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券危机

一　金圆券危机

1948年的秋天，日益恶化的军事和经济危机使国统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年初时，国统区物价飞涨创下了空前的纪录，到8月中旬就已经上涨了58倍。风雨摇曳的国民党政权似乎也乱了阵脚。为了继续内战，挽救因法币崩溃引起的军事危机，蒋介石决定采取杀鸡取卵的措施，把币制改革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发行伪金圆券以代替伪法币，收缴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身份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明令实行金圆券币制，“伪金圆券一元兑换旧法币三百万元，并规定伪金圆券每元含纯金0.222 17公分。这种伪金圆券不但不能兑换金器，相反的，还强迫人民以其全部金银，交给国民党换回伪金圆券。同时实行更剧烈的通货膨胀，将货币发行额一下子从二亿金圆券（法币六百万亿）提到二十亿元，即比‘八·一九’时骤增十倍，国民党政府一面实行通货膨胀，一面下令冻结物价，不准超过‘八·一九’的水平。”^[2]

“就在国民党政府企图凭此稳定政局之时，空前的市场混乱、物资逃避、黑市价格暴涨、抢购风潮接踵而来。到10月底，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自己承认货币改革失败，取消冻结物价命令，此策一出，物价更成‘脱缰野马’狂奔而上。11月11日，蒋介石又颁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与‘修正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宣布金圆券贬值4/5，并取消发行的限额，引起了更剧烈的通货膨胀。但准许人民以新的比价，用两倍的金圆券‘半存半兑’去兑换金银。过去人民被迫以1两黄金去兑换200元金圆券，或以1个银元去兑换2元金圆券，现在准许以2 000金圆券去换回1两黄金，或以20元金圆券去换回1个银元。就是这样，人民还是拥挤着去兑换金银。”^[3]

当1948年的严冬到来时，国民党执政的严冬也悄然来到。生活迈开沉重的步履，蹒跚走入了1949。蒋介石通过币制改革，搜刮了人民数以亿计的财富，百姓却陷入了地狱般的苦难生活。在一片涨价风中，粮食的价格最牵动人心。江南百姓多以米为主食，米价的暴涨让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窘境。1949年1月9日，上海申报这样报道：“米市疯狂上涨，因银根松动，业外各物狂涨在前，致人心坚昂异常，货主喊价惊人，由于人心之一致看涨，遂以高价成交，早市刚开价格上在一千元内，旋即因出户不多，再见上涨，粳薄稻终告冲破一千元大关，薄稻直至一千一百元高价，较上日猛涨二百八十元，达三成余。白粳、早稻各做一千零五十元，上涨二百五十元。”^[4]1月10日，《申报》再报荤素菜价急速上涨，百姓茹素已不易，吃肉更大难。即使是生活在“天堂”杭州的人们也难逃劫难。《浙江日报》上一段《妇人的悲歌》成了当时人民生活最好的写照：

丈夫怕抓丁，

带俺逃到杭州城。

谁知天下乌鸦一般黑，

哪里的穷人都受罪。

人家说“杭州是天堂”。

俺在天堂上饿得心发慌！

丈夫给人家修洋房，

一天的工资买不到一斤粮！

俺到街上去卖柴，

三天就有两天剩回来。

俺在杭州三年啦，

一家落了个光踏踏！

丈夫长叹着气说：

“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呀？”^[5]

各地国统区物价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乱跳，难以抑制。“这次物价的涨风，虽由金融性的商品如黄金、美钞、银元黑市的领导而展开，但涨势最暴倍数最多的，却是民生日常用品，尤其是食米一项，涨得太惊人了。”^[6]

《申报》1月12日社论发表了对全国物价飞涨的原因的看法：“第一，受当局处理兑金政策的错误的影响，尤其在黄金加收平衡费后，刺激了物价的上涨。黄金加收平衡费，几乎同黑市看齐，而投机者仍不断吞进，于是新的黑市又出现，对于物价的刺激极其重大。第二，是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间循环式的扩大，无情地刺激了物价。政府现在唯一的财政武器，是发行通货，要之通货膨胀则物价高涨，物价高涨则财政赤字愈益庞大，财政赤字愈益庞大则需发行通货之数字愈大，如此循循不已，当直接促使物价上涨的幅度加阔，使物价上涨的趋势亦不可收拾，这是近年来物价飞涨的根本原因，最近这种趋势更加猛烈。第三，因囤货之普遍，刺激了物价。当人民在经验中体悟到金圆券购买力不断地降低，就产生了“重物轻币”的心理，于是一有现钞在手就立即用以购买货物，其中大部固是米煤油纱等生活必需品，但借此以保存自己财产价值也不少，结果遂使市场物资愈益缺少，同时一有钞在手立刻用以购买物资的习惯，复使金圆券流通速度大大增加了，目前物价一日数涨而不跌，即是金圆券流通速度太大太速之故。第四，是战局政局的动荡不安，内地若干米煤来源发生匮乏之象，这都是加深物价变乱泛滥的原因。”^[7]

2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相继采取了一些政策干预，颁布了新财经方案和稳定物价的办法，但并未能熄灭此如火如荼的涨价之风，挽救人心恐慌、市场大乱、社会动荡的局面。时局不济，金圆券犹如草纸一般，让人闻之色变，民众保值多用黄金、美钞、银元，尤以银元居首。杭州的银元黑市日益兴盛。从4月16日，《申报》对杭州春汛的报道中可以窥见：“提起袁大头，他在杭州猖獗已达极点，政府原指定在城站、水漾桥、众安桥三个地方为银元市场，但是水漾桥已扩展到整个清泰街，清泰街为交通要道，每天都挤得水泄不通。城站也是如此，众安桥也是如此，现在银洋买卖发展在每一条的马路上：延龄路、英士路、湖滨路都有锵锵之声，洋洋乎盈耳。警察有一段时间干涉过，但也干涉不好，只有随他去做银洋买卖了。最近，在吃食店中，也有买卖银洋的人来做交易。名胜区如灵隐、岳坟，甚至九溪十八涧，都有做银洋买卖的贩子。”^[8]

金圆券、通货膨胀、物价暴涨、黑市猖狂宛如一个死循环，将国统区的百姓推入苦难的深渊。1949年春天的如期而至，并没有让国民党执政的严冬解冻，也许国民党早已意识到大势已去，也许还在寻找最后一丝自保的可能。然而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苦难的人民，最关心的是生存，而非战争。因为硝烟散去的杭州城依旧是一座饥饿肆虐、民不聊生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