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形成原因的研究

一、农民工形成原因的研究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任何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都必然经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历史过程。探寻推动这一历史过程的原因，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问题。从国际学术界来看，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E．S．Lee）的推拉理论、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舒尔茨（J．W．Schultz）的“三态论”、钱纳里（H．B．Cenery）和塞尔昆（M．Syrquin）的“多国模型”论等。

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松动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因而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

国内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析“民工潮”时就开始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宋林飞认为农民进城务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农村积淀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若每年增长1%，要想保持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那么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就得超过4%。中国农村在1949—1978年间，人口增长率高达2．07%，农业国民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5．56%，因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农村形成了大规模低收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队伍。”二是比较利益促进了农民进城务工。他分析了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之比，“1981年为2∶1，1983—1984年为1．7∶1，1986年为1．95∶1，1987年为2∶1，1990年为2．2∶1，1993年为3．1∶1。”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是形成“民工潮”的主要动因。三是“连锁迁移”也是形成“民工潮”的原因之一，“即移民本人不仅通过先行的移民而获得就业信息，而且还接受了先行移民提供的就业、住宿等方面的实际帮助。正是这种连锁迁移，才形成了蔚为壮观与持久不断的‘移民流’”（宋林飞，1995，78—91）。

黄平主编的《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一书，用结构化理论解释中国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动因，他们认为：①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构成了当今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离开农业、农村，不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②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绝不是盲目的，相反，他们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一开始他们也许大多是为了从非农化活动中挣得更多现金收入以补贴务农收入的不足，但不论他们的动因和目标是多么明确，他们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解释，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③正是因为行动者实际上总是在不断地反思、调整自己行动的规划。故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并非总是能够被行为者自己预期到，也并非都是符合他们的初衷，更不一定都是具有“正面的”“合乎理性的”后果（黄平，1997，5—7）。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农民流动、迁移时，发现由于历史背景、宏观机制、传统文化的不同，中国农民流动、迁移决策与国外不同。如有的学者对西方经济学人口迁移理论与中国人口流动进行比较后认为：西方的迁移决策被认为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最少成本的个体决策过程，而受传统文化理念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则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起，同时以获取经济收入为最直接目的（杜鹰、白南生，1997，41—43）。

还有学者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原因，认为：①总体上看，农民外出就业是理性行动的表现，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之所以大规模发生，既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源，也有其现实社会经济的原因，既受人多地少等自然性因素的制约，也受制度规范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从总体上说走了一条“过密化”^[1]的道路，其文化层面上的原因就是传统农村人口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且还更多地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而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是由于生产力过于落后，生存压力过大而使得传统农民还无法超越生存理性选择而进行经济理性选择或社会理性选择。②从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来看，那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③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表现（文军，2001，19—30）。

社会学家李强先生于2000年和2002年对影响农民工流动的“推拉”因素进行了两次调查，调查发现，两次排在前五位的回答内容完全一致，即属于农村推的因素有三个（农村收入水平太低、农村缺乏发展机会、农村太穷），属于城市拉的因素有两个（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李强的研究还发现，不同的历史阶段，农民流动的原因是有差异的，“80年代，农民通常是与过去没有承包土地时相比，而不是做横向比较。90年代以后，农民开始与外出的老乡比较，甚至与城里人比较，所以‘见世面’和‘发展机会’就变得重要起来。”（李强，2003，125—136）人们迁移不仅是受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动，还受到农村户与户之间收入相对差距的影响（蔡窻、都阳，2003，32）。

有学者认为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是“剩余劳动力的释放、比较劳动生产率与收入势差、农业增长与结构调整、乡镇企业较高的就业能力和外部环境与政府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韩俊，1994，138—144）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从不流动到流动，首先是传统发展战略和体制转变的结果，同时也为随后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奠定了必要的政策体制条件（杜鹰，1997，4—11）。

还有学者从农民工个人微观层面分析了农民工流动的原因，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力是多样化的，婚姻的驱动力，一些农民工外出是为了赚钱结婚；建房的驱动力，外出务工是为建房；外出“镀金”的驱动力，有的人外出纯粹是为了获得“外出”的名声以免被人小看（周大鸣，1999，5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