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渐兴

四、社会学渐兴——社会心理学与帕森斯的主张

社会学的中心原在欧洲，但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欧洲民主的危机，大批流亡学者来到美国，社会学研究重镇逐渐越过大西洋从西欧移向北美大陆。社会学在美国完成本土化运动之后很快就开始其大发展，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渐于兴盛。

美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以及四五十年代的兴盛，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普遍的心理学倾向；二是对人的行为的关注^[64]；三是通过与邻近学科的沟通与综合，建立一般性理论的努力。注意到这些特点，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社会学在美国本土化的伊始，作为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很快就发展成形，以及帕森斯在构建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体系的宏观理论体系时提出的主张。

(一)社会心理学

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代表人物中，除了萨姆纳(William Sumner)因袭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生物社会学观点以外，沃德(Lester Frand Ward)、斯莫尔(Albion Woodbury Small)、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都把社会秩序归结为心理过程”^[65]。美国社会心理学开创者、有“美国社会学的亚里士多德”之称的沃德特别强调人的意识、文化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在他看来，文化是心理和精神的产物。因此，社会学应该研究人类历史的文化与心理，社会学的基础是心理学。

到了美国社会学的第二代，库利(Charles Norton Cooley)、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和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更加深入地阐明了自我的获得与发展跟社会的关系、文化价值观对人的行为的作用，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概念和观点。比如库利的“镜中我”概念指出，个体的自我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与人际交往获得，其自我意识无非是他意识到的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因此，每个他人都是“我”的一面镜子。^[66]米德接续了库利关于个人与社会的看法，从自我的特征、本质、起源和基础等方面论证自我的性质，进一步强调自我的社会性^[67]，并反复强调，自我绝非与生俱来，而必须通过社会经验与交往等社会手段渐进发展与实现。他认为，只有在将自己换位为他人时，自我才能成为被自己认识的对象，离开社会不可能有自我。^[68]托马斯与兹纳涅斯基强调，“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综合起来考虑，才能充分解释人的行为”^[69]。

尽管上述美国社会学家，除托马斯外^[70]，都去世于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美国社会学兴盛之前，但作为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其浓厚的心理学倾向和对文化、价值因素的重视为稍后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继承，其中包括因其卓越的理论成就创建了“帕森斯王朝”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二)帕森斯的心理学倾向与文化情结

以1937年《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出版为开端，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帕森斯因其关于人的行动的一般理论和社会体系理论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流派的构建而声名卓著，在美国社会学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号称“帕森斯王朝”。他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的主张还渗透到政治学领域，为阿尔蒙德等吸收和运用，形成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一派。

帕森斯的学术生涯以攻读生物学和哲学开始。1924年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在那里，最吸引他的学者包括霍布豪斯(L.T.Hobhouse)、托尼(L.H.Tawney)、拉斯基(Harold Laski)等人。不过，“在智识上对他影响最为重要”^[71]的却是文化人类学家功能学派的代表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一年后，帕森斯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马克斯·韦伯的作品尤其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韦伯对他的深远影响从此扎根。他还在这里学习了经济学理论，并提交了一份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博士论文。1927年到哈佛大学以后，与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 Allport)、马瑞(Henry Murray)和人类学家沃纳(W.Lloyd Warner)、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交往甚密，并与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关于社会理论的讨论小组。1937年《社会行动的结构》出版后，他接受心理学家梅奥(Elton Mayo)的建议，开始深入阅读弗洛伊德的作品。他对弗洛伊德尝试“理性地理解潜意识”(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unconscious)的革命性努力非常叹服，越来越关注非理性因素对人的行为与社会的影响。这种关注由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更加强化，比如关于德国人的性格的讨论，与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接触与联系，还有兄弟的早逝(1940年)与父母的过世(1943年、1944年)”^[72]。1946年，帕森斯在波士顿心理研究所接受正规的心理分析训练。同年，哈佛大学组建“社会关系学系”，融合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内形成一个跨领域的院系。建系伊始直到1956年，均由帕森斯担任系主任。

曾接受多学科专业训练的知识背景使得帕森斯主张社会学研究应致力于各学科理论的沟通与综合，尤其是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1948年，他呼吁社会学应多注意“①与邻近学科的联系；②研究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来自各学科的专家的合作；③理论假设以及经过充分整合而又多元化的概念体系的提出”^[73]。1950年，他在《社会学理论的前景》(The Prospects of Sociological Theory)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不依赖某些为社会学家所诟病的心理学解释的同时，利用心理学知识分析社会现象是有可能的”^[74]。在他看来，“心理或人格体系以及文化体系是为社会体系的两翼。相互之间既依赖又渗透”^[75]。“心理学的动机与人格结构理论和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从理论意义上说，属于同一基本行为体系的不同阶段或方面。因此，应用心理学理论对动机进行社会学解释的可能性非常大。”^[76]

在主张多学科理论相沟通与综合的基础上，帕森斯又提出，社会科学家对于决定人的行动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应“追求理性的认知”^[77]。首先，要承认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均在决定人的行动时发生作用；其次，获得关于非理性因素的理性理解与认知；再次，平衡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关系。

基于此，在人的行动究竟出于理性还是非理性这个问题上，帕森斯批评了功利主义经济人理论，并构建了他的价值模式论，体现出鲜明的文化情结。他认为，功利主义所设定的经济人的行动前提——合理性(以财富和权力合乎人们心意为目标)——只是为达到下一合理性目标的中介或手段，而非终极目的。功利主义的行动理论不能概括全部的行动，仅仅只能说明经济人出于理性的行动。能够解释和概括终极目的的行为动机，必须包括“情感这类心理学上的驱动力或者说非理性因素”^[78]。在他看来，比较恰当的关于人的行动的理性认知必须依靠“价值模式”^[79](value pattern)。因为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系统的核心，不仅不能用理性对之作出判断，而且本身构成一切理性判断的基础和背景，所以它才是社会行动终极目标的来源。而对于整个行为体系^[80]来说，文化系统起着“模式维持”的功能^[81]，相当重要。

从帕森斯的知识背景与其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的主张可以看出，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有着鲜明的跨学科性、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取向，对于文化价值体系对人的行为的重要性的强调与第一、二代美国社会学家的看法一脉相承。这种观点和态度不仅构成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同时也渗透到了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其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