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理文化诠释的分析工具
如前所述，白鲁恂基于对人类政治生活的理解，践行着行为主义政治学早期倡导者芝加哥学派的主张，并将自己的研究范畴定向于与政治行为相关的心理与文化方面，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研究风格——心理文化诠释。白鲁恂从其他学科借用的分析工具中，来自心理学领域由精神分析学派所创建和发展的人格心理学理论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其中又以对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与发展理论、埃里克森的自我心理学，以及弗洛姆的人格需要理论运用最多。不过白鲁恂在将它们引用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时，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他既有所取舍又有所扩展。
(一)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与自我防御机制
如同精神分析学派的所有人格理论都以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理论为基础一样，白鲁恂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对人格的分析也以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理论为基础。虽然白鲁恂明确表示应摒弃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生物主义，但是对于人的本能以及潜意识的存在，白鲁恂并不否认。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人格结构建立在潜意识的基础上，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依次构成。本我完全属于潜意识范畴，犹如一匹不受约束的烈马，追求愿望的彻底满足。自我由本我分化而来，寻求现实约束下的满足，比如只在可以逃避惩罚、不为人所发现的情况下才会拿走不属于自己的财物。超我由自我分化而来，代表人类道德的实现。超我即便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也不会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超我不仅对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进行惩罚，还为自我提供榜样，用以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值得赞扬，因此能起到控制本我，引导自我的作用。
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理论出发，精神分析学派还发展出自我防御机制理论，解释自我如何处理本我与超我的冲突。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的潜意识中存在许多对意识来说非常可怕的想法，比如对父母的仇恨与攻击性情绪等，如果让这些东西浮现在意识中，必然会产生极度的焦虑。为避免这类不愉快的体验，自我具有处理这些引发焦虑、不为人所欲求的欲望的技术，这就是自我防御机制，比如压抑、升华、替代、拒绝、投射、理想化等。压抑是最为基本的自我防御机制，指自我通过努力，将那些威胁性因素排除在意识之外，或不能接近意识。升华则是把可怕的潜意识冲动转化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例如通过拳击或其他运动表达攻击性情绪。替代是将冲动导向一个对自身没有威胁性的目标物。拒绝是指坚持某些事实不是真实的，比如拒绝接受所爱的人已经离世的事实。理想化指按照与潜意识愿望相反的方式行动，以躲开可怕的念头或欲望，例如以宣称对某人的爱隐藏对某人的恨。投射是将自己的潜意识冲动归为别人的冲动，不肯承认自己持有这种冲动。
白鲁恂对上述理论的运用并不像心理学家那样系统，而是灵活地，甚至隐而不露地运用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许多方面。譬如描述中国人如何利用孝、礼、敬等文化规范塑造超我、引导自我；如何通过社会化过程压制潜意识中的攻击性；如何运用替代的自我防御机制表达对父权式权威的不满；如何通过投射表示政治不信任；如何通过理想化防御机制表达潜意识中的不满与憎恨；如何出于超我形象与现实的冲突来寻求理想化权威而不得从而形成权威危机等。
(二)自我认同
如果说，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和自我防御机制理论是一盘随时搁置一旁的什锦，供白鲁恂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时方便地随手拈来。那么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概念则是白鲁恂政治文化研究中最为系统、随时随地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白鲁恂在研究缅甸政治文化时明确表示，“自我同一性的概念，尤其是埃里克森所建立的自我同一性概念，可以用作理解转型社会民族国家建设的强有力的知识工具”[70]。尽管白鲁恂反复声明，中国人不存在自我认同危机的问题。但这不表示他在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时放弃了这一分析工具，相反，正是因为他继续运用自我认同概念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分析才得出这一结论。
白鲁恂为什么将自我认同概念作为转型社会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最为重要的分析工具？主要是由于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概念与白鲁恂对转型社会的认识之间存在内在的契合点，那么这个契合点在哪里？
首先来看埃里克森如何阐述自我认同和自我认同危机的概念(第一章已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这里只略作铺陈)。埃里克森认为，建立并保持自我认同感是自我的基本功能。自我认同感是一种复杂的内在感受，包括个体对自己的个体性、唯一性、完整性、连续性等方面的认识；也可以表达为自我以他人为镜，在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以及自己对自己的期待的同时达到一致后所获得的“一种心理社会的安宁感”[71]。自我认同危机，指的是人在缺乏自我认同时所感到的混乱与绝望。自我认同危机源于社会环境、文化与自我之间的紧张(详见第一章第三节)，任何时期都可能发生。不过埃里克森相信，当社会发生剧烈变迁、受到战争威胁、政治与社会权力更迭频繁致使社会不稳、人的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或者不那么确定时，认同危机更容易发生。
再来看白鲁恂怎样阐释转型社会的性质。第一，转型社会是一个充满变迁与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人们对何种价值观应占据优先地位不那么确定的时期。这意味着，转型社会是最容易发生认同危机的时期。第二，转型社会无一例外地面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而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适应与接受世界文化的濡化过程或文化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环境、文化与自我之间的紧张达到最高峰，这恰恰是自我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所在。因此，从理论上说，转型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我认同危机。
由此，白鲁恂认为，埃里克森的认同概念对转型社会的政治发展研究特别有帮助。在他看来，由转型社会的性质所决定，无论是身处其中的个体或是作为集体的民族，都很容易发生自我认同危机。如果危机得不到成功解决，必然影响个体下一步的人格发展和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他确定，“当旧的形式和习俗失去连接的纽带、失去持续性以及可使之安心的权力时，人们肯定会焦躁不安地寻求新的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72]。这个时候，历史伟人如果成功地解决了个人认同危机，将会在新的意识形态确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个意识形态的创造者在为获得其个人认同的斗争中，可以为整个民族提供一条获得集体认同的渠道。[73]
如果细心些，不难发现，白鲁恂将埃里克森主要就个体而言的自我认同概念扩展到了以政治民族或政治体系为单位的集体认同。通过这一步扩展，白鲁恂意图实现从个体认同到集体认同的转换，从而在政治学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之间架构桥梁。
(三)安全与归属需求
与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概念同时作为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基本分析工具使用的还有弗洛姆的人格需求理论。
弗洛姆所阐述的人格需求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力图满足生理冲动的需求；二是逃避孤立和精神孤独的需求。前者属于自我保存的生理需求，后者属于一种社会需求，通过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获得归属感而解决。弗洛姆认为，这两种需求是人所固有的，任何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或受到威胁，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与不安全感。尤其是自我力量的发展使个体逐渐与曾经赋予他安全与保障的世界相脱离的时候，要求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社会需求会更加重要。如果由于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变迁，割断了个体与外在世界原有的联系纽带，或者使他原来所依附的组织力量不再强大，强烈的个人不安全感会迫使他急切地寻求归属或依附于一支新的、更为强大的力量，以摆脱孤独、无力、软弱、无根乃至于生命的无意义感。
在白鲁恂看来，中国政治文化特征和中国政治社会现状非常适合用弗洛姆的安全与归属需求理论来解释。
首先，中国政治文化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取向和权威主义倾向。在中国，甚至于自我的概念亦依据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以及个人与权威的关系来定义。浓厚的集体主义取向和权威主义倾向，使中国人对集体的归属感需求和对权威的依附欲望异常强烈。不难设想，当社会与政治、经济生活发生变迁，个人与外在世界相联系的纽带发生断裂，人们所依附的权威不再能赋予其安全保障，而新的联系纽带还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一个新的、强大的权威能满足依附需求时，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会强化，不安全感和依附欲求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中国人的政治行为。
其次，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自近代以来经历着剧烈的变迁，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的局面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而结束。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仍时而回旋着动荡的漩涡，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并未完全消除，即便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之后，人们的不安全感也没有完全消除。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当代中国政治的动力因素必然来自于对安全感的追求。从精英到大众，无不以安全感的获得为第一需求。
(四)儿童养育模式与社会化
白鲁恂所关注的，是文化、人格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必然涉及人格如何形成的问题。对此，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都有相关理论阐述。
精神分析学派相信，人格由儿童的社会化经历尤其是早期情感体验决定。文化人类学家坚持，对塑造人格与行为模式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文化，与生物性因素无关。不同文化濡染下的群体必然表现出不同的人格与行为特征。而文化是习得的，具有连续性，它的连续性首先来自于作为文化体系核心的价值观通过每一代儿童的养育过程代代传承。社会心理学家强调，自我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社会活动和与他人的交往形成的。
综采各家理论，白鲁恂视文化为养育的产物，认为人格是在不同的养育模式下作出反应的结果，儿时的经历对成年后的政治行为的反应方式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冒着被人蔑视为‘弗洛伊德派’的风险，考虑将儿童养育模式引入政治文化研究”[74]。不过白鲁恂并不认为儿童养育模式是塑造政治人格与政治行为倾向的唯一因素。他指出，在人的全部社会化过程中，“来得比较晚并更具认知性的政治学习与体验也是形成政治倾向的重要因素”[75]。这样，白鲁恂又从社会学理论中引入社会化的概念作为分析文化、人格与政治行为关系的理论工具。[76]白鲁恂认为，社会化过程包括基本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政治甄用三个阶段。[77]
在基本社会化阶段，孩子被导入特定的文化，并被训练成他所在社会的成员。基本社会化让孩子学习到各种态度和价值观、技能与技巧、种种角色关系的模式与常识，并为孩子准备好成年后必需的社会与文化知识。与此同时，所有无意识经验以及决定基本人格结构的动力也在这个阶段形成。通过这个过程，个体发现了其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身份。白鲁恂认为，“可以假设，在这个过程中，在人的体质性给定因素、有效的心理防御机制、成功的升华、记忆中储存的具体信息、逐渐发展的认知过程、与环境所要求他承担的特定角色的一致性中，存在某种系统的联系。还可以假设，经历相似社会化过程的人会发展出大致相似的人格，这些人格特征构成他们共同的文化认同感的基本要素”[78]。
基本社会化之后，是政治社会化。通过这个过程，个体形成对所属的政治世界的认知，对政治局势的判断、评价与理解。就像一开始被一般文化所社会化一样，现在由政治文化加以社会化并由此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身份。
最后，是政治甄用过程。这时，个体不再只是被动的公民或旁观者，而是作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在政治过程中承担活跃的、被认可的角色，不仅借此更为深入、复杂地理解政治，且通过这个过程获得定义更清晰、组织化更强的身份。
复杂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一方面使政治体系得以保持连续性，另一方面让个体懂得如何恰当地表演其政治角色。白鲁恂因此认为，运用社会化概念可以使“政治文化研究在人格与政治体系之间比较轻松地来回滑移，从而模糊微观问题与宏观问题的分界”[79]。
综上所述，白鲁恂带着明确的目的性(即政治文化的研究功用)择取了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自我防御机制，自我认同，安全与归属需求，儿童养育模式与社会化等理论和概念作为诠释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分析工具。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白鲁恂所应用的分析工具并不限于上述内容，笔者只是就他使用得最多和最成系统、常常一以贯之的理论与概念做了一番剥离与整理的工作。散见于其著作中的其他知识工具还有俄狄浦斯情结、自恋型人格与边缘型人格理论、认知失调、魅力型权威情结、埃里克森的创伤理论以及阿德勒的出生顺序理论等。此外，杰弗里·戈尔运用语言学分析的三个层次——语音、词汇、句法或语法结构——区分文化的不同维度，也被白鲁恂以类比手法拿来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三个维度：语音层面分析领导人，词汇层面分析集体或者代表，句法或语法结构层面分析民族认同、对于合法性和权力与权威角色的集体期待。他指出，戈尔关于文化三维度的勾勒对于理解政治文化变迁和连续性非常有用。大体而言，词汇层面的行为最容易改变，而句法维度的变迁则极度缓慢。不过白鲁恂并不认为这一类比可以一劳永逸，因为“政治文化的哪些层面能与语言学的三个层面各自对应？这个问题依然不好确定”[80]。
【注释】
[1]转引自Fred I.Greenstein，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on Politics：An Attempt to Clear Away Underbrush，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7，61(3)：630.
[2]Lucian W.Pye，Political Culture Revisited，Political Psychology，1991，12(3)：505.
[3]唐光华在评论白鲁恂对中共政治派系的研究时指出其分析“有许多见人所未见之处”，并认为白鲁恂“如果晚年集中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会有很丰硕的贡献”，这个预见是不错的。参见唐光华：《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28。
[4]Lucian W.Pye，Introduction：The Elusive Concept of Culture and the Vivid Reality of Personality，Political Psychology，1997，18(2)：247.
[5]诸如《中国政治的精神》(1968年)、《文化与政治科学：政治文化概念评价中的问题》(1972年)、《亚洲权力与政治》(1985年)、《官僚与干部》(1988年)、《政治科学与权威主义的危机》(1990年)、《重温政治文化》(1991年)、《导言：令人困惑的文化概念与清晰的人格现实》(1997年)等。其中以《官僚与干部》的阐述最直接、最具挑战性。
[6]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20.
[7]Lucian W.Pye，Introduction：The Elusive Concept of Culture and the Vivid Reality of Personality，Political Psychology，1997，18(2)：246.
[8]Lucian W.Pye，Introduction：The Elusive Concept of Culture and the Vivid Reality of Personality，Political Psychology，1997，18(2)：247.
[9]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5.
[10]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3.
[11]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8.
[12]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6－20.
[13]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20.
[14]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20－21.
[15]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25.
[16]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26.
[17]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25.
[18]Lucian W.Pye，Introduction：The Elusive Concept of Culture and the Vivid Reality of Personality，Political Psychology，1997，18(2)：243.
[19]Lucian W.Pye，Political Culture Revisited，Political Psychology，1991，12(3)：490.
[20]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21.
[21]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20.
[22]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6.
[23]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6.
[24]Lucian W.Pye，Pers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ology，Behavioral Science，1961，6(3)：205.
[25]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8.
[26]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1.
[27]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2.
[28]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3.
[29]白鲁恂此处所说的政治文化维度指政治文化分析的领导人维度、集体或者代表维度、民族认同以及对于合法性和权力与权威角色的集体期待维度。这一维度划分是白鲁恂受文化人类学家借用语言学的三个层面——语音、词汇、句法或语法结构——划分文化维度的启发而来。具体说来，指在语音层面分析领导人，词汇层面分析集体或者代表，句法或语法结构层面分析民族同一性以及对于合法性和权力与权威角色的集体期待等。参见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8－10。
[30]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8.
[31]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28.
[32]Lucian W.Pye，Culture and Political Science：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Social Science Quarterly，1972，53(2)：287.
[33]Donald L.M.Blackmer，The Contributions of President Lucian W.Pye，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1988，21(4)：882－891.
[34]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30.
[35]唐光华：《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台北：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22－28。
[36]即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政治发展研究以及60年代末期以来美中关系的破冰等。
[37]笔者无意对白鲁恂研究视野回归中国的时间作太过生硬的界分。事实上，白鲁恂自完成对缅甸的研究以后，就开始关注中国，例如1961年发表的书评至少有三篇以中国为主题(参见附录“白鲁恂学术年表”)。以香港“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的组建为界，出于两个因素的考虑。其一，这是一个白鲁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标志性事件。其二，白鲁恂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第一项成果《中国政治文化中敌意与仇恨的动力》发表于1964年，即该中心成立后的次年。
[38]Lucian W.Pye，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vii.
[39]Lucian W.Pye，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344.
[40]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43.
[41]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xv.
[42]白鲁恂所说的合作性情感，代表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对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至关重要。他解释说，合作性情感不只是简单地指那些在人际关系中降低紧张度、寻求和谐的行动和愿望，而是一种能让人们在相互不喜欢并可以表现出相当大的敌意与进攻环境下也能使有效的组织生活得以发展、繁荣的高水平情感。因此，政治发展的真正问题在于：社会化过程在何种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合作性情感，从而保证在面对大量冲突时不至于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参见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51－52。
[43]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xv.
[44]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53.
[45]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288.
[46]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121.
[47]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xvi.
[48]唐光华将《政治、人格与民族国家建设》归入个案研究(见唐光华：《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台北：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35)，而白鲁恂自己在《政治、人格与民族国家建设》行文中，除了在“序言”中申辩这项研究不是传统意义的个案研究时使用过Case Study一词外，其他场合均用Intensive Study。因此，如果坚持说白鲁恂对缅甸的研究是个案研究，恐怕不会得到他本人同意。
[49]《中国政治的精神》1992年再版。再版时删除1968年版最后两章“人民公社”和“未来的展望”，代之以“中国政治的动力”和“不安的国家，受挫的社会”。替代进去的两章分别发表于1981年和1990年。
[50]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London：M.I.T.Press，1968：viii.
[51]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19.
[52]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19.
[53]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86.
[54]必须指出，这种归类是相对的，并不意味着宏观研究中排除了中观与微观层面的内容。
[55]Donald L.M.Blackmer，The Contributions of President Lucian W.Pye，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1988，21(4)：885.
[56]萧延中：《巨人的诞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324。
[57]白鲁恂拿苏联或俄罗斯作参照的用意在于体现共产主义国家或曾经经历过共产主义试验的两个政治体系的不同。
[58]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5.
[59]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ix.
[60]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56.
[61]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59.
[62]唐光华：《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台北：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38。
[63]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85：x.
[64]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London：M.I.T.Press，1968：viii.
[65]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London：M.I.T.Press，1968：viii.
[66]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5－8.
[67]Lucian W.Pye，Pers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ology，Behavioral Science，1961，6(3)：205.
[68]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13.
[69]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26.
[70]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52.
[71]埃里克森著，孙名之译：《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52。
[72]Lucian W.Pye，Pers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ology，Behavioral Science，1961，6(3)：219.
[73]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288.
[74]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23.
[75]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23.
[76]白鲁恂对政治学界关于社会化过程哪一阶段更为重要的争论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争论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工作在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中哪一阶段更具重要性，毫无意义。有的学者对研究家庭更有兴趣，而有的人更喜欢关注学校，这是学术研究本该呈现的面貌，否认他人研究兴趣的重要性是不可取的。参见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23。
[77]需要指出的是，白鲁恂并没有将这三个阶段的起始时间截然分开，比如说认为一般社会化阶段完成之后才进入政治社会化。在他看来，政治社会化与一般社会化过程会有部分重合，但从时间先后来看，是一般社会化在前，政治社会化在后。
[78]Lucian W.Pye，Politics，Personality，and Nation Building：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45.
[79]Lucian W.Pye，Culture and Political Science：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Social Science Quarterly，1972，53(2)：290.
[80]Lucian W.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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