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主义错误

三、简化主义错误

有不少学者批评白鲁恂的心理文化解释存在简化主义的问题，即将社会与政治事件归因于心理因素，将成年行为归因于儿时经历。这种指责其实并不见得完全恰当。任何一种理论解释都是一种简化主义，只是归因方向不同。任何一位学者的解释由于专业领域的限制或兴趣所在，都只能在诸多因果关系中寻求一种解释途径。如果说白鲁恂的心理学解释和行为归因是一种简化主义，那么又有哪一位学者敢说自己的解释穷尽了所有原因，能够提供全部答案？

不过不能不指出的是，白鲁恂在解释过程中的确犯了简化主义的错误。比如他将成年行为归因于童年时家庭社会化的结果，但是忽略了成年行为与儿时体验发生断裂的可能性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社会化研究已经证明，除了家庭，同龄群体以及某些重大的突发事件对儿童的政治态度与人格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因此，要顺利无碍地在成年行为与儿时的家庭生活体验之间滑移，必须提供二者之间具有连续性的确实证据。遗憾的是，白鲁恂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成年行为与儿童养育模式之间的连续性关系，而是作了一个很大的跳跃，直接在成年行为与童年时的家庭生活体验两端来回跨步。在个体层面上，白鲁恂倒是一步一步地通过生活史的研究呈现了儿时情感体验与成年行为的连续性关联，但他是在预先有了理论假定之后，倒过来依据成年后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从儿童与青少年时期的生活资料中寻找和筛选符合其理论假定的证据，可信度令人质疑。

此外，尽管笔者不同意将白鲁恂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贬低”为国民性研究^[31]，但他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将文化与心理化约为一物、个体人格与社会文化体系相混淆，以及过分喜欢对中国人作“整体性论断”的刻模化描述，的确与国民性研究中的某些简化主义缺陷很相似。国民性研究的简化主义来自于其理论预设之一：文化类型之间差异性很大，同一文化类型下的个体差异小于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这一理论预设直接导致了它在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将个体层次的研究推向系统层次的解释。国民性研究惯常性的做法是，将某一文化体系成员性格中的相同部分抽取出来抽象化为“文化性格”^[32]，或称之为“国民性”。这种抽象化与刻模化的做法不仅将“心理”与“文化”概念的复杂性各自简化，而且模糊了社会文化体系与个体人格之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它还使个体的“人”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几乎湮灭不见。而白鲁恂依据他对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某些“本质性特征的提炼”得出的某些结论，比如中国人普遍具有自恋、依赖等人格特质，因此中国文化亦以自恋自大、依赖为典型特征，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性研究常为人诟病的简化主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