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背后的光与影

三　屏幕背后的光与影

东影大院里的办公楼中，分布着许多间大大小小的放映室。所有东影制作的电影在正式出品之前，都要在这些放映室中的某一间中反复播放。

就像没有人能够说得清电影厂里的放映室到底有多少间一样，也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记得哪一间放映室里播过哪些影片，发生过哪些故事。1949年电影厂迁回长春之后，从东影厂的放映室中最先走出去的便是前文中提到的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

长春电影厂里仍在工作的放映机和观影室（摄影：杨伊宁）

东影的工作者除了“满映”解体后留下来的进步人士之外，大部分创作人员和电影艺术家都来自延安解放区。秉着“文艺服务工农兵”的思想，东影的创作团队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以反映工农兵形象和生活为主的基调，决定拍摄一部工业题材的长故事片。《桥》的情节便孕育而生。

这是一个以真实发生的事情改编而成的作品——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修复被敌人破坏的桥梁，东北某铁路工厂担负了要在15天内制造出修桥所需要的桥座和全部铆钉的任务。厂长（吕班饰）紧密依靠老工人梁日升（王家乙饰）和老侯头（陈强饰^[39]），克服重重困难，突破了修复炼钢炉等难关，按期完成了制造桥座和铆钉的任务，使大桥顺利通车，支援了解放战争^[40]。

1949年3月，东影厂酝酿已久的首部长故事片《桥》完成了在哈尔滨等地的外景拍摄和后期的剪接工作后，剧组从兴山回到长春，进行影片最后的扫尾完善。按照计划，《桥》作为东影对无产阶级工人的一份献礼，将于“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向市民放映。

1949年1月1日的《长春新报》上东影制片厂的新片预告

当然，《桥》并不是算东影在长春放映的第一部作品。在兴山时东影摄制的大量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已经在全东北各大城市的影楼中放映，并逐渐向中国的南方城市甚至港澳地区和海外进行了发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9年1月1日元旦这一天，《长春新报》在头版显要的位置大版面刊登了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九号出品《东北解放最后的战役》的新片预告。这是《民主东北》系列中片长较长的一部大纪录片。值得注意的是东影第一部动画片作品《瓮中捉鳖》也放在了这一辑中“捆绑放映”。

别看《瓮中捉鳖》是部动画片，可这其中的故事内涵可并不肤浅。影片描写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但在人民力量打击下最后失败，好似鳖在瓮中一样。影片想象力丰富，巧妙地运用了动画技术所特有的夸张手法和幽默手法，1月29日旧历春节当天在东北电影院放映后，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尽管1949年1月份，东影厂还没有正式迁回长春，但是东影出品的影片却和长春的“东北电影院”结下了不解之缘。1月1日那份报纸中，利用东影第九号作品预告栏的下半部分版面，东北电影院发布了如下一则启事：

东北电影院启事

本市原伪公会堂已奉令接管即日起改名为“东北电影院”并定于春节正式开业。

东北电影院启

地址　本市长江路

电话　三二七七六号

启事中的“伪公会堂”指的是伪满时期的“纪念公会堂”，国民党时期被叫做“中山纪念堂”，是一栋建于1937年的建筑^[41]。长春市档案馆中至今仍保存有1949年全年的《长春日报》，报上几乎每天都会有全市各大电影院播放的影片预告。根据这个资料，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东影出品的影片都是在这家“东北电影院”中独家放映或首先放映的。但是这座“东北电影院”与东影厂究竟有没有关系，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至今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述文字，年长的老人也都说不清楚。这也许将会成为一个永远无从考证的谜。

电影，自从它被创造出来的那天起，就注定要成为一项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化项目。1949年的长春市民中有不少进步的电影爱好者，也许正是因为这里有人民引以为豪的“东影”。或者说，东影厂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的生产车间，更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空间。一个优秀的文化空间是具有不可估测的强大文化生产力的，这一点在长春就体现为电影艺术和电影文化在群众之间热度不减，东影无时无刻不作为一个聚光灯下的焦点吸引着人们的注目。

以《桥》放映之后引发的大讨论来看，也许可以说，正是从这一部真正属于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电影作品开始，新中国才有了真正自己的电影评论，同时也是促使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电影艺术的一个重要开端。

6月16日，《长春新报》第二版刊登了《区别两种电影》一文，文章署名“二马”。这篇文章指出，电影艺术应当“产生在劳动人民的生活里”，“永远不能离开人民”。《桥》这部影片能够以工人阶级的生活作为主题，情节上“充满着教育意义”，给予人们“进步思想的启示”，所以能够受到人民的赞美。文末还提醒大家“加强对电影的警惕性”，“提高自己对电影的正确认识”，识别并抵制反动的、落后的电影作品。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桥》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著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影片可谓是奠定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电影审美默契，即一种来自生活的共鸣和来自政治觉悟上的共识。而随着这种审美默契在更多的影片中不断被重复、被刻画，最终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核心的文化惯习。

而群众和电影迷们对于电影厂的好奇和关注，也从另一个侧面生动地衬托了这种文化的氛围。东影迁回长春后，总有许多热心的影迷和电影爱好者们拖家带口来到东影的办公大楼和摄影棚参观，他们好奇地想知道电影是怎样把活生生的人物搬到大银幕上去的，想看一看那些摄影机是不是和放映室里的胶片放映机一样令人着魔，当然更想能够在楼梯拐角撞见那么一两位他们喜爱的演员和导演。到后来，东影厂出于“影响工作”的考虑，不得已在报纸上刊登了禁止随意参观的启示^[42]。

长春的影迷热爱自己祖国的电影，长春的影迷更是十分有想法、有远见的观众。1949年6月1日，《长春新报》第四版的“意见箱”一栏刊登了一位市民写来的信，指出影院中放映的苏联电影都是原版，语言不通影响观众理解影片情节和情绪，建议长春各家电影院上映的苏联影片应当配上华语解说。而市教育局的回复中不经意间道出了一个秘密：今后所有在中国国内上映的苏联影片都将由东影制作华文字幕或华语对白。

果不其然，1949年6月30日的长春新报头版上，东影通讯员介绍了即将上映的由东影制片厂自主出品的带有华语配音的苏联电影《普通一兵》。这位市民反映的情况早已被东影厂的领导敏锐地觉察到，而他们的想法也是不谋而合。译制片《普通一兵》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千呼万唤始出来”。

《长春新报》上刊登的译制片《普通一兵》的预告

《普通一兵》是我国制作的第一部译制片，译制导演叫袁乃晨，他后来被人们尊称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43]。

袁乃晨在接下《普通一兵》之前，已经在东影创造了三个第一的纪录：第一部新闻片《民主东北》的第一个解说者；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营长的扮演者；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的编导。再加上第一部译制片导演，确实是一位具有开创精神和划时代意义的新中国电影人物。然而《普通一兵》这部译制片的出品，却可谓是历经艰辛与挑战，成为袁乃晨生命中最难以抹去的一道色彩！

在兴山的最后一个夏天，当时的厂长袁牧之找到袁乃晨，把制作一部苏联电影翻译片的任务交给了袁乃晨。袁乃晨原先是晋绥解放区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的一名话剧演员，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厂长正是看中了他身上的那股战士作风的肯干精神，同时又具备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领悟力和创造力，才放心把译制片这样的重担交给他来完成。

袁乃晨像战士接到命令一样，只身来到哈尔滨，与俄方进行了初步的沟通。一个月后，一部原版片的素材送到了兴山，是苏联故事片《马特洛索夫》。又过了一个月，几经转手的剧本翻译也已经送到了袁乃晨的手上。电影的名字最终定为《普通一兵》。这是苏联的电影公司让东影先试译的影片，如果完成得好，今后的苏联电影译制片就都交给东影来做，否则的话就要交给印度或者香港，这对东影和袁乃晨自己来说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电影是关于时间的艺术，译制片更是专注于声音的表演。袁乃晨对于配音演员的声音有着苛刻的要求。因此，寻找配音演员一事也着实难倒了他。在他严格而执着的要求下，硬是从别的剧组找来了几个从来没有表演经验的人担任主要配音。一个没有经验的导演加上一群同样没有经验的配音演员，更糟糕的是由于当时物质匮乏，电影胶片是最宝贵的财产。《普通一兵》的全部拷贝只有一份，没有多余的胶片可以复制。为了避免反复播放对胶片的磨损，影响录制效果，他们只能抓紧有限的观看机会，认真体会影片中人物的心理感情和语言节奏。

袁乃晨在不断的摸索中领悟出来，掌握节奏是做好译制片的关键。一块秒表成为他们练习台词的最佳搭档，所有的中文台词用时都与俄文台词的时间严格对应。时间，在无数个画面和秒针的滴答声中匆匆走过，1949年的春天，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对于此时的袁乃晨来说，“东风”就是一间梦想中的录音室。而就在长春改造完成的东影厂内，一栋漂亮的两层小楼在原来的伪满映美工间办公室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室内增加了密实的隔音装置，一处完满的译制片录音场所早已在等待它的主人。

在这个得之不易的录音室内，袁乃晨依旧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将全部的心血倾注在译制工作的最后阶段。1949年5月28日，译制片《普通一兵》的全部录制工作完成。影片先在厂里的小礼堂放映，座无虚席，满堂喝彩。当天下午，袁乃晨带着新鲜出炉的译制片赶到哈尔滨，圆满完成试译任务并为东影厂取得了翻译制作苏联电影的特权。俄方负责人的大手紧紧握住袁乃晨的手，表达了满意的心情。袁乃晨也许还没有想到，就是当初全靠他一个人接下的任务、签下的合同，就是这部诞生于秒表计时的翻译片的成功，将一个全新的片种播撒到中国的广袤土地上。

译制片《普通一兵》的全体演职人员，摄于1949年春（历史图片）

在《普通一兵》这第一颗果实收获之际，更多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1949年7月，东影厂决定由袁乃晨牵头成立翻译片科。在下半年短短的几个月内，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人才迅速充实了东影翻译片的队伍，翻译片人员扩大到100多人，可同时组成4个译制组，随后的1950年和1951年，东影每年出品的译制片数量都在30部左右，并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东影译制片的高产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