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的选择性应用

二、资料的选择性应用、反面解释与错置

资料的处理是最影响研究结论之说服力的因素之一。白鲁恂在资料的运用上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①资料的选择性应用，②反面解释，③样本错置。前两个问题在《领导人毛泽东》中反映得比较突出，第三个问题则体现在《中国政治的动力》上。

首先看《领导人毛泽东》反映出来的问题。白鲁恂所掌握的关于毛泽东的资料，其实是比较丰富的。他搜集了许多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中西方人士的著作与回忆录、大量由中国官方发布的信息与出版物，阅读了专门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的著作并与其中的部分人有过讨论。但是在白鲁恂笔下，毛泽东对母亲、妻子和弟弟妹妹，内心里一律带着因为母爱曾被收回而产生的憎恨情绪，完全看不到毛泽东对家人的正面情感流露，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在白鲁恂看来，毛泽东表面上对母亲的歌颂、对兄弟之义的赞美、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都是自我防御机制的表现，而非自我的真实情感流露。显然，白鲁恂是为了证实他对毛泽东自恋型人格与边缘型人格的假设、提高他所采用的人格理论的解释力而在材料上作了择选，筛除了可能对其假设不利的资料，而对有些资料则从反面或负面含义上加以解释。尽管从心理学理论看，某些行为后面确实隐含着相反的动机与情感，但将所有资料都从反面加以解释，未免太过牵强。白鲁恂为追求人格理论的适用性而对资料作此种方式的处理，不仅削弱了这项研究的价值，甚至可能导致读者错误地将资料运用的不当归结为研究方法与理论工具的问题，从而对精神分析学运用于领袖人物的研究产生排斥心理。不能不说，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因为《领导人毛泽东》的心理学主题建构本身是颇有说服力的，只要接受其资料的真实性，就能接受其假设，原因在于白鲁恂的推导均有其心理学理论依据，德克萨斯大学戈尔顿·本尼特(Gordon Bennett)教授也才因此评论说：“白鲁恂对毛泽东这个人以及他的人格如何影响政治风格的分析，还没有一个人超过其深度。”^[30]但是白鲁恂根据预先设定的理论立场而筛选和解释资料，使得读者在接受其对毛泽东的心理解释时，必须抱着相当程度的谨慎，否则必然形成对毛泽东形象的片面认识。

再来看白鲁恂在《中国政治的动力》中将样本错置的问题。《中国政治的动力》以白鲁恂在香港对49个从内地来到香港的居民的深度访谈为实证依据。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考察中国最高层政治精英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却以非精英样本作为中国最高层政治精英政治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依据，而未就二者之间的关联提供任何说明，不知道白鲁恂是出于无奈还是疏忽？尽管我们可以理解西方学者获取资料的实际困难(事实上，即便是中国学者也未见得能获得关于高层政治精英的实证资料)，也承认同一政治文化体系成员的政治态度有相似之处，然而将所处环境与社会、政治地位和高层政治精英都有着巨大悬殊的普通大众的政治态度移植到高层政治精英群体，依然让人不能接受。这个样本错置的错误使得《中国政治的动力》与白鲁恂依据精英样本研究缅甸政治文化的《政治、人格与民族国家建设》相比，说服力欠缺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