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既是农民也是工人

1.1.1　选题缘由

2008年，我们申报的江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农村人口流动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吉安市为调研个案》得到批准立项，城市化特别是江西城市化中的农民问题成为我们这几年来研究的重点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曾多次到江西吉安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取得第一手数据资料，也得到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经过课题组成员一年多的努力，该课题于2009年12月结题，并得到评审专家的充分肯定。

当前中国正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江西省最近也提出要加快城镇化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建设，更使我们相信自己这项研究对推进当前城市化进程的研究与应对城市化问题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决定把该项研究深入拓展，并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进行比较分析。鉴于此，本书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城市化中的农民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这也是当前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农民融入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是重中之重，也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对象。

2010年1月31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也就是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三农”问题。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首次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纳入于“一号”文件。如果说，2004年至2009年连续6年6个“一号”文件着重和着眼于应对“三农”问题带来的传统挑战，致力于偿还政府与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历史亏欠，那么2010年的“一号”文件开始应对和化解因“三农”矛盾动态发展所带来的非传统挑战，从2010年起正视并着手逐步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恰恰是应对非传统挑战的明智之举。再过10年或者要不了10年，新生代农民工将突破2亿甚至更多。因此，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重中之重。

社会上将“80后”“90后”出生的农民工统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在广东约2600万农民工中，比例更高达75%，这个群体目前已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甚至有人认为: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将决定中国的未来，这些人的长期出路将是一件决定国家未来的大事，如果这些人的潜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们将拥有一个庞大的现代产业工人群，国家的竞争力也将大大加强。解决不好则将有重大的社会隐患，值得各方关注。首先，老一代农民工属于生存型农民工，他们没有多少技术，到城市打工，仅凭强壮体力劳动养家糊口，过着像候鸟一样的生活，属于城市的“过客”。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属于发展型农民工。改革开放使农村生活相对改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必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担负养家糊口的重任，与父辈们比较，衣食基本无忧、文化水平也相应较高，这为他们自由选择职业创造了条件。因此，在岗位的选择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加理性。知识水平的提高以及法律意识的加强，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增强，拒绝血汗工作，认为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比“饭碗”更重要。这从目前各地遇到的“民工荒”可以间接印证。其次，城市的吸引力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扎根城市。为寻求更好的发展，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希望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然而，与父辈们一样，他们也有很多的迷茫与无奈。新生代农民工不甘心回老家种地，对土地缺乏依恋。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以及希望成为城里人的他们，又缺乏有力的经济支撑，这就促使他们处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境地。现实情况中就形成目前既无法退回农村，又因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而享受与城里人同等待遇的他们，也很难融入城市的尴尬境况。这个缺乏归属感的庞大人群，正在成为一个同时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有人很形象地讲，现在拉着拉杆箱的农民跟当初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农民可不一样了。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而我们又总体上或者在很多方面也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

江西省是我国劳务输出大省之一。截至2009年年底，江西农民工输出总数达到681万人。外出打工者普遍认为“出去就有机会”。江西是劳务输出大省，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江西省农民工返乡规模超过往年。截至2009年年初，全省返乡务工人员有168.2万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企业停工待工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占较大比重。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强烈。春节过后，前往珠三角、长三角方向的客流爆棚，旅客以外出打工的返乡农民工为主，“80后”“90后”农民工所占比重大。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抱着“边走边看”的心态前往沿海地区找工作。2008年劳动部门调查发现，“80后”“90后”农民工中，不管是裁员回家，还是暂时未被裁员，工资明显缩水，但他们还是选择外出务工。他们为何不回农村?沿海地区就业形势严峻，但新生代农民工仍选择外出求职，事出有因。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会种地。例如江西省赣县返乡农民工超过3万人，赣县返乡农民工中以20～30岁青壮年为主。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是直接从学校走向工厂，他们不习惯农村的生活，许多人不会种田，没有农业生产技能。同时，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年轻人不愿种地。虽然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但农村人多地少，与在外打工从事二、三产业的收入相比，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还是较低。现在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明显不同，后者外出打工是希望多挣点钱养家改善生活，他们在外打工往往节衣缩食，寻求的是一种“生存型就业”;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墨守“从农村来，回农村去”的观念，希望有一天通过自己努力迈入城镇成为市民，寻求的是一种“发展型就业”，无论外面找工作多么艰难，他们仍会选择外出，为理想打拼。“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沿海与内地的工作生活环境存在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拥有更开阔的视野，他们追求新潮，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更看重精神需求，在意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对内地农村城镇单调的工作生活环境不再适应。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最容易城镇化的一批人，有助于加快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推动我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但是，城镇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农民职业的非农业化、生活质量城市化、社会身份市民化的过程。当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必然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极为淡薄。他们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影响下，强烈的愿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有五“惑”:其一是壁垒之“惑”。2006年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部分城市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以上或学历在高中以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这种以货币和文化程度构筑的壁垒，对普通农民工来说是融入城市的一道障碍。其二是权益之“惑”。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各项权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能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被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在其他权益方面，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例，虽然我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企业要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是现实中多数农民工仍游离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这成为他们未来发展的一大隐患。其三是身份之“惑”。“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来自政府对农民工的定位。据统计，目前农民工在数量上已达到我国产业工人总数的2/3以上，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然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还没有把他们当做稳定的产业工人，城市也没有敞开胸怀，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市民，非城非乡的身份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尴尬的境地。其四是就业之“惑”。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城市居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同老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同大学生群体竞争岗位，这让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岗位更加困难。其五是婚姻之“惑”。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很难成婚。

本书着眼于公平理论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机制研究，从理论层面看，主张不要抽象地探讨“农民市民化”，而要明确界定并深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这是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对农民城市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实践层面看，新生代农民工是年轻力壮而且有一技之长或敢闯敢干的乡村“草根精英”，进入城市后因为制度、市场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绝大多数人无法“穿越”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而成为都市边缘人。这种现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过去城乡之间的空间对立“移位”和“浓缩”为城市空间范围内的城乡对立，并成为城乡矛盾冲突的前沿高发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机制命题的提出，是提醒整个社会和有关政府部门，需要更多地从关注与保障农民工生存权和发展权视角来考虑农村人口转移问题，而不是主要站在“老市民”本位利益的立场上和城市自我发展需要导向的角度来规划所谓“城市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