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南建县纪事

第一节　苍南建县纪事

（本文根据2009年4月15日《温州日报》对苍南原县长刘晓骅的访谈进行了修改）

20世纪50年代，刘晓骅从乐清师范毕业后来到平阳当教师，后来成为平阳县委常委兼县委、县革委会两办主任。1981年苍、平分县后，刘晓骅在苍南县第一届人代会上被选为县长，参与组织领导了苍南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以下为刘晓骅对苍南建县这段历史的回忆与反思:

老平阳分家忆旧

1981年，苍、平分县是温州区划调整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刘晓骅干部生涯中的一件大事。虽然时隔30年，但老平阳的许多旧事他至今仍铭记在心。

刘晓骅说，那时老平阳的面积为2303平方公里，辖13个区137个乡镇、三个直属镇，共1754个行政村，总人口159多万。当时，他是县委常委兼两办（县委、县革委会）主任，对老平阳县委工作的诸多困难体会极深。

老平阳没有大会堂，那时凡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三四千人），除剧院为主会场外，还要在电影院、机关礼堂、县小礼堂设分场，三个分会场都要接上广播线。另外，县城的中小学都要先放假，在腾出的教室里铺上稻草，还要到旅馆租借棉被……因为交通不便，有一次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外借的棉被还没能从泰顺运到。

那时开会没有会议材料，领导在台上翻开笔记本讲话，乡镇干部在台下拼命记录，会后大家首先互相核对笔记，然后回去传达会议精神。当时平阳县有个靠近泰顺县的天井乡，从乡政府出发到当地最远的一个村要走两天山路。山高路陡，挑担根本上不去，农民要背着箩筐才能上。

全县地大、人口多，县机关只有一辆小车，因此一些偏远乡村，县领导也很少去。

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开始筹备分县工作。

刘晓骅曾参加过分县的书记办公会议，当时会上讨论过好几个分县方案（包括划分三个县的方案），书记办公会议敲定后，时任县委书记张维森叫他起草报告。为保密，报告的起草、校对都是他一个人，然后连夜叫两个文书打字，最后送张维森审阅，草稿当场销毁。

分县后，平阳仍叫平阳，新分出来的县叫什么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报告为横阳县，因为同湖北的衡阳市同音，上级要求改名，后来采纳了地委领导的意见:取名苍南。

1981年6月1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划分出来的苍南县面积1261平方公里，人口92万。

在经历了10年动乱之后，老平阳百废待兴。当时全县工商财税收入才1716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仅69元。因为老平阳的经济文化中心都在鳌江以北，因此新设的苍南县就更穷，当时全县工业总产值只有6600万元，工商财税收入才876万元，除了几家米厂、酒厂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企业。1981年，苍南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才310万元，甚至连个像样的幼儿园也没有。

当年11月5日，苍、平两县分开办公。苍南县委最初借用平阳党校办公，正副县长4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卢声亮为首任县委书记，金国仙为代县长。刘晓骅时任县委常委、代副县长，1983年4月在首届县人代会上当选为县长）。当时机关干部大都住在平阳，苍南没有宿舍，周一上午大家到车站集中，一起上车到苍南县城灵溪镇办公，周六下午县里租车将大家送回平阳。

平阳党校　选自“苍南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有影响十大事件候选事件展播:那些难以忘怀的事”

县机关办公条件的窘迫，其实是当时整个苍南县经济落后的一个缩影。“文革”后期，温州流行“永嘉单干，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民谣，其中“平阳讨饭”指的是当时苍南钱库、宜山、金乡一带。

刘晓骅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分县的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分县30年来（恰好伴随改革开放步伐），平、苍两县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两县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滥觞之地声名远播

苍南建县后，面临经济发展和大规模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艰巨任务。当时的温州被诬为是一个“除了马路没修，其他都修”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人多地少，国家又没有投资。在这个人均只有4分耕地的贫困县，百万苍南人民靠什么来改变一穷二白？

刘晓骅说，苍南30年的发展“上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下靠自己解放自己”。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苍南人民敢为人先，进行了大胆创新。在那个上头政策界线还不很明朗的时期，苍南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这种创新精神给予了大胆勇敢地支持。

建县初期，金乡、宜山一带农民有转让合同的做法，在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时，省工商局工作组认为这是买卖合同，要予以打击取缔。但以卢声亮为书记的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认为，这是发展商品生产的分工，就与工作组据理力争，千方百计保护群众的创造性做法。

专业户、重点户是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先进典型，但当时人们普遍心存疑虑，想干而不敢干，想富而不敢富。为旗帜鲜明地表明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打消群众的疑虑，1984年农历正月初一，刘晓骅以县长身份带着一帮人登门给宜山10名专业户拜年，这10人都是他们事先与区里选定的，像创办小农场的杨成涛、办厂的“森力人”三兄弟，还有当时争议最大的李宏生等。李过去多次被叫去参加“学习班”，是乡政府楼梯下的老客，当时靠做腈纶开花机的齿条发了财，在龙港方岩下埠头盖了四层楼房……县长给专业户拜年的举动，向全县人民表明了县委、县政府的态度，产生了广泛影响。

1985年2月9日，刘晓骅（站立者）在宜山专业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萧云集　摄

其中，“宜山农民召开新闻发布会”一事最令苍南人骄傲。1985年2月9日，宜山区杨成涛等21位专业户在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全国18个省、市记者前来参加采访。应杨等邀请，刘晓骅以县长身份与会，并在会上回答了记者提问，表明了县里全力支持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立场态度。

正因为有了县委、县政府旗帜鲜明的支持，改革开放后，苍南成为“温州模式”滥觞之地而声名远播。那些年间，出现了金乡镇金星村的“挂户经营”，出现了金乡信用社的“浮动利率”，出现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钱庄，出现了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标志性成就、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的龙港农民城，出现了陈定模、叶文贵等一大批温州改革开放代表性人物……

不通变成通叫变通

苍南县出现的这一系列新人新事物，首先是靠广大干部群众的开拓创新，同时离不开县委、县政府敢冒风险的闯关精神。这种精神生动地体现在刘晓骅的一句名言里，他说:碰到红灯绕道走，变通变通——把本来不通的变成通的就叫变通。

比如，给苍南仪表厂戴“红帽子”就是一例。该厂原是一个做泥棋子的校办厂，转型生产油田使用的气压表后业务很好，但因不是国营企业，业务不能进一步扩大。刘晓骅得知后，就带着县财税局长一起到厂里去，对厂领导说:“你们改个厂名不就得了，就更名为‘地方国营苍南仪表厂’吧！”然后他对财税局长说:“我们拿20万元投进去作股份吧……”因为有了这个变通，这家前身为校办厂的仪表厂得到快速发展，后来又分为苍南仪表厂和天信仪表厂两个大厂，年产值达两三个亿，县政府投入的20万元也顺利收回。

当然，在这个闯关、变通过程中，包括刘晓骅在内的县委、县政府领导承担了许多压力。

当时，为加快龙港的开发建设，在资金筹措、吸引农民进城方面，时任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推出了一系列突破原有法规、富有创新精神的政策措施，县委、县政府大胆予以支持。当时要求到龙港建房的农民蜂拥而至，农民申报建房的报表成筐成筐地抬到县政府里，由他最后审批签署。刘晓骅说，那段日子他忙得满头大汗，一式三份的申报表，他签一份就交由下面的同志代办。

当时，龙港批地达2000多亩（灵溪镇也采取相同做法），这引起了一场大风波。《农民日报》、《浙江日报》曾先后报道苍南存在“乱批耕地”，省农业厅派员前来调查，省纪委常委也亲自带着省、市联合调查组进驻苍南。

刘晓骅是第一责任人。但他心底坦然，他是一亩一亩审批的，这属于县政府审批职责范围，也可以说是变通办理。省农业厅调查人员说:“你这是化整为零……”刘晓骅解释:“我只能如此啊，如果2000亩土地的表格都报到省里，省里又不能批，还得报国务院……这要花多少时间啊？”在检讨批地建房问题上，县委、县府一班人，都敢于承担风险，承担责任。在大小会议，县长刘晓骅都带头检讨自己批地太多，批地太快，造成的后果愿意接受组织任何处理。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陈星和同志也总是争着承担责任。由于对批地的是非大家都心照不宣，更因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后，证明不存在以权谋私行为，加之龙港的发展证明这种做法并没错，后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苍南建县30年来，刘晓骅活跃于平阳、苍南、瑞安政坛，一直在温州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几个县市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刘晓骅从乐清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平阳当教师（后调平阳县文教局工作）。1959年作为调干生到杭州大学学习，毕业后到县委办工作，“文革”期间曾在县委报道组、生产指挥组等部门任职，“文革”后担任老平阳县委常委兼县委、县革委会两办主任……1984年后在苍南县第一、二届人代会上当选为县长，1987年出任瑞安市委书记，1993年重回苍南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998年退休。

刘晓骅其实是有机会到市里任职的，1993年瑞安市委书记任职期满时，时任温州市委书记孔祥有和副书记夏益昌曾征求他对新的工作安排意见，说可以到市人大或政协任副职。刘晓骅风趣地说:“我想当个正职啊。”于是他就到了苍南县人大工作。从苍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岗位上退休后，刘晓骅出任了苍南县慈善总会会长，并一直为慈善总会的事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