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广州召集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

三　中正出马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李宗仁、阎锡山曾先后两次派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前往台湾拜谒蒋介石，希望能动用一点存台的银元、黄金和美钞，以稳定金融，但毫无结果。尽管美国已明确表示今后不再援蒋，但蒋介石仍对美援寄予希望，派专使甘介侯于5月19日赴美向杜鲁门总统及艾奇逊国务卿作最后呼吁，结果亦是毫无所获。7月3日，行政院公布改革币制令，决定收回“金圆券”，改发“银圆券”。但这一措施仍无法挽救经济崩溃的局面。

其实，早在6月16日，李宗仁、阎锡山曾联名致电蒋介石，请蒋介石来穗主持大局。6月18日，蒋复电李宗仁、阎锡山：“时局艰难，兄等持颠扶倾，辛劳备尝，感佩之余，时用系念，辱承约晤，能不遵行？兹拟于短期内处理琐事完毕，决定行期，另电奉告。”

出人意料的是，7月14日，身居幕后的蒋介石突然出现在广州。上午10时22分，蒋介石乘坐的“中美号”专机由台南飞抵广州，随行的有沈焕昌、黄少谷等人。这是蒋介石自1936年两广事变后第一次到广州。他一身黄色薄绒军装便服，头戴黄色通帽，脚穿黑色皮鞋，手里拿一黄木手杖。蒋介石这次来穗十分神秘低调，各方事先都没接到通知，到天河机场接机的只有蒋经国和空军副司令王叔明二人。蒋介石上了一辆16-0218号汽车直奔梅花村行馆（即陈济棠公馆）。蒋介石此行的目的是“指导中央党部加强工作，并成立非常委员会”，与李宗仁、阎锡山会商反共救国大计^[17]。连续几天，蒋介石频频在广州召集会议。14日下午蒋介石到中华北路访晤李宗仁，又到东山公馆会见阎锡山。15日，蒋介石在达道路9号欧阳驹公馆设茶会招待李宗仁、阎锡山等，就保卫华南工作和非常委员会组织的内容及人选问题进行密谈^[18]。会上，蒋介石想到1925年在广州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曾风光一时，便说要以“北伐精神”来保卫广州，保卫大广东。当看到满座中央委员个个脸色凝重时，蒋大声说道：“一般人以为目前局势非常严重及悲观，其实本人看来并不悲观，并不严重。我本人必协助政府保卫广州，一切复兴工作要从广州做起。”

7月16日上午，蒋介石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其实不过是提出了几点空洞的设想而已。当天下午，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穗召开，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正式成立。会议推举蒋介石为非常委员会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蒋介石、李宗仁、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成、朱家骅、陈立夫等为委员。会议还讨论通过了阎锡山的“扭转时局方案”，并决定设立东南及西南两分会^[19]。会议确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系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非常委员会之决议，须透过从政党员依法程序请政府采择实施”^[20]，方为有效。之后的几天蒋介石一直住在黄埔岛上，李宗仁、阎锡山等不时来晋见，一时还传出蒋介石要留穗主持决策^[21]。

除了非常委员会，此时的蒋介石还有另外一个重大构想——发动亚洲反共同盟。来广州前，他曾经到菲律宾访问，与季里诺总统有一个联合宣言。美国知道此事后，于7月19日派美国广州领事克拉克与蒋介石见面，克拉克问蒋到菲律宾的真正意图，蒋介石说：美国已经不愿领导远东，我等只有自结盟耳。两天后，即21日早晨，蒋介石邀李宗仁到梅花村话别，8时30分在黄埔坐“华联”舰离开广州至厦门，最后他仍不忘给众人打气：“目前挫折是我们最后成功的开始。”^[22]

为了与非常委员会的机构相适应，蒋介石决定在台北设立总裁办公室，内分党务、政治、经济、国防等组，其性质属于“总裁之私人秘书机构”。8月1日，总裁办公室正式在台北办公。1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在台湾成立。在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的前提条件下，非常委员会及总裁办公室成为超越总统职权、凌驾于宪法之上的“非常”机构。这些意味着蒋介石再次走向台前，妄图为保卫华南作最后一搏。

国民党政府的南迁，使广州成为国民党战时“国都”及政治统治中心，广东也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基地。为加强对广东的控制，广州政权当局也作了相应的人事调整，主粤16个月的宋子文跟随蒋介石“引退”而辞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和广东省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粤籍地方实力派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以广州为首都的中国割据政权，延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余汉谋和薛岳走马上任后，立即向代总统李宗仁荐举粤系夙将张发奎担任陆军总司令一职。2月9日，行政院任命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职务。张发奎回到广州后，与余汉谋、薛岳共同提出“团结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四、七、九战区合作”等口号，号召所有粤系的元老、名流、宿将回粤效力。2月23日，行政院任命粤系陈济棠为海南特区行政长官。与此同时，抗战时期曾任广东省主席的李汉魂也从海外回来，吴奇伟、莫雄等粤系实力人物也纷纷回穗。一时间，广州冠盖云集，坐落在珠江路58号的张发奎公馆，车水马龙，成为广州最活跃的政治沙龙^[23]。

粤系地方实力派标榜“广东人大团结”，其实质是企图创立一个以余汉谋、薛岳、张发奎等多头统治的“粤人主粤”的格局局面。利用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之机，把分散全国的粤系军力、人力、财力集聚广东，形成合力，以此做政治筹码，向蒋介石、李宗仁讨价还价；或以此与中共方面周旋，最终达到控制广东，负隅两广的目的^[24]。

余汉谋和薛岳就职后，立即按照“粤人主粤”的架构，重组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和广东省政府。广州绥靖公署原有副主任4名，即黄镇球、缪培南、邓龙光和张达4人，2月18日，余汉谋请报国防部批准，再增加陈策、吴奇伟、徐景唐、梁华盛为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同月，第十二届广东省政府正式成立，省府委员有薛岳、王光海、区芳埔（免职后由毛松平继任）、张建、谢文龙（免职后由余华沐继任）、李杨敬、香翰屏、黄范一、韩汉英、吴逸志、陆匡文、肖次尹、黄晃等13人，叶肇接任广州警备司令等。

1949年的蒋介石（左二为蒋介石，右一为孙科）

为实现“粤人主粤”的目标，当政仅8个月的国民党广东当局，以“整顿治安”为重心实行了一系列举措，力图维持其在广东的最后统治。具体包括：一是颁布五大施政纲领，加强对广东任命的控制。薛岳把原来在湖南的施政纲领原封不动搬到广东来实施，这份纲领分为五部分，即“卫民之政”、“管民之政”、“养民之政”、“教民之政”及“用民之政”^[25]。二是精简省政，裁员增税，维持多头统治的政治格局。以精简省政为名，行人事分赃之实。三是大力镇压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以维护“治安”。

然而，所有这些作为，都不过是“蚍蜉撼树”、“螳臂挡车”，难以逆转其行将就木的命运。在国民党统治广东的最后阶段，广东并未成为“广东人希望的广东”，反而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广东各地的工人及大中小学教员，多次因工薪无着、衣着无靠而罢工、罢教。广东许多地方的农民只能靠种罂粟制鸦片维持生计。当时从广州市区步出市郊15华里，不论东、西、南、北方向，到处可见罂粟花^[26]。

这一切都表明，国民党在广东和广州已经达到了无法继续统治下去的境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