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阶段划分与方法形成

第二节　研究阶段划分与方法形成

虽然带着与生俱来的中国情结，但白鲁恂的政治文化研究并非自中国开始，而是经历过一段“回归”历程后才以中国政治文化作为他学术生命的主线。因此，有必要对白鲁恂的政治文化研究作一个分期性的梳理，从中理出白鲁恂在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时所运用的方法和理论工具的由来，以及他在研究取向上的发展过程。

关于白鲁恂政治文化研究之阶段的划分，尚无学者做过非常有针对性的工作，但这并不表示从未有人显露关注这个问题的意识。唐光华曾按照白鲁恂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的运用，对白鲁恂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著作所体现的特色分别进行归纳。^[35]张英魁在《白鲁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研究》中吸纳了唐光华的主要观点，同样按照白鲁恂在不同时期研究主题的变化，将其学术生涯划分为三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初、60年代至70年代、70年代以后。这两位研究者均是从整体视野考察白鲁恂在不同年代所体现的研究特色，但也都注意到了白鲁恂政治文化研究的起始，以及白鲁恂进行政治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背景与社会背景。^[36]

从白鲁恂所关注的对象来看，以1963年白鲁恂参与创建香港“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从而将目光回归中国为界，白鲁恂的政治文化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比较集中的阶段。^[37]

第一个阶段始于1952年白鲁恂前往马来亚研究马来亚游击共产主义，直到1962年白鲁恂对缅甸的政治文化研究成果《政治、人格与民族国家建设：寻求认同的缅甸人》出版。此一阶段，白鲁恂的关注目光投向东南亚，对马来亚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其区域研究的一部分。

作为白鲁恂政治文化研究的开端，马来亚游击共产主义研究具有多重意义。第一，它为白鲁恂专注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间接地提供了感性与理性两方面的认识。白鲁恂的考察对象是曾经加入共产党而后又退出共产党的马来亚华裔，与他们的接触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同时也是白鲁恂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次接触。无论他的结论是否确实像弗里德里克·唐(Fredrick S.Dunn)所说的那样，为理解“共产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洞见”^[38]，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自此成为他关注的问题是没有疑问的。

第二，它反映出白鲁恂从心理学角度考察政治文化的兴趣。不过兴趣的根源还在于问题本身。通过在马来亚的研究，他发现，许多处于剧烈的社会与政治变迁中的人都被主观心理问题困扰，他们出于现代社会的无力感与不安全感才加入共产主义^[39]，他的访谈对象普遍经历过认同危机。这让他开始有意识地思考和运用弗洛姆和埃里克森的人格需求与人格发展理论。这种尝试后来在他关于缅甸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展现得更加充分。

第三，它是白鲁恂第一次应用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实践。作为阿尔蒙德“共产主义吸引力”研究项目的一部分，《马来亚的游击共产主义》是白鲁恂在马来亚进行了4个月的实地考察，依据对60个马来亚华裔共产党人的深度访谈著成。所有的实证数据都是从非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参加者那里系统地收集而来。这是白鲁恂作为一个年轻学子承接其师长阿尔蒙德和拉斯韦尔等行为主义者的主张，第一次走出书斋实践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自此，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成为白鲁恂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

第四，它透显出白鲁恂政治文化研究一贯的历史主义视野。白鲁恂在揭示马来亚共产党人的潜在思想和动机模式的同时，总是将其行为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加以考察。历史主义倾向贯穿在他后来的全部政治文化分析中，既有历史的回溯，又置于现代化或政治发展、国际关系等多种现实背景下，展现出丰富的历史厚度。

1958年，白鲁恂前往缅甸，再度进行为期8个月的田野考察。1962年，《政治、人格与民族国家建设：寻求认同的缅甸人》出版。这部运用心理学人格理论研究转型社会政治文化的著作，为白鲁恂后来回归中国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定下基本格调。

其一，以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和认同危机概念为分析工具。为什么新兴民族国家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型时会出现那么多的困难？这是白鲁恂研究缅甸时所设定的主要问题。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存在于人格、文化与政治体系的相互联系中”^[40]，但这个问题用有限的政治学语言无法彻底加以描绘与理解。因此，他尝试着运用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概念对转型社会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困难进行解释，并得出结论：独立后的缅甸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从根本上说，源于缅甸人作为个体和民族在接受、适应世界文化的濡化过程中出现的认同危机。

其二，以社会化过程为分析线路。以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在白鲁恂看来，民族国家建设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接受与适应世界文化的濡化过程。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个濡化过程就是个人和民族在社会与政治变迁中寻求认同的努力与挣扎。因此，民族国家建设与自我认同的获得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自我认同的获得从而妨碍民族国家建设？白鲁恂认为其关键在于转型社会的社会化过程。如果社会化过程不能给予个人清晰的认同感，由社会与政治变迁带来的不安全感会愈加严重，与之相伴随的是对他人与外在世界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感意味着：怀疑自己具备影响、控制他人的能力。一种无能感由此油然而生。带着这种无能感的个人在民族国家建设中，会表现出对失败的担心和焦虑，由此启动民族国家建设心理上的恶性循环^[41]：由不信任而来的担心与焦虑→降低现代民族国家组织机构和个人行动的有效性→想象中的问题变成真实存在的问题、失败的担心变成失败的现实→进一步强化对失败的担心与焦虑。如此一来，对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乃至政治发展最为重要的“合作性情感”^[42]亦将无从建立与培养。所以在白鲁恂看来，将社会化过程作为连接自我认同与政治变迁的纽带以及政治发展的分析线路是非常恰当的。

其三，以文化、人格与政治行为的联系为研究内容。白鲁恂强调，转型社会的政治发展，“客观层面的问题——资金短缺、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缺乏、社会与教育设施不足、人口压力等——固然很明显，但在这些可见层面之下，涉及到政治文化的潜在心理问题会产生更为严重或者同样的困难”^[43]。因为政治发展的成功必须建立在个人与集体的政治行为可以预期、可以信任、可以发挥效能的基础上，这要求社会成员有共同的文化认同感，而只有经历相似的社会化过程从而具有某些相似人格特性的人才能共享文化认同感。因此，转型社会政治发展的困难必定潜藏于文化、人格与政治行为的关系之中，政治文化必定要作为政治发展研究、考察的方面。

其四，以政治精英为重点研究对象。白鲁恂对缅甸政治文化的研究，依据文献资料以及他在缅甸对79位访谈对象的深度访谈两方面材料而来。这些访谈对象包括行政官员、政治活动家以及少量的记者、教育家和商人等，其中多数是缅甸政府的高级官员。在白鲁恂看来，“尽管转型社会中许多人都会因世界文化传播的后果而困扰，但在个人认同感上受困扰最深的，是那些与权力和政治接触最为密切的人”^[44]。因此，政治精英是最值得关注的对象。他认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前景依赖一个魅力型领导人的出现。这个领导人是鼓动家，是意识形态的改革者。他在为获得个人认同的斗争中，能为整个民族构建获得集体认同的渠道。转型社会是语言比行动更加重要的时代，“如果领导人能全面、诚实地面对他那个时代的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在他的人格中)，能够强有力地表达出新的价值观与态度的意义，就能反过来在全民族培养起一种新的合法性秩序的情感，并重新建立关于信任与不信任、攻击性与焦虑、逃避与奉献等情感的态度”^[45]，从而扭转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心理抑制的恶性循环。

其五，从国家历史和个人人生史两端分析政治文化的性质。白鲁恂认为，“政治文化一方面由某一社会或体系的一般历史经验构成，另一方面由个体先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极为私密性的体验与后来作为政体成员时极具个人性的体验共同构成”^[46]，或者说“政治文化由社会历史与社会个体的人生史共同塑成”^[47]。因此，在研究缅甸时，为探索这一独特的政治文化的结构性来源，白鲁恂大致回溯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历史。与此同时，为理解这一政治文化的精神与理性，他又深入调查了那些确立缅甸政治基调与风格的政治精英的人生史。意图通过国家历史与个体人生史的穿插，达到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平衡。不过白鲁恂在作这种平衡的努力中，似乎更多地滑向了微观。这个特色在他后来的政治文化研究中时有流露。

其六，贯穿性的比较视野。白鲁恂对缅甸政治文化的研究很容易被视为个案研究，但这不符合白鲁恂的本意，他把它视为一项将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相联系的深入研究(Intensive Study)。^[48]因为他的目的在于理解整个不发达世界政治发展的一般问题(缅甸的作用在于提供了更敏锐地观察和理解这些问题的材料)，所以在著作的第一部分分析了所有转型社会政治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转型社会的性质与特征、研究转型社会的方法等。他事实上是从比较的视角看待缅甸，其笔触多次延伸到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印度等。这种比较风格在他研究中国时体现得更加明显。对白鲁恂而言，从来没有孤立的个案研究，只是比较对象或明或暗而已。

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初白鲁恂参与组建香港“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并在香港等地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起，一直延续至90年代中期。这是白鲁恂自1951年完成博士论文《1920年代的中国军阀政治体制》并一度放下对中国政治的兴趣之后，研究视野回归中国，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用力最勤的一段时期。尤其在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间，成果最为丰富。反映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作品如《中国政治的精神》(1968年，1992年)^[49]、《中国：导言》(1972年)、《中国政治文化探微》(1972年)、《领导人毛泽东》(1976年)、《中国政治的动力》(1981年)、《亚洲权力与政治》(1985年)、《官僚与干部》(1988年)都在这段时期涌现。其后，未有更重要著作问世，但依然发表了不少文章，诸如《导言式侧面像：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1993年)、《派系与关系政治》(1995年)，《再度思考领导人毛泽东》(1996年)等。1996年之后，白鲁恂虽继续保持着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政治文化的关注，但重点越来越转向国际关系，专门论述中国政治文化的作品明显减少。

这个阶段时间跨度三十多年，占去了白鲁恂学术生涯的大部分岁月，也是他的学术研究从成熟走向扩展的阶段，渐至横跨国际关系、政治发展以及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政治文化等领域。但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显然是他学术生命的主线。可以说，白鲁恂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来自于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甚至可以设问，如果没有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做铺垫，他在政治发展、国际关系、区域研究等领域的盛名是否会因此而削弱？在笔者看来，白鲁恂的学术声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选择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又以心理文化分析法开辟了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获得了诸多“让人不得不点头称是”的见解，而且以其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入理解打破了外界看中国的迷思。

究竟白鲁恂如何运用心理文化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文化？他选择这一方法的理论依据何在？又在哪些方面得出了独到的见解？这是下文将要讨论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先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所呈现的特色，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