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操纵及其心理动因

二、情感操纵及其心理动因

追问情感历程对人格发展的影响，自然要回到私人生活史。与以往关于毛泽东人格发展的研究大半将注意力放在毛泽东与父亲的冲突上不同，白鲁恂回溯了毛泽东童年与少年时期与父亲、母亲、弟妹、老师与同学的关系，并且将观察的镜头延伸到毛泽东自己作为兄长、丈夫和父亲等角色时对家人的情感。虽然私人生活史的观察镜头拉长到近乎全景的程度，但在白鲁恂看来，决定毛泽东人格特质的最关键阶段依然是在童年。

白鲁恂并不否认少年毛泽东与父亲毛顺生的冲突对毛泽东人格发展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力^[24]，不过他有意淡化了这个方面，而是接受埃里克森“从创伤学的角度思考问题”^[25]的见解，运用“创伤论”研究毛泽东的生活史，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角度提出了他的母亲中心论。在他看来，毛泽东与母亲文七妹的关系才是影响毛泽东一生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人格特质中的矛盾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母亲在他幼年时带给他的“创伤”，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也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而是相当复杂与矛盾。那么文七妹究竟怎样影响了毛泽东的人格发展与特征？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与母亲的关系、毛泽东的人格特质对他的公共生活和中国政治产生了怎样的意义？

首先从白鲁恂认为决定了毛泽东人格发展的关键性人生史片段开始。毛泽东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文七妹抚育成人的第一个孩子。^[26]作为长子，他给母亲带来了荣耀和地位，也获得了母亲全部的关爱。这种关爱加上中国家庭社会化溺爱婴幼儿的传统，让毛泽东在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27]获得自我的全能感和自信，对母亲倾注了极大的信任。然而母亲在他两岁时，因为弟弟毛泽民的出生将他送到湘乡外婆家，从此，一种母爱被剥夺的恨意潜藏在毛泽东的无意识中。白鲁恂认为这是对毛泽东人格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生史片段，始终回响在毛泽东全部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中。

依白鲁恂的看法，毛泽东人格中的自信、多疑与自我怀疑等特质，主要来自于母亲始而极为关爱、继而“抛弃”的行为。当然，毛泽东的父亲以及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老师也对其人格发展产生了作用，比如回到父母身边^[28]的毛泽东经常与父亲发生冲突，然而他却往往能够获得挑战权威的胜利，这使他形成了挑战权威的自信。但是最主要的作用力还是来自母亲。母亲后来继续给予他的关爱与暗中支持他挑战父亲的做法更增强了他的自信，并“让他感到是他在保护母亲”^[29]，道德上的优越感、全能感亦获得发展，而且“作为心理力量向内转移到自我(ego)之上，从而给了他自恋感，这种自恋，正是构成毛泽东具有克里斯玛(charisma)吸引力的基础”^[30]。毛泽东还从母亲的关爱和自我的全能感中，意识到了意志的力量——“只要有足够的意志，一切都能做到”^[31]。

一方面，是母亲的爱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曾经被母亲抛弃的心理体验同样深刻而持久。毛泽东一生对人保持怀疑的态度，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在生命周期第一阶段之后迅即体验了被最信任的人所背叛的痛苦与挫折感。母亲曾经是毛泽东最为信任和依赖的人，却因为弟弟的降生而将他“抛弃”。这使他形成他人格特质中多疑的一面。同时，又为自己的好不被母亲承认而有些自我怀疑。

母亲的“抛弃”意味着曾经拥有的安全感的失去；意味着生命周期最初阶段培养起来的良好的自我价值感不再得到支持和确认；意味着接受被忽略的事实，种种的不满与愤慨激发出毛泽东的反叛个性和革命性。^[32]源自母亲的抛弃形成的反叛个性后来在与父亲冲突的过程中进一步被强化。

母亲的爱赋予他安全感，让他相信情感的潜在力量，但母亲的“抛弃”又告诉他，情感没有持久性，安全感随时可能被剥夺。他从童年时期的这一人生史片段深深领悟到情感与操纵情感的重要性，同时也在潜意识中形成了害怕被抛弃的畏惧心理。“抛弃与情感的操纵由此成为毛泽东生命中的双重主题”^[33]。因为欲求情感的持久，毛泽东一生以操纵情感作为人格需要的满足。他洞悉大众的心理需要，擅长利用人们对安全感的渴求、摆脱压制、以弱胜强、生活在公平世界的愿望，以及不甘被忽略的情绪，动员和激发人们的反叛与革命精神以及民族主义情感。正是“毛泽东独特的人格特质，使他得以重塑了中国这个最为古老而庞大的社会”^[34]。

至于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在白鲁恂看来，是复杂而矛盾的，恰好表现了弗洛伊德关于人类的矛盾情感来自于本能与禁忌的冲突这一文化心理理论。他认为，毛泽东对母亲的赞美，其实是出于超我的压力，为解决内心的冲突而采取的一种理想化自我防御机制借此否认他潜意识里对她“抛弃”自己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