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型社会的认同危机
与20世纪60年代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不同,白鲁恂不同意仅仅只将中国视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无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事实。[4]在他看来,中国与致力于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非西方转型社会具有很多相似性特征。从时间上看,“早在学者们全面认识到现代化的内在问题之前,中国就已经是一个转型社会”[5]。
所谓转型社会,在白鲁恂看来,由一系列特征[6]和两个任务所定义。这两个任务指民族国家建设、接受与适应世界文化。白鲁恂认为,尽管民族国家建设基本上是在国内进行的过程,但不可避免地置于国际体系中并与世界文化相联系。世界文化代表了“现代生活的实质,它的基本点包括世俗的而非宗教的人际关系观、理性观点、接受科学方法的精神和实质、积极应用发展中的技术、生产组织的工业化以及一整套普遍的人文主义和大众主义的政治生活价值观”[7]。从世界文化的内容看,它在很多方面代表了民族国家建设的方向。因此,民族国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某一民族或政治体系接受与适应世界文化的过程,即世界文化的濡化过程。如果转型社会能够顺利完成世界文化的濡化过程,将对民族国家建设大有助益。然而接受与适应世界文化,在转型社会并非易事,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人们会产生由接受与适应世界文化带来的认同危机。
为什么转型社会中的人会产生认同危机?源于转型社会特有的缺乏确定性的性质:处于世界文化与该民族或政治体系的地区文化的对冲地带;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在朝向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着剧烈变迁;社会化过程缺乏一致性。如果身在转型社会中的人对世界文化和转型社会的地区或民族文化都产生了无根感,夹在两种文化的缝隙中,哪一种也无法完全认同,在动荡、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感到无所依从,内心只有分裂而无统一感,早期社会化所接受的价值观的灌输与后来的政治社会化体验又不一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令人产生严重的挫败感,甚至威胁到归属与安全感,内心的焦虑靠个人力量再也无法解决,就会发生人格上的自我认同危机和文化上的认同危机。
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一个以完成民族国家建设和接受与适应世界文化为任务的转型社会,几乎必然要经历文化认同的危机,除非它能建立起有效的现代化组织和管理,通过这些组织成功地防止社会化过程的断裂,保证社会化过程的一致,使世界文化顺利移入社会化的灌输过程。这是白鲁恂运用埃里克森的自我认同概念在研究缅甸和其他转型社会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时得出的基本结论。
白鲁恂将中国归入转型社会,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面临与其他转型社会同样的问题:认同危机。但是白鲁恂宣称,中国不存在与其他转型社会类似的认同危机。他认为,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许多学者开始相信,毛泽东已经通过纯粹的政治意志力改变了中国的深层文化,但事实上,“毛泽东改造中国人国民性的所有努力都没有发生持久的影响”[8],随着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文化依然如故。[9]中国政治成功地抵御住了世界文化或现代潮流的冲击,守住了自己那个狭小的世界,没有发生认同危机。白鲁恂依据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难道中国不曾经历世界文化的冲击与引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不存在变迁和动荡,中国的社会化过程也确实没有发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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