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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社会化

时间:2023-03-1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这个问题,白鲁恂是从中国家庭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些突出特征加以描述和分析的。严格的社会化将等级秩序和角色关系内化的结果,使中国人将权威的存在、角色关系的严格限定视为人类关系的两个重要支柱。不过白鲁恂又指出,尽管早期社会化的结果形成了人们对权威的依附与服从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会完全满足于权威被垄断以及角色关系分明的家庭环境。
早期社会化_历史、文化与人格:白鲁恂心理文化分析法研究

二、权威观念初成:早期社会化

在家庭这个初级社会化组织或者说政治社会化的最早期阶段,哪些方面的体验形成了中国人关于权威的态度与情感的一般模式?对于这个问题,白鲁恂是从中国家庭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些突出特征加以描述和分析的。为便于理解,本书将它们分解为社会化的内容与方法。

从社会化内容看,中国家庭强调三个方面:①以孝为大;②否认任何攻击形式的合理性;③角色关系的严格限定。在白鲁恂看来,这三方面相互间紧密关联,而且对中国人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44]

首先,对孝的重视。它表达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不仅进一步说明中国人文化认同的生物基础,还将个人的自我认同与对权威的情感连接在一起。这意味着个体的身份来自于家族权威的认可。对孝的高度重视让孩子很小就懂得,他对自己的情感与他对权威的情感须臾不可分。没有权威的存在,自我毫无意义。他首先从父亲那里接受到关于权威的绝对至上、全知全能等概念,认识到自我的价值完完全全取决于表现出对父亲权威的尊敬。虽然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可能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但握有专断权威的是父亲。

其次,祖先崇拜的不可更移令任何指向权威的攻击性都不具有合理性。白鲁恂认为,在中国家庭,“孩子与权威的关系不是互惠式的。互惠式关系中,服从与尊重的义务全靠掌握权力的人的典范行为”[45]。在中国儿童这里,无论父母亲对自己多么不好,都只能表现出尊重、敬畏与崇敬,任何形式的不敬都是最严重的犯罪。无论父母行为如何,都只有服从的义务,绝对不允许表达攻击性情感。

再次,与毫不含糊地接受权威相一致的是角色关系的严格限定。大约从六岁上学时起,中国儿童开始接受对严格限定的角色关系的强化认知。孩子们渐渐懂得,社会关系是且应当严格有序,生活中很少有不明确的或者不可预知的东西。通过这个强化过程,孩子将人类关系的等级秩序内化。他确信,只要行为得体,就能获得安全与幸福。他知道,行为的对与错产生的后果有巨大的差异。做得对,能得到家庭的温暖和疼爱;做得不对,就会受到权威的惩罚。

从社会化方法看,中国家庭所惯用的方法既有明确的告诫与劝导,也有间接的羞耻与嘲弄。尤其重视耻感的培养和单向服从原则的灌输,目的在于训练自律能力。耻感的培养主要通过羞耻和嘲弄两种方式。中国家庭普遍而频繁地使用这两种方式教育孩子控制情绪的外露、行为符合角色规范,结果让孩子往往非常在意他人的评价,关注社会情境并以之作为引导行为的依据,对主动性和创新性抱着小心谨慎的态度。白鲁恂认为,这是“服从能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的强大机制的基础”[46]

早期社会化的结果,形成了中国儿童关于父权式权威的看法,并在关于权威的童年体验中形成了中国人人格发展的动力。首先是权威的专断与不容反抗。其次是权威的无所不能。在白鲁恂看来,这一将权威予以理想化的态度既来自于幼龄时对权威可满足各种需要也可收回各种命令的现实体验[47],也来自于视权威为“敏锐、智慧以及道德规范之源泉”[48]的社会化传统,以及认为“理想化权威在历史的黎明时分就已存在”[49]的历史观。再次,权威对家庭命运负责。从权威的绝对至上、全知全能以及整个家庭对孝的强调中,权威亦承担为家的宁静、和谐、利益负责的责任。唯因如此,孩子才负有对权威表示服从的义务。

从童年时期社会化过程关于权威的体验中,中国人人格发展的动力特征也渐渐形成。第一,通过自律获取安全感。家庭的劝导和个人体验,让孩子自小就知道安全感来自自律。孩子懂得,遵从行为规范不仅能减轻压力而且可以获得幸福,而任何不加节制的情感冲动与表达或攻击,以及等级关系的逾越都不会有好下场。第二,以情感与行为相分离的方式回避冲突。出于压制攻击性情感的需要,中国人不得不采用将情感与行为两分或者不一致的方式,回避与权威在面子上的冲突,确保安全感。第三,通过维护权威的存在和角色关系的清晰、严格以摆脱焦虑。严格的社会化将等级秩序和角色关系内化的结果,使中国人将权威的存在、角色关系的严格限定视为人类关系的两个重要支柱。[50]一旦权威支柱坍塌、角色关系混乱,普遍的焦虑感就会形成。

由早期社会化形成的关于权威的看法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格发展动力特征的结合,形成了中国人关于权威的独特情感和态度,即“权威是绝对至上、专制、严厉甚至残酷的,同时又是敏锐、智慧以及道德规范的源泉;既让人害怕和不信任,又必须尊敬和依赖”[51]。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具有了强烈依附与服从权威的取向[52],尤其是在个人的自律必须依赖一定形式的外在权威才能满足人格结构中超我的要求时[53],对权威的需求更加不可或缺。

不过白鲁恂又指出,尽管早期社会化的结果形成了人们对权威的依附与服从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会完全满足于权威被垄断以及角色关系分明的家庭环境。相反,“那种切切实实的紧张总是存在着,反抗并没有被严厉的社会化过程彻底消弭”[54]。只要有合适的宣泄口,不满和反抗就会以不同方式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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