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分厅
陈志华先生在《新叶村》一书列出了玉华叶氏祠堂系统表，非常好，我也把此表借用过来：
注：（1）雍睦堂原三进，现在只剩最后一进；
（2）石六堂剩台阶、天井等遗址；
（3）狮子堂留遗址，原为三间两搭厢；
（4）启祐堂1949年遭遇火灾，基址被其他堂派占用；
（5）崇智堂迁往三石田村；
（6）据《玉华叶氏族谱》记载，雍睦堂为外宅派，据考证，雍睦堂为里宅派总祠。
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地分厅呢？大家伙都是叶坤的后代，只建造一个总祠不是更加简单，经济上也更加划算。我的学生这样问我。其实，这和中国封建传统农业社会的“家观念”有关，宗族持续了四到五代，后代之间的亲族关系已经淡漠，及时地分厅，宗族领导可以使用高级别的家庭领袖政治系统维系宗族的管理，解决族人的纠纷和维护族人的团结，宗族的经济体制也可以顺畅地下行。如果一个父亲生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儿子（男丁），势必在儿子长大成人、可以独挡一面以后分家，虽然和分厅相似，但是前者性质上要小很多。我们说，分家常常越分越少，是“分而少模式”；而分厅则有不同是“分而多模式”。一个父亲的全部家当总数通常有限，男孩越多，分的就越少。而分厅则是更强调在政治上的肯定，是分配“家长”。分厅以后，新家长要从更宏观的角度处理宗族关系、亲戚事务、处理纠纷、平衡力量、制衡利益、发展经济、督促生育等等事务，还要把自己的小家弄好，看来非励精图治、废寝忘食不可。从宗族社会的激励层面而言，分厅是一次主动型的强烈刺激行动，是激励本宗族不断壮大的有效电击。同宗族每隔四五代，就来上一次分厅，是保证村落宗族良性的维持和光大的有效方法。分厅的同时，堂口的正常办公费用从“义田”中支出，而“义田”由族人捐献，多则多捐，少则少捐或不捐代为出力，人力物力汇集在一起。常有堂口并非从一开始分厅便马上建造祠堂，而是要靠“义田”等公共资源进行积累。这种经济再分配的方式也是有效化解长期积累（4～5代人）的农业矛盾、经济差距的好方法。从政治上而言，长期的繁衍，必然导致人心涣散，各支脉距离越来越远，宗族政治弥散和消亡，所以从上层建筑这个层面上看，客观上也需要这样的强心针。
人口数量和人口代际的不断繁荣和壮大也是分厅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多嘴杂，是非就多，尤其叶氏男丁均娶外姓女性，“枕边风”可是不容忽视的。把权力适度下放，也是分化矛盾和将矛盾小家化的重要政治方法。矛盾小家化就是不将矛盾扩大，进行矛盾局部冷冻或者缩小化处理，毕竟都是同宗族的人。而宗派与宗派之间的矛盾，也可以按照这种路线进行化解。这也方便九思公抓大放小，集中精力办大事。
分厅是当头棒喝而不是温水煮青蛙，取得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玉华叶氏浩浩荡荡，人口在历史上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数量上不断增多，宗族团结浑然一体，经济虽然从来就不够发达，但是持续性很好，文化上也保持空前的持续性。时间已经解释了这一切。玉华叶氏来此之前，此地有十八个姓氏的十八个小村，为了争占地盘，客观上也需要不断分厅，各个支派以自己祠厅为中心，不断发展，蚕食别姓地盘。直至把他姓彻底挤走，时间也证明其优越性。玉华叶氏在历史上有6～8次分厅，所分堂口数量巨大，有50～80个，建造起祠堂的堂口有20余个，这在单纯靠农业积累的白下里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谓壮举。
玉华叶氏里宅派世系表。①凡名后面没有短线，宗谱中已经明确写明“无裔”字样。②凡名后面有一个短横线的，表示宗谱中没有明确记载有没有后代，也没有说明其去向。③叶法言迁居遂安。④凡名后面有一短横，随后有“女儿”两字的，宗谱中明确写明生有女儿，而导致后面没有记录。⑤那么，我们便容易看到：①“慧”、“慸”、“愈”三支脉，《玉华叶氏宗谱》记载，到了第十二世裕字行仍有十八位，但是到了第十三世裕字行的时候，仅有三位。②的后代一直纪录到第十八世明字行，但是叶先武的后代亦没有明确记载。③没有具体去向和后代交待的人非常多。
因为借鉴了陈志华先生的书，我们也找到围绕雍睦堂的几户人家进行了调查，他们自称为里宅派后人，可是我们看到的《玉华叶氏宗谱》明确写明，到了同治甲子正月二十一巳时叶先武去世（公元1864年），里宅便没有了后人。那么雍睦堂周围几户人家自称里宅后人的那些村民，他们真的是不是里宅后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没有被记录在宗谱中呢？
既然按照陈志华先生的说法，雍睦堂几百年因为人丁不兴，所以只有一个祠堂，带着这些疑问，我还真花了些功夫，把宗谱中里宅派后人画树形列表，结果发现如下问题：
①除去明确记载“无嗣”，“女一”（后代只有一女儿）以后，还有纪录不详尽者，既没有说他无嗣，又没有记录迁徙等信息，这种现象很普遍，他们是：“真”（“发”之子）；“张京”（“唐记”之子）；“溱”、“潦”、“渗”（“楠”之三个儿子）；“世芳”、“世羡”（“友”之两子）；“二鸣”、“三鸣”、“四鸣”（“盖”之三子）；“迓”（“荣易”之子）；“进”（“大潭”之子）；“楼”（“荣熟”之子）；“方遂”（“荣国”之子）；“荣牙”、“荣该”、“荣佩”（“大钢”之三子）；“大同”、“大有”（“惟纳”之两子）；“希彦”、“希云”（“元仁”之两子）；“希枝”（“元义”之子）；“吕”（“映”之子）；“云生”、“云龙”（“梦奶”之两子）；“爱生”（“梦元”之子）；“臣福”（“云凤”之子）；“当年”、“对年”、“庆年”（“臣魁”之三子）；“先武”（“元发”之子）。共28人。只有1人（“法言”［“乌郎”之子］）明确说明，“迁居遂安”。另外共有4人因为只有独女而导致宗谱不续。
②“艮”的四个儿子中“慧”、“慸”、“愈”三支脉，《玉华叶氏宗谱》记载，到了第十二世裕字行仍有18位，但是到了第十三世裕字行时候，仅有3位。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在后面谈到了《玉华叶氏宗谱》在战乱中有所遗失的问题）。而只有“艮”的四子“懋的后代一直纪录到第十八世明字行。
③《玉华叶氏宗谱》里宅派有两处纪录是“错误”（本人才疏学浅，未敢明确确定有误）的，至少是没有记载清楚的地方。《玉华叶氏宗谱》卷五《里宅五代世谱》第9页：“侁公长子，曒，字世威行崇原行信二十一，配吴氏，子三，逵、连、速，女一適溪西舒。”《里宅五代世谱》第14页又有：“萘公子，曒，字世威行崇原行信三，配洪氏，葬方塘，子二惟讷、惟肆。”这两人名字一样，十分说不通，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原则，那就是同辈人绝对避免取相同的名字，而且，第14页的曒居然给自己儿子起名音同自己的父亲，这更加说不通了。而且，我们翻遍了前面页码的世系表，也没有发现有“萘”公其人。如果按照辈分推测“萘”公其人，不难发现，宗谱中明确记载：“停”、“仲”、“佳”、“传”四人没有后人，而“艮”的后人“懋”其后“珙”中断了，缺少第七世的纪录，而第3页第八世，可以说突然出现一人名“车”，曰：“盛公次子，车，字世烈行崇原行信三三，配陈氏，葬泽塘山，子一惟记。”在宗谱中也找不到“盛”其人，所以推测“萘”公，实为“盛”公。而“珙”的后人为“盛”。这样，宗谱才前后有因，通顺起来。可以推测，这几处“错误”可能为后来修谱之人的疏忽导致的。
④《玉华叶氏宗谱》卷五《里宅五代世谱》第4页，中有一段话这样说：“里外宅之分，实托始于熙字行，则里宅别以礼字，尝闻诸先祖曰，礼二府君兴熙十五府君从兄弟也，遂不兴外宅，同行而排，心亦忍矣。于今日里宅子孙不过十余人，外宅子孙约千计，盛衰之不可逆料也，如此直书于斯，岂敢以彰先人之短，正欲示后世之子孙知一木之不可欺也，议自今以后，行第须合里外宅而排之，则庶乎知同宗之义矣，不然，则彼之微也，日甚兄弟叔侄之间，不惟称谓必不明，如古人所谓不忍言者，亦有之矣，呵，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可见，到写这些话的时候，里宅派人口已经不多了。
⑤叶光赞、次子叶克宽，克宽子叶晋、叶付线支没有记载。
⑥我发现《玉华叶氏宗谱》中记载里宅派男丁婚娶，使用的词曰“配”，而外宅派男丁婚娶，使用的词为“娶”。我们当然不能用现代汉语的习惯来衡量古代人的习惯用法。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对里宅派的轻视。[24]如果从两个字的字面解释来看，似乎是有那么点高低上下的区别。那么，是不是叶氏在编写宗谱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歧视谁的意思，而只是单纯表示区分。如果细读《玉华叶氏宗谱》还可以发现，外宅派的前八世也使用“配”字。
⑦雍睦堂在家谱中记载为外宅派，实际上它是里宅派的唯一祠厅。原来为三进，现在仅存一进，看起来就像普通民居。又，《玉华叶氏宗谱外编》记载，邦静公之继子叶斐余庆堂，下分叶惟玘[25]建造雍睦堂；这样同前面《玉华叶氏宗谱》卷五《里宅五代世谱》又有矛盾。
⑧艮实际上是叶克诚之第四子，后来过继给叶坤长子长孙作成长重孙，以保里宅脉系不断。也即，如果艮不过继来，里宅在第三世的时候已经断掉。所以从事实上而言，到艮以后，里宅派已经消失。而后来持续的里宅派已经实际上就是外宅的子孙了。
记载宗谱这件大事，从一开始就是外宅子孙承办。从宏观上来说，村落社会的宗族社会中的内部政治经济争斗也很多，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很激烈的，虽然宗族领袖和宗族精英们管理宗族事务，但是，政治格局变化总是以实力说话，常常发生实力最强大的一支控制整个村落政治，而实力稍弱的若干支脉分控剩下的政治空间。那么，在纠纷裁断、利益分划等容易激起纠纷的事情上，免不了就会发生“胳膊肘往自家拐”的事情。里宅派人丁少，自然会经常被外宅各派欺负，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论是来自政治上的还是来自经济上的，这些压力使里宅派在最初人丁不旺盛，而后来越来越不旺盛的原因。要知道，在旧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繁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农业经济的图腾，允许性放纵的上巳节便是农业中国生殖图腾的证明。无子或者丁少，即使是叔伯家庭[26]也会欺负他。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也请读者不要大惊小怪。虽然《玉华叶氏宗谱》卷五《里宅五代世谱》明确写明：“如此直书于斯，岂敢以彰先人之短，正欲示后世之子孙知一木之不可欺也。”然而看到这样的话，由不得不让人感觉莞尔。从里宅派有那么多人的去向不明，有那么几处“错误”即可知晓，外宅派修编宗谱简单抄袭前人，忽视里宅派后人的事实了。
不过，漫长的历史问题，即使有疏漏，后人也很难及时纠正。在随后的岁月中以讹传讹，是非更加难以分清，就让我们收起尖酸刻薄和挑剔的眼睛。不过，我倒希望雍睦堂周边的里宅派后人，在已经有的宗谱基础上重新续写，以示子孙。
据我推测，里宅派那些纪录不详尽者，很有可能有人迁出了白下里叶，数量甚至可能巨大，甚至可能于别处繁育出人口数量众多，支派繁茂的多支大系。具有限资料可知，里宅派迁居遂安的一支，已经在那里光大，繁衍出一个大支系，他们在那里又找到了乐土。鉴于全国叶氏宗谱不能够收集详尽，而课题研究时间太少，不能够综合从国家这个层面整体研究，我也不能列举这种可能，这个问题就只能留给下面的后续研究和后面的学者了。
“艮”的四个儿子中“慧”、“慸”、“愈”三支脉，里宅派到了第十二世裕字行有18位，到了第十三世只记载3位后人，究其原因，还有一个社会环境因素，也一并纪录在这里，第十二世的各位，基本都分布在明朝末年间，主要集中在明神宗、熹宗和思宗三皇间，此间正是明末清初战乱不断的时代，察看外宅派宗谱部分，其受到社会环境动荡也大，对于人脉不振的里宅派小支，其受到的影响可谓大矣。
《玉华叶氏宗谱》第五卷记载，玉华叶氏于叶克诚兴建有序堂，到了第八世又分派，分别为：
叶景袷顺德堂
宗侊公长子叶永盈崇仁堂；
宗侊公次子叶永鼐崇义堂；
宗侊公三子叶永乃崇礼堂；
宗侊公四子叶永芝崇智堂；
宗侊公五子叶永苞崇信堂；
宗侊公六子叶永芽崇行堂；
荣佲公长子叶永春尊德堂；
荣佲公次子叶永年崇德堂；
邦静公之继子叶斐余庆堂；
下一个层次又为：
崇仁堂下分叶太束松分；
崇仁堂下分叶太璋竹分；
崇仁堂下分叶太于梅分；
崇义堂下分旋庆堂；
崇义堂下分积庆堂。
崇智堂下分礼房（居三石田）；关于崇智派的迁居三石田分支，崇智派始祖：永芝，崇侊第四子，有六个儿子分六分：居新叶的智宽（乐分）、智宏（御分）、智哀（数分）、居三石田的智寰（礼分）、智宪（射分）、智实（书分）。现在新叶的荣寿派、永锡派、泽山派都属乐分。乐分的始祖是智宽（行尚三十六）称石坡翁。生有一子，名天祥（六二），号友松。天祥建存心堂。存心堂为荣寿、永锡、泽山三派所共有的厅堂。三派系子孙都要到存心堂祭祖。天祥有三个儿子：荣长、荣操、一濂。相传，叶智宽有一次去兰溪，正好天下过大雪，经过三石田的时候，看到漫地积雪，只有这个地方没有雪覆盖，于是觉得这是因为地暖，可以养人，是块风水宝地，又因为村中人多地少，于是迁出白下里叶村，来到这里居住。
崇智堂下分存心房；
崇智堂下分射房（居三石田）；
崇智堂下分御房；
崇智堂下分书房（居三石田）；
崇智堂下分数房；
享公之子叶蒙顺德堂；
义公之子叶世兴绍庆堂；
再下一个层次又分：
崇仁堂下分叶太束松分再下分文房；
崇仁堂下分叶太束松分再下分行房；
崇仁堂下分叶太束松分再下分忠房；
崇仁堂下分叶太束松分再下分信房；
崇仁堂下分叶太束松分再下分琴房；
崇仁堂下分叶太束松分再下分棋房；
崇仁堂下分叶太束松分再下分书房；
崇仁堂下分叶太束松分再下分画房；
等等
各个堂口又在下面很快更加细分为：大分、二分、三分……等等与此类推，可见细分堂口是很平常的事，但并非所有被细分的堂口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大兴土木，兴建祠厅。更有一些因为子孙不振自然消亡，堂口名号也随之消逝。新叶村现在遗留下来12座祠堂祠厅，历史上曾经有过20余座，有些祠厅现在已经既没有基址也不存在，常常是演变成民居，有些仅剩基址，这也是必然的事情。在最近的一次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些祠堂已经开始翻修，而也有些祠堂虽然建筑仍在，但已经破败不堪了。
历史发展到第八世崇字辈，玉华叶氏的外宅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10余户的叶姓氏大家。人口大约已经有600余人了。由于人口增加和贫富分化，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这个血亲家族开始了最大一次分支。根据《玉华叶氏宗谱》中《崇仁堂记》记载：“八世祖崇字行并克恢宏，接踵建厅，各聚其族属，凡十有一焉。”
这十一个支派中较大分别为：崇仁堂、崇义堂、崇礼堂、崇智堂和崇信堂，各建分祠堂，那么，分祠的建设，都有重要的规划性意义，它们大体上成半扇形分布在有序堂的左面、右面和后面。也许这是历史巧合，偏偏是“仁、义、礼、智、信”这五支支派较大，而这五个字却是历史公认的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同时也为我国儒家所谓“五常”。最先是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是中国文化的“龙脉”。虽然此五派兴旺发达从道理上和孔子等没有多大关系，但在我这等外人看来，似乎能从冥冥之中上找到些猎奇的滋味。
“上以聚祖宗之灵爽，下以联子孙之蕃衍者也”（《玉华叶氏宗谱》），朱熹的《家礼》有“祠堂”一篇。明初的《大明集礼》等规定了祠堂的地位，通过有组织、固定的祭祖活动，使族人产生归属感和责任心，这样一来，祠堂的作用和意义便体现出来了，明中后期以后的统治者大力提倡建造祠堂。在这种风气下，当宗族逐步壮大时，仅凭一个祠堂不能满足使用，神位放置、祭祀序位等变得越来越难于处理（主要表现在伦理心理上），空间也过小不适用了。这样，在适当时期，较强的某支派就会要求建立自己分支的祠堂，也就是支祠。原来的祠堂主要变成祭始祖或始迁祖的总祠，浙西金华一带一般称其为“祠堂、宗祠或大宗祠”，即同宗同祖之祠。有了总祠和支祠后，分支继续发展，更小的宗族单位———某房族势力较大时，又会另建祭祖堂。金华一带均将支祠或更小的祭祖堂都称“堂”。特别是新叶村，用语言表达的时候规定统称为“大厅”，以示与总祠区别和对西山祠堂的尊重，如“崇仁堂”。所以，在金华一带，“某某堂”是祠堂，而不是指家宅。某些支族衰落，仅某房族强盛时，该房族的祭祖堂建筑就可能取代原支祠上升成为支祠，部分支祠就消亡了。这种演变关系在新叶村古村落中有所表现。
叶氏宗谱《崇仁堂记》中载：崇仁堂派“太祖崇八公乃副使公，……于前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公元1435年）建斯厅于道院山之下，额其堂曰崇仁，亦所以敦厥本以明仁孝之义也”。外宅派的嫡长系的崇仁堂为什么要将“厅”建在村外北偏西的道院山下，宗谱中并没有记载。以后，崇仁堂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长期掌握了玉华叶氏宗族的领导权，所以几代之后就拆除重建于现在的位置了。这位置在全村中央的高地上，重要性仅次于有序堂。
崇仁堂是新叶村现存的最大的祠堂，面积居然达到673平方米，总进深有51.6米。兰溪一带的祠堂一般都是三开间，两进或三进，陈志华先生认为崇仁堂有四进。建筑的“进”通常用正脊[27]的数量来计算，比如，《儒林外史》中有“右边一路，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一进”就是一个院子中的一间房子，一般来说几间房子是前后分布在同一直线上的才称“进”。在考察初期我们便认为：其一依照本页注释①的定义，崇仁堂应该是五进，而非陈志华先生说的四进，因为那个厅也有独立完整的正脊，而且我认为“厅”两旁的日、月井原本设计为第三进与第四进、第四进与第五进之间的天井，但是因为祠堂的总长度在当时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以分列在“厅”的两旁。而实际上日、月井的形态其实就是天井的形态，如果仍然按照前后的序列布置，势必两个天井就太狭窄了。其二，崇仁堂把持宗族政治很长的时间，客观上需要施加私刑的场所，在代表政治的祠堂建筑空间上安排这种结构，也是体罚功能上的需要，在崇仁堂执政的时候，其日、月井原为水牢。第三和第五进大厅之间有纵向“第四进过厅”联系，形成一个工字形，过厅左右是小型天井，有日、月井分列两天井中。过厅和第五进均为二层楼房，第五进的明间为通高，而且两侧与次间之间用砖墙封死，本房派始祖的神主供在这间后墙正中，其余的按昭穆供在第三进大厅两个次间的后墙前。从始祖神橱到大门，总进深27米有余，纵深空间的神秘感十分强烈，这在浙江祠堂建筑中很少见。陈志华先生认为崇仁堂为四进，可能是因为“厅”的屋顶坡面与前后两进建筑的屋顶形成接连的缘故。我倒是认为此“厅”既然已经把两天井分列两边，屋顶所以随形就势连接在一起，自然而然同时顺理成章的造成了纵深空间的神秘感十分强烈的27米有余米的大进深。《崇仁堂记》说，当年“庭前槐树成林，阶下兰荪罗列”，祠内有绿化，也很少见。
同时，我的小组中有一些组员认为，陈志华先生的四进提法也是没有问题的，以前的崇仁堂应该在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因为按照金华地区祠堂的一贯形制，安放神橱的祀厅所处在最后，而且和前一进中间间隔天井。所以，原来是没有那个“厅”的，那个建筑是后辈加上去的。而且，原来的天井也很大，甚至原来那里可能原本就是有绿化的，这种祠堂样式在现实中是有现存的原型的，比如武义郭洞的何氏宗祠建筑就是这样。但是，既然后人改造了新叶村的崇仁堂，那么就应该按照后来改造后的“进”的算法来界定。祠堂建筑的建造和修造过程在古代通常是非常受族人重视的，一般均有邀请或者高价雇佣风水先生来勘探和设计。所以可以猜测崇仁堂“厅”的增设也是“风水大师”的杰作，日、月井一大一小分列两边，意旨分明就是聚财生旺，即完成了天井的功能，又能够连通前后两进，造成神秘感十分强烈纵深空间，这样更加能增加先祖们的神圣和威严，这样就比原来有个花园所能够包容和表达的内容深刻和神圣多了。
崇仁堂前面有一个半月形池塘，弦长21畅3米。崇仁堂里没有戏台，年节演戏时，在池塘水面上临时搭台，构件都是可以拆卸的，构件存在祠堂内。村民称这种戏台为“雨台”。塘边到祠堂大门间有15畅6米宽的空地，是村民看戏的场所。
崇仁堂造得高大华丽，免不了招风惹雨，因为容易被定性为越制。中国祠堂等级森严，其源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限制，做过皇帝或封过侯的姓氏可建“家庙”，民间则不得修庙宇和祠堂，如果擅自修建，就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但是到了明代嘉靖以后，开始允许百姓修造自己的宗祠，虽然放松建祠，但并不积极倡导。可是“民间皆联宗立庙”。旧中国世代都对各级祠堂的规模进行限制，仅从形制上就有严格的要求。[28]村落宗族的总祠一般为三进，而支祠规模一般要比总祠要小一些，但用途可以一样。崇仁堂非但比西山祠堂要大，而且进次也多（超过三进），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把“第三进”与“第四进”中间安排一个连屋顶的“厅”，这样第三进与第四进和中间相连的厅变成了整体，岂不是也变成了“一进”，这样打擦边球可能就不会被追究逾制。
崇仁堂戏台的可以拆卸构件上的精细戏曲人物雕刻，人物面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斩头”
高大华丽的崇仁堂之中厅
高大华丽的崇仁堂之第二进
听村民说，崇仁堂建成之后因为其高大威武很像一座衙门，于是官府前来问罪，主持建堂的太公急忙躲藏起来，命一个书童支应。结果官府判崇仁堂以私建公堂罪，追究义气的书童代罪替死。叶氏紫福山茔地中有这位书童的墓，至今祭奠不绝。据我推测崇仁堂叶氏的农业地主与官府的交情应该不浅，这种官判的结果即不失官府的面子，又无疑给了崇仁堂一个台阶下。如果官府秉公断案认真起来，建筑在形制上的逾制罪，恐怕一个小小书童的舍身替死也堵不上这个天大的口子了。[29]
又，该时期的厅：
雍睦堂 原来只剩下一进，公元2003年经派下子孙努力重建了前进，随后又努力建造了中进，基本恢复了原有的规模。
中正堂 有序堂后厅的屋基原来是中正堂所在地。中正堂是明朝时候崇德派文山公私家所建的厅堂。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遭回禄之变中正堂遂不存在，其地基出售旋庆堂之燕山和九思。从此中正堂房屋就看不见了。
启祐堂 启祐堂旧址在荣寿堂屋后大路之上，共三进，整个房子精雕细刻，右有花园，十分华丽。由叶元锡的次子叶士箴（岁贡士）所建，严陵辰州府县令兼署道印徽猷公（其岳父），取名“启佑堂”，其意思是勉励后人。可惜前进、中进失火，公元1949年清明节前夜后进也毁于大火。于是基址也无存。
崇义堂 崇义，兴二十宗光之次子堂号，崇义派子孙建造崇义堂。祠堂地址在由义堂北20米，三进，在太平天国时期被火灾烧毁，地基被本族后裔出卖，上面已经建造民居，无存。
由义堂 由义堂由尚六公太琅所建。尚六公有送亲上门的传说，所用的巨木是从永昌洋塘岳父家运来的，二进对合建筑，后因故失修拆去后进，存前进。明代建筑。堂址在旋庆堂左侧。
旋庆堂 旋庆堂位于有序堂后左侧，丰廿公可文（公元1604年～公元1679年）起建，公元1880年和公元1929年两次大修。原来是三进两门堂，公元1985年拆除“新厅”改建成四进三门堂。建成后，40多年全村都没有进行过传统的“三月三”又首先举办，第二年三月三特别隆重，有序堂、旋庆堂、崇仁堂和荣寿堂四个祠堂戏台都同时演戏，这在玉华叶氏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是崇义堂的分支祠堂，由“丰廿公”主持，建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三进两明堂。传说，当年建造旋庆堂时，少年的“隆十四公”在地下挖出白银十八箩筐成了富翁。
旋庆堂在整修
积庆堂 尊美堂烧毁后，另外在别处建造，位于村北靠近上道院上井前。
石麓堂 即陈志华先生《新叶村》书中的“石六堂”，他把“麓”写作“六”，应该是转录错误。石麓堂位于崇仁堂左侧，紧紧靠着崇仁堂。由崇仁丰字派丰一六八[30]可让公为首建成。三间两搭厢，但是建国后初期拆除，房基也被后裔占用建造民居，无存。
崇智堂 旧址在崇仁堂右侧50米处，规模很大，门口朝向道峰山，早已经被毁，所以无法考证何时建造。现在三石田村有崇智堂，该厅堂的后堂和香火房据传是从原来的崇智堂拆去材料重建的，重建后并加建中堂和前厅，前厅前建有门台，上面悬挂“文峰肇秀”匾额一方，三石田村分射房和书房两个小宗，分别称作永庆堂和积庆堂，两堂合并成大德堂。原崇智堂屋基被别人买去建了私房。现在三石田村的崇智堂需要维修和养护。
三河田的崇智堂，非常典型的祠厅形制，朴素大方
荣寿堂 崇智堂分支祠堂。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建筑坐西朝东。因堂内梁上雕有龙形图案，又称为龙厅。
永锡堂 为智派分支祠堂。在有序堂左侧，距离非常近，犹如三尺之隔。建于明代，呈花厅建筑风格。原厅堂上有幅对联的第一个字是“天、地”二字，每逢“三月三”，外人就戏笑说：新叶村人今年又要叫天地了。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清明，时任台州教谕的叶廷梓（字楚财、思庵，公元1689—1767年。）75岁回乡祭祖，听了外人的戏言，当晚既撰写了一幅新对联。外人一看，十分佩服叶廷梓的文才，从此，再也不敢小看新叶村人了。永锡堂建筑面积208平方米，门口向着道峰山。行裕二八七学纶公（公元1613年～公元1676年）所建。三间，多次维修，是后裔祀祖之地。公元2006年三月三，在永锡堂临时开设饭店，我们还在那里吃了饭，可惜油烟很重，无法拍照。
荣寿堂内部，神橱在尽头的左侧，轴线匾额分别为“接报”、“进士”、“荣寿堂”、“春晖永照”
荣寿堂门前的旗杆底座，一共有四个，大门前一边两个，也是浙江祠堂常见的数量，通常中进士摆四个，中举人摆两个，以下则不设
存心堂 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7年），到了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叶希隆被招为郡马，既改为郡马府第。后，子孙迁居河南开封。
在本节的末尾，有一个小问题仍然要让读者明白，那就是新叶村现在保留的祠堂建筑的年份问题。我们现在对古建筑修复的原则是修旧如旧，但是在以前却不是遵循这个原则的。“修旧如旧”在地方上，尤其是在古代时候古村落中基本上不存在。修缮祠堂时宗族的大事情，涉及到政治重组、经济再分配等严肃的宗族事务，古代如果修旧如旧，不要说没有万象更新的政治意义，恐怕连村民都不会同意。所以，每次修缮祠堂，总是在新的建筑观念上对旧的建筑进行改头换面，经济实力决定改造强度，钱多便改变多些，钱少便相反。所以我们现在新叶村看到的祠堂建筑本身通常历史不会太久远，有人说走在新叶村，宛如走进了建筑历史博物馆，在我看来是抒情之笔。我们探讨和关注的祠堂的历史是从他初建时候开始算起，而目前地上的形态并不能代表它的历史厚度。
新叶村能有现在的人口规模，从一个侧面而言，也拜托木构建筑所赐。中国村落中的木构建筑一般保存的时间都不会很长，保存和保护的优秀者，其寿命也不过200年到300年之间。每经过20年就要小修，而经过100年，基本上需要大修。大修期间，工匠会评估木料的质量，保留下可用的现材。从时间上来看，小修刚好是一代人的时间，而大修刚好是四代人的时间，也就是分厅的时间跨度。祠堂祠厅的小修和大修是宗派的大事件，需要举行的仪式套路、筹备建筑材料、聚集人力物力等均远远大于普通民居，也是对每一个宗派领导的领导力和能力进行考查和检验。
我国的木结构建筑不同于西方的石结构建筑，寿命短。特别是如同新叶村这样的江南地区，多雨潮湿的气候，是保存木结构建筑头等敌人。传统建筑木构件可能受到不同因子之影响与危害，产生木构件之松脱、位移、变形、腐朽或其他损坏。木材为生物性的有机材料，其主成分纤维素、半纤维素及木质素，系由碳、氢、氧三元素所构成之有机高分子。当木构建筑物在高温多湿的环境时，易受生物性因子（如真菌、蛾的幼虫、蚁等，通常为白蚁，黑蚂蚁同样危害建筑，只是危害较小）与非生物性因子（如降雨、火等）的影响而产生生物劣化，吸水吸湿劣化，天候劣化，应力劣化及人为的燃烧劣化等。除了潮湿的环境，木结构建筑易遭火灾，同时由于历经朝代更替，村落因为人口增多而导致街道狭仄，消防很成问题，有时一幢建筑失火，会很快蔓延，成片受灾。
新叶村中期频繁分厅，也正是“分而多”的分厅行为，成就了现在的新叶村，可以说，他们凭借自己辛勤的努力，打败了其他十八姓氏，占据了这块土地，繁衍了如此多的世代。好像又如天助，从内因到外因，都能保证这种独特的政治体系的传递，生生不息。那么未来还会分厅么，如果他们村落政治经济需要，人口代际允许，应该还会。
【注释】
[1]参见本书最后一章：最后、现在和未来。
[2]放在供桌上经过一定的礼仪程序后，即认定祭拜的祖先们已经享用的食物，拿来再分给族人，这种食物叫“胙食”，吃胙食被认为可以和祖先取得精神上的联系。
[3]见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
[4]这种习惯或作法，笔者认为来源于易经中的“讼”卦。卦云“天讼，慎争戒讼”。
[5]有学者说，这些兵器是为了保护家园而用，我也赞同。
[6]1.“视思明”就是要分得清是非，辨得明真假，要把人和事看得通透。可往往人偏就是看不清是非曲直，也许是不敢或者不想看清真假虚实。于是放弃了良心上的自我的标准，换得一时平静，却遭受良心的煎熬，痛苦不堪。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境界，那就是不单单看清了人和事，而且看清楚了自己，这样更加难能可贵。2.“听思聪”，就是不要听风则雨，君子要多听多想，还要会听。人多嘴杂，每个人的标准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同一个事物在不同人那里千差万别，光是听人说，怎么能辨别真伪？所以首先要做一个好的倾听者，才能做一个好的说话人。3.“色思温”，谦谦君子，从古便有。君子应该有平和的心态，温润的言语，心怀宽广，还要处变不惊，潇洒自如。有时候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太激烈和明显的表情便能瞬间转变周围的气氛，引起下属的躁动不安，所以位居高位的君子应该有比常人更大的气量，比常人更稳定的情绪。4.“貌思恭”，君子必须真诚待人，无论贵贱；懂得尊敬，也要懂得谦卑，就像是玉的德行，既不炽热，也不寒冷，温润可人。通常只有尊敬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5.“言思忠”，位居高位的人要学会说话，懂得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言行一致，说出的话，掷地有声，常言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做到这一点也很难。6.“事思敬”，君子敬业，每一份工作都需要全身心投入。当然了，这个世界上本没有随随便便就能做好的事情，要仔细思考，周密准备，态度认真，才能有可能把事情做好。7.“疑思问”，保持好奇心，要有疑问，可以多问，也可以理解为孔子认为君子也可以顽皮。有不断发现问题的能力，不断思考问题，才能不断解决问题，于是不断进步。学会“问”，这个也比较难，因为大人物需要表现自己的“大”于是便不能俯首问稼。有提问的好奇心，才能在别人没有发现的地方发现问题，也可以依仗自己更高于常人的逻辑思辨能力做出更好的总结，人类除了会使用工具以外，还会思考。于是我们在思考中进化了。8.“忿思难”，克制自己的情绪，学会三思而后行，学会容让。当然，容让是在伦理道德的限度以内的，根本问题容不得蝇营狗苟之人的得寸进尺。有时候先忍让，后反击。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时候一时的忍耐，可以换来今后长久的平稳和事态的良性发展。9.坚守的道义。不能见利忘义，只看见即得的好处，便忘记了自己是全族人表率，可以牺牲族人的一切甚至生命。君子爱财而取之有道。
[7]同后文中的“村落农业精英”与“村落精英”。
[8]“先富起来”建立在总体公平的基础之上，宗族权力的有效实施就是一方面充许“先富”另一方面促使“共富”，形成良性循环，不充许“先富”建立在大多数族人的倒退，这表明宗族权力的重要的信托关系。可是，因为没有必要的约束，仅仅依靠道德力量，信托的根基总是被人性的贪婪所动摇，退缩成为字面上的理想，而现实背道而驰。
[9]世袭传承或者宗族中任命标准传承。
[10]《玉华叶氏谱序》说：“家之所据也，胜所积也，厚则其所产必多，孝子慈孙，所书必多。奇行义举，谱，可以称良于一家后世矣。
[11]参考陈支平《福建族谱》。
[12]身外之物。
[13]玉华叶氏祖庙。
[14]这和国人“难易”认识有关，国人习惯上认为修改比推倒重来更难。
[15]虽然他们的墙体也是用砖的，但是受力结构却不是砖，而是木架结构，所以说中国建筑常用木而非用石。
[16]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中国人在建筑拥有上表现为物质上的实用主义。
[17]中国的房屋在平面布局上一宅之内分前后几排的，一排称为一进。
[18]购买合资或者究其根本不是自建的他姓祠堂，在中国古代，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祠堂的例子很多。
[19]即崇德堂良觐公。
[20]即崇义旋庆堂又庵公。
[21]《新叶村》一书作者为陈志华先生、楼庆西先生与李秋香先生，我为了称呼方便，恕只称呼前一名。
[22]见《易程传·屯》“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万物始生，郁结未通，故为盈塞于天地之间，至通畅茂盛，则塞意亡矣。天地生万物，屯，物之始生，故继乾坤之后，此以《序卦》来说解“屯”义有万物始生之道。屯是乾坤二卦始交而产生的第一卦，是产生秩序的关键，同时届时解释秩序的最好注脚，好似万物始生，充塞于天地之间，在古人看来，天地开始产生万物，万物是处于一片混沌之中，阻塞郁结，未有亨通，这时候的状态就是“屯”，屯有屯难之意。《易程传·屯》：“以二象言之，云雷之兴，阴阳始交也。以二体言之，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阴阳相交，乃成云雷。阴阳始交，云雷相应而未成泽，故为屯；若已成泽，则为解也。又动于险中，亦屯之义。阴阳不交则为否，始交而未畅则为屯，在时则天下屯难，未亨泰之时也”，此以卦象来说解“屯”义。屯卦之下卦为震，震义为动，上卦为坎，坎义为险，动而遇险，动在险中，是以屯有屯难之意，屯难以人事而言，是事业开始的难，不是长期累积的难，只要能固守贞正，能建立统治的秩序，好的秩序同样也是兴旺家族的前提，则必能化难为易，屯有大亨之道《易程传·屯》：“屯有大亨之道，而处之利在贞固，非贞固何以济屯”，屯之四德不同于干之四德，干之“元亨利贞”是天之道。
[23]即火灾。
[24]“配”《新华字典》中说：“配：1.假借为“妃”。配偶，夫妻的称呼。后多指妻。形声。从酉，己声。按：一说不从“己”声，应是“妃”省声。本义：用不同的酒配制而成的颜色。配，酒色也。———《说文》。吴善述广义校订：“配即《内则》注所谓以清与糟相配也。”安得配君子，共乘双飞鸾。———李白《感兴》。2.配人，结婚，婚配。3.衬托，陪衬。又如：红花配绿叶；配衬（陪衬，衬托）。4.假借为“妃”。配偶，夫妻的称呼。后多指妻。5.分给；配给。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生空房宿。———白居易《上阳白发人》。6.充军，流放。7.配合；结合。如：配搭（相配；配合）；配殿（正殿左右两旁的偏殿）；配本（指合版本不同的书而配成全书）；配手（配合工作的帮手）；配主（对事物主体的配合）；配命（配合天命）。8.配制。9.配享。如：配神（配享神灵）；配祔（配享）；配祭（配享）；配极（配享于宗庙）；配享（古代以有功于王朝的贤人或功臣，附祭在孔庙、帝王庙或其他祠庙中；以功臣附祭于祖庙）。10.动物雌雄交合。如：配马；配猪。”而“娶”在字典中的意思如下：“娶：会意兼形声。从女，从取，取亦声。本义：男子结婚。把女子接过来成亲。娶，取妇也。———《说文》；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聲。七句切《说文解字》。2.又如：迎娶（娶妻）。3.带进，接收。”
[25]即尚二十公，据说其持家有道。
[26]关系可谓近矣。
[27]正脊，又叫大脊、平脊，位于屋顶前后两坡相交处，是屋顶最高处的水平屋脊，正脊两端有吻兽、望兽或者相应的象征物，中间可以有宝瓶等装饰物。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均有正脊，卷棚顶、攒尖顶等没有正脊，十字脊顶则为两条正脊垂直相交，盝顶则由四条正脊围成一个平面。汉朝以前，正脊平直，汉朝起正脊开始出现两端翘起，曲线，这种做法盛行于唐、宋，到了明、清时期，则多恢复直线。
[28]比如清初明文规定官至三品及以上，中堂五间；其余官阶，中堂皆三间（中堂即正厅亭堂），加上朝廷对普通百姓的高压政策，民间也不敢越制。
[29]在这件事情上我一直抱有怀疑，因为古代官吏可以凭借办案有功谋取升迁，逾制罪并非小是小非而可以被定性为可杀九族的大案，这无疑是摆在桌面上的一块大肥肉，如狼似虎的官吏如何能够放过？直到现在叶氏紫福山茔地中有这位书童墓祭奠不绝，可见其拯救叶氏家族功劳有多大。如此反差，不能不让人疑惑。我推测此刻叶氏宗族之内有朝中大吏；或者正是因为前文所述建筑格局上的处理，获得政审的通过；或者书童说服了当时的官吏；再或者叶氏拿到了当官的要命的把柄，等等不一而足。
[30]“丰一六八”为可让公的名字，中国古代中特别是元代这种取数字名字现象特别突出，底层百姓一般这样给孩子起名。这些数字通常代表父母或祖父母的年龄，或者是父母年龄的相加，或者是同宗排行和同辈序列号码，或者是出生日期等等。“可让公”与“丰一六八”为同一个人，按照旧中国取名的方法来看；普通老百姓因为其父母文化程度不高，而终身只能拥有在现代人认为是“数字”的名字（小名），他们在其一生中可以通过入仕、入学、造反，宗族作为等方式取得大名。丰一六八先生主建祠堂振兴宗族，所以“可让”这个名字可能是其去世后宗族给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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