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研究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小城镇建设的盛行，国内许多学者对小城镇建设中诸多问题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具体阐释。但这种研究过多地注意小城镇建设的正负效应，从而掩盖了对小城镇建设和地区中心城市之间密切配合与相互联动的关系，导致目前的小城镇建设基本流于套用苏南模式，而忽略它在各地自身应该衍生出来的生长点。近年来，在国外城市群发展理念的影响下，学者们虽然涉及中心城市的发展及其聚集能力与辐射能力的研究，并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探索，但仍然主要集中于对省会城市的研究。而且，学者们基于研究的范围，尚无法深入探讨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及其聚集能力和辐射能力，也不能为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找到切实可行之路，对于农民融入问题关注较少。在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中小城市化对于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愈显重要，特别是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中小城市业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目的地。因此，关注中小城市的农民融入问题，是现今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2009年6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暨《城市蓝皮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中国城市发展转型问题，就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分析研讨，并发布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报告称，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教授在发布会上提到，中国城市发展的转型面临四大问题:第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从2007年来看，全国GDP增长13.0%，最早发布是11.4%，后来调整为11.9%，2009年初调整到13.0%。但是把31个省市区的增长速度加起来以后，发现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14.2%。假如把200多个地级市的增长速度进行加成以后，地级以上城市是15.3%，从市区的角度来看，增长速度是15.6%。增长速度是一种高增长的，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从2009年的情况来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增长速度是9.0%，但是31个省市区的增长速度是11.8%，当然这个增长速度是中部的增长速度，东北地区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东部地区。只有中部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沿海地区以后，地区差距才有可能缩小。第二，城乡不协调，从2008年的情况来看，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比较高，城乡收入比是3.31。假如考虑到可比性的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只有2.79。从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来看，2008年城镇地区达到59.3台，比农村地区高10倍左右。第三，用地比例不协调。城市工业用地比例偏高，居民和生态用地比例偏低。第四，人口和土地扩张不协调。最近几年来，中国的城镇化加快推进，更多的是一种土地的城镇化。城市的土地扩张比较快，土地的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从2001～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是市辖区中人口只增长30%。市辖区的GDP增长了3.32倍。产业和工业不断地向城市地区集中，城市、地区的土地在不断扩张，但人口并没有相应地大规模向城市地区迁移，产业的园区化速度要远远高于人口的城镇化。比如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自改革开放以来，它们在大规模集聚产业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大规模集聚人口。中部有上千万的农民工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打工，他们为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并没有相应比例地享受到工业化、城镇化、改革开放的成果，更无法以主人翁的姿态融入城市。[1]
城市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和社会存在，城市文明是人类进步的象征。1800年，生活在城市的世界人口比例为3%; 19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0%;2000年，已经有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一些专家预测，到202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0亿，而城市人口占50亿。[2]这意味着在200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将由3%上升到62%。中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生产要素流动逐步加快，农村人口也逐渐大量流入城市，整个国家进入城市发展的加速时期。从世界范围现代化过程的发展规律看，农业人口特别是农业劳动人口自由地从农业部门流入非农业部门，是一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普遍而必然的现象;农业人口不断地从农业部门流入非农业部门，对推动一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3]在转型过程中，流动人口的规模越大、转移距离越长、流动指向城镇或经济发达区越明显、回流机会越小，是这一转型过程越接近完成的标志。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很小，一般在10%以下，有的国家不到3%。而在工业化的初期，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虽然较高，但并未像现在发展中国家那样存在大规模的富余劳动力，个别国家如美国甚至还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从整体上看，这些国家非农化与城镇化的进程是同步的。但这些国家受本国经济、历史、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模式仍各具特色。大体来说，发达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英国圈地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从转移模式看，英国选择的是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英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圈地运动的暴力方式下被迫转向非农产业。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耕地面积所占比重在西欧各国中也是最小的。随着英国非农产业的发展，从15～18世纪，甚至在个别地方延续到19世纪初期，英国经历了用暴力驱赶小农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农业人口背井离乡，这些农业人口不得不受雇于手工工场，从而解决了毛纺织业对劳动力需求的问题。因此，英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英国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粮食和作为原料的农产品主要来自国外。18世纪60年代，英国生产的粮食可以满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出口。然而，随着英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的推进，英国消费的粮食、肉类和农业原料越来越依靠从外国进口。英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转移逐步步入正轨。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以后，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缓慢地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
第二，美国自由迁移式的转移模式。从转移时间看，美国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从转移的具体模式看，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属于自由迁移模式。从转移方向看，美国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基本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包括商业及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部门。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点。美国的农村劳动力在大规模工业化条件下自发地转向非农产业。美国地多人少，在工业化初期并未集聚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相反，城镇化和工业化却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工业化初期，其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63%。美国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工业化。一方面，工业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了地多人少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化而分离出来的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被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所消化。美国在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为工业发展解决粮食、提供原料和广大的国内市场，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得以畅通无阻。由于农业的迅速发展，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在工业化后期大量转向城镇非农产业。这种转移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前提的。这表明，在美国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的进程中，农业不但未衰落，反而是继续飞速发展。“交通革命”在幅员广大的美国工业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不仅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自由迁移更加方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关键作用的还有铁路的建设。到1887年，全国数以万计的大小城镇已由铁路网连接起来。铁路运输不仅适应了工业革命的物流需要，也促进了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第三，日本“跳跃式转移”与“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与“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重点扶持规模较大的自立经营农户，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转向非农产业。1971年，日本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在政府指导下，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规定从1971～1975年，在城市郊区建立销售总额为9万亿日元的各类工业区，吸纳100万人就业，其中，60%来自农村。到1975年8月，全国有813个城镇实施了这项计划，已建成机电、金属加工、运输机械等各类工厂686家，吸纳了大批劳动力，其中，半数左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日本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了条件。日本在二战前的早期发展中十分重视节约资本，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日本工业吸收的劳动力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0%，而由资本积累吸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仅为20%。在1880～1930年的整个过程中，日本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率始终大于人口增长率，从而使经济能够实现现代化。而且，因缺乏自然资源，日本将教育体系视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4]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上述模式截然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地进入乡镇企业为主的转移阶段后，农村劳动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更大的规模更长的距离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转移，这一现象具有标志性意义: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流动已发生了以离土不离乡模式为主到以离土又离乡模式为主的重要转变。[5]当前，我国正处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这一转型对推动我国当前和未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断言，由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经济、政治、政策、制度、思想文化资源所决定的农业人口不断地从农业部门流入非农业部门、从乡村流入城市，将是未来几十年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6]
2008年2月21日，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首次对外发布了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主要数据。此次结果呈现了目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情况。第二次农业普查于2006年正式启动，这是中国继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之后对“三农”发展最新情况的摸底。这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判定国情国力，制定宏观经济、社会政策至关重要。不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支撑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考量目前农村劳动力总量、结构是分析国情的重要部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农村从业人员结构发生了变化。截至2006年年末，农村从业人员4.8亿，从业人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分别为70.8%、15.6%、13.6%。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员比重比1996年下降了近5%。
第二，目前农村总劳动力资源也有了总额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年末，农村常住人口中劳动力总资源5.3亿，农村住户户籍劳动力中离开本乡镇外出务工人员1.3亿，其中，男性占64%，40岁以下的占82.1%，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0.1%，在本县以外务工的占80.8%。尽管统计数据显示了农村劳动力总资源，但对于经济学家们普遍关心的“到底中国现在有多少剩余劳动力”，从目前公布的结果中还未能看到。之前，专家们曾表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已不多，劳动力成本将呈上升趋势，这在一些地方已有所表现。特别是2010年后反映出来的各地用工荒，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多了。从近些年相关部委发布的调查数据来看，如2008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对武汉、重庆、成都、西安等中西部地区企业用工调查结果。调查显示，82%的企业预计2008年本企业人工成本将比上年会有所上升，平均上升幅度为12.2%;企业预计2008年新招员工的平均工资为1048元/月，比2007年企业预计新招员工的平均工资增长了33%。而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进行的研究估计，中国目前已经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有1亿人，还剩下1.06亿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则表明，全国30岁以下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剩余比例为17.28%。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沿海地区，相当一部分村庄80%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青年劳动力存量已经基本上转移完毕;在中西部地区，青年劳动力剩余比例相对较高，约为20%～30%。这项涉及全国56个县、166个乡镇和2749个村庄的调查还表明，5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已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常年外出的劳动力比重已接近25%，而在常年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中，举家外出的接近33%，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7]
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历史的发展必然趋势。现阶段我国土地制度已发生根本改变，在户口、粮食、就业等政策都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多地少、现金缺乏只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一个方面。在现有的经济结构的形式下，农业生产的效益低下，农民普遍认为种田不划算，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如果不是实在难以维持，中国广大农民一般是不愿背井离乡的，他们宁愿忍受农业的过密化，只要整个家庭或家族的总产量有所提高，并因此全家人的生活得以维持下来，他们是不会主动迁移到城市中去的。在当前的人口流动过程中，农村人口的流动是一种主流。从表面看，人口流动只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人口流动的主要指向与主要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总量水平、结构水平、投入水平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从学理上来分析，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对我们科学预知和合理规划未来的人口流动格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良性城乡互动关系，进而协调人口流入地经济的健康发展、降低我国的现代化成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江西作为中部欠发达的省份，经济发展与东部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与中部部分省份相比也有不小的距离。本研究以吉安市中心城区为调研个案(吉州区与青原区，其中调研以青原区为主)，来探讨城市化中的农民人口融入问题，试图寻求解决人口流动中的农民安置与待遇等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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