初职的获得方式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进入社会后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初职收入及其目前收入：为了评估大学毕业生的经济变化状况，将“每月总收入”定义为包括基本收入、奖金及兼职收入。同时选择了两个时间点，刚毕业时的初职收入和目前的收入，分析收入的变化情况。

数据显示，刚进入社会的独生子女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普通青年不具备的优势：他们的初职收入更高，平均达3 549元，比非独生子女每个月高出近700元；但值得忧虑的是，随着进入社会时间增加，独生子女的优势逐渐消失。在当前收入的比较中，独生子女的优势则不再明显，两类群体的差异消失（表6-3）。

表6-3　两类大学生步入社会后收入变化情况的比较

注：*P＜0.05，**P＜0.01，***P＜0.001（双尾检验）。

经济依赖性：通过直接询问大学毕业生是否接受家庭的资助了解其对父母的经济依赖性，比较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毕业生的差异。对经济依赖性的卡方分析中，33.3％的独生子女承认目前还接受父母的经济资助，而非独生子女的相应比例要低10.2个百分点，差异非常显著（X²= 65.41；df.=1；P＜0.000^***）。

初职的获得方式：主要通过访谈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毕业后获得工作的方式进行了比较。很多大学生在访谈中提到，独生子女在求职过程中得到更多的父母支持。如个案11和个案7提道：“独生子女在找工作及养育孩子上当然是尽全力帮助他们，毕竟就一个孩子。”“在工作方面，独生子女的父母更容易全力以赴。我所知道的几个独生子女父母，会为了孩子竭尽所能，托关系、走门路、送礼请客都会使用，且往往集中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及大型企业方面。在婚姻方面，独生子女的父母同样会竭尽所能，为孩子买车买房等。”（个案2）显然，在大学毕业生们看来，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初职获得方式确实有所不同，独生子女找到更好或者说收入更高的工作和父母的帮助有一定关系。

第五，对独生子女社会地位的主观判断低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上文中SES客观评测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家庭和本人社会地位高于非独生子女群体，但主观评测的结果却恰恰与此相反。当代社会心理学家菲斯克（S.T.Fiske）曾提出关于群际关系的SCM理论（Mode1 of Stereotype），将群体印象和社会结构对应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可以通过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去评价特定群体的社会地位，其组合变化分别代表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

图6-3　SCM模型分析中国独生子女社会地位的结果

如图6-3所示，笔者2010年对354名独生子女父母的研究发现⁽¹⁵⁾，父母们对独生子女的社会地位评价处于低热情、低能力的象限内，而对非独生子女的社会地位评价处于高热情高能力的象限内。这意味着在父母的主观建构中，倾向于将非独生子女群体视为比独生子女群体地位更高的群体。显然，主观评测和通过SES客观评测的群体地位相比，存在方向上的反差。

第六，传统生育价值在农村地区仍然有一定的生命力。

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实施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前文提到，最大的阻力来自农村地区的实践。虽然农村普遍实行了“头胎是女童，可生育二胎”的宽松式政策，但计划生育仍旧比城市地区要难。⁽¹⁶⁾上面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客观SES地位更高，但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收入在于其次，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心理的传承。笔者访谈的16位“80后”农村青年中，独生子女只有一位，其他农村“80后”青年都来自多子女家庭。这些青年在接受访谈时也提到，自己村子里或村子周围能接触到的独生子女很少。前文提到的四川泸县的李强，他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国家刚开始实施计划不久，父母他们在农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希望多几个子女），一时间和大多农村家庭一样，（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震撼。”这种震撼不仅来自生育观念的变革，同时还有对农村家庭化生产模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能满足，从而降低家庭生活水平的担忧。刘阳来自河南漯河农村，他提到自己有关“家”的价值和生育的一些观念：“（爷爷奶奶和父亲）他们都为家庭付出了很多，为这个大家庭作出了很多贡献。在这样的影响之下，我的‘家’的观念也变得非常强……我对计划生育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非常讨厌计划生育，尽管之前对‘计划生育’这个词的意思不大了解。小学的时候学校或经常组织在村子里的游行，宣传计划生育，把我家前面的墙壁上写的宣传标语，不能让我在上面写写画画了。对我的童年生活有不好的影响，这是我对计划生育最早的最单纯的认识……父母之前还是挺希望家里能有两个孩子的，不太赞同独生子女，如果是儿子的话还好，如果就一个女儿肯定还是会希望能再有一个儿子的，观念还是比较的传统，但是从我哥哥结婚之后，有的时候也会讨论这样的事，现在态度变了，还是赞一个孩子的比较好，主要还是物价和消费太高，会难以承受。”

调查的结果还是令人欣慰的，至少目前阶段，总体上来说，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还是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他们经济条件更优越，社会地位更高，独生子女群体进入社会以后，在职业、收入各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看，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家庭对自身的收入评估并不高，而且在对独生子女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估中，还出现了倒挂，认为独生子女群体低于非独生子女，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社会仍旧普遍存在对于独生子女群体“发展性困境”的担忧，即使现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具有优势，人们仍旧担心独生子女家庭在进入家庭生命周期的晚期以后，会不会因为“少生致贫”，面临养老的困境。

变迁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国家发展的道路尚在探索和调整之中。这种特点使得同一时代中的个体命运也可能因此产生巨大的差异，作为出生于繁荣时代的一代人，独生子女可能客观上确实拥有更优越的发展条件，可能拥有更高的教育文化水平，更好的职位，更丰厚的收入，但是，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中，人们对于制度使然的这一代人，会不自觉地将其置于放大镜或显微镜下来审视。在这些审视的过程中，习俗和制度的纽结不知不觉中渗透进人们的心灵深处，因为毕竟在现阶段，中国社会还不具备现代性所要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作为一种过渡期的中间结构，势必会随时面临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人们甚至连研究者都会选择性无视，出于各种目的，人为建构起一种对于独生子女群体的主观偏见。

【注释】

(1)施义慧：《童年的转型：十九世纪英国下层儿童生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本书中涉及的所有访谈个案对象均采用化名。

(4)《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5)段成荣：《接纳流动儿童　城市别无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2月3日。

(6)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后回眸》，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7)人类学家米德曾将人类社会分为前喻社会与后喻社会，前喻社会中父辈拥有绝对的权威，引导和保护子辈的成长，后喻社会中子辈掌握新技术，常常会以反哺的方式教育父辈，从而使权威消失。

(8)［美］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9)陈映芳：《国家与家庭、个人——城市中国的家庭制度（1949—1979）》，载于季卫东主编：《交大法学》第1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家范：《“国家”驾驭“社会”的政治术》，《东方早报》，2011年4月17日。

(10)社会政治经济地位（SES）是社会学用于衡量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中位置的一个常用指标。经济学认为个体或群体的收入、教育和职业三大要素的量化统计结果，可以作为被评价客体相对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地位的总体衡量。社会学家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手段，常常用这三大要素的综合评价来判断社会地位高低。

(11)周德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的弱势地位与对策研究——来自山东农村的调查》《，人口学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