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服从与共识的文化紧要性的形成首先与中国政治制度结构上的特征——单一的等级制政治体系——相关。其次，服从与共识的文化紧要性的形成也与中国文明的各方面都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和对权威的尊重有关。集体生活的和谐和权威意志的不可抗拒，是中国正统文化最为强调的内容。
服从与共识的文化正统_历史、文化与人格:白鲁恂心理文化分析法研究
一、服从与共识的文化正统
白鲁恂发现，在中国政治精英的行为原则与模式背后，有两股拉力同时发生作用。一头来自于“服从与共识的文化紧要性”，另一头来自于“必须通过特殊的个人关系建立安全感”的深层心理需要。[9]
服从与共识的文化紧要性的形成首先与中国政治制度结构上的特征——单一的等级制政治体系——相关。[10]在单一的等级制政治体系下生活的中国人养成了对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秩序非常强烈的偏好以及随之而来的怕“乱”的畏惧心理，从而使得共识、服从、秩序和其他正统观念成为中国人接受的首要文化价值观。人们普遍相信，当意见一致与共识形成时，生活更好也更稳定。因此，否认冲突与不一致，为共识而达成共识的文化原则也就形成。
其次，服从与共识的文化紧要性的形成也与中国文明的各方面都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和对权威的尊重有关。集体生活的和谐和权威意志的不可抗拒，是中国正统文化最为强调的内容。为保证服从与共识的文化紧要性的形成的实现，以服从集体意志或者说权威意志作为第一命令，在共识下行动，自然也就成为正统文化最重要的要求。
由单一的等级制政治结构和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与权威主义取向所决定，服从与共识成为正统政治文化最为强调的价值观。由于服从与共识能给人带来秩序、和谐与安全感，从一般意义上说，人们是愿意遵从的。但是它却过于抽象和非人格化。为个人计，必须另行一番特殊的算计，才能确保安全感。在中国人看来，只有人际关系才是具体且可供计算个人利益包括安全感的概念。政治文化的另一股拉力——通过在个人化的特殊关系中确保安全感的心理需要——由此形成。在这股拉力下，政治派系形成的心理基础初步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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