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红帮”情结

陈万丰：刻骨铭心的“红帮”情结

陈万丰，1942年11月生，鄞州区东吴镇南村人，出身于贫农家庭，1962年4月参加工作，1992年杭州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结业。现为文博专业副研究员，爱好写作、美术。通过50多年来的文化工作，具有博物馆陈列的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专长，已策划、设计了31个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艺术馆。

1997年冬，应宁波轻纺城股份有限公司聘请，筹建宁波服装博物馆（简称服装馆）。1998年10月，在宁波第二届国际服装节中开馆。遵循省、市、县有关领导和专家意见，以红帮裁缝创业史作为服装馆基本陈列的支撑。10多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以满蘸感情的笔尖，相继独著或合著了四部专著：《宁波服装》、《红帮服装史》、《中国红帮裁缝发展史·上海卷》、《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还在《服装科技》、《中国文物报》、《中国博物馆通讯》、《台北宁波同乡》、《浙江纺织服装学院学报》、《宁波帮》、《宁波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关注以及同行的好评。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国内红帮裁缝学术研究方面的带头人，并以红帮服装文化引领，或多或少影响着宁波当代服装业的发展，在宁波帮、宁波港、宁波装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回首10多年前，我是一个只会穿衣、不懂做衣的门外汉，现在变为略懂衣经，比较了解红帮技艺的懂行人。其间，充满着酸甜苦辣，交织着辛酸的泪水与成功的喜悦。因为，从2000年起宁波轻纺城领导班子变动，经营一时又不景气，原本依靠轻纺城拨款来养的服装馆开始“断奶”，好不容易在市主要领导关心下迁址到月湖景区宝奎巷的新馆面临开门与关门的考验。全馆10多名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奖金加上水电费、办公通讯费等，苦吃苦用一年至少30万元才能维持，如果再要出差调查，难以为继。危急之中，我当即向市服装协会多次反映，在市府办公厅副主任陈国强的帮助下，商定在馆内让服装企业设立窗口收取费用的办法，扭转闭馆关门的窘境。这样，会上动员，会后走访，再取得鄞州与奉化服装组织的支持，陆续吸收了10多家包括杉杉、雅戈尔、罗蒙、洛兹和宁波服装学院在内的单位入驻，走出了吃不饱、走不开的困境。红帮史调查和红帮技艺挖掘，再次列入议事日程，说干就干，付诸行动。服装馆的工作重心从有形的文化载体即实物的保护，必须再走向无形的文化遗产保护，增加博物馆的配置资源，以强化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将口头传授、师徒相传的技艺留给下一代，以此来统一全馆员工们的思想认识。在那年5月举办宁波服装院校师生优秀作品展后，我们去上海、苏州、武汉、北京、哈尔滨等地调研，进一步打开局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书为邻，以书为友。不惜智力投资，这已成为我坚定的诺言和感悟的心得。过去自己对服装史可说是一片空白，少接触，少过问，更谈不上研究。自从与红帮扯上了关系，与中国近现代史发生了碰撞，就不得不静下心来，培养读书习惯。我家原住甬港南路，后迁到高新区，住房面积大了一倍，其中20多平方米做我书房，20多年来陆续添置了四五千册新旧图书，逐步养成了看书读报的习惯，边读书，边抄录，边做笔记。《中国古代服装史》、《中国近现代服装史》等是我必读、常读的专著。《鄞县通志》、《宁波市志》、《奉化市志》也是我的阅读对象。这样一来，不少疑惑得到了解决。书本上的知识及时与现实中的问题对照，缩短了我与国内服装史专家的知识距离，得到了古今中外智者的滋养。岁月如歌，人生如梦。一个个棋逢对手、不相上下的红帮高手形象，久久挥之不去；上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经理兼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王才运、东北第一把刀张定表、跨国裁缝陈胜曙、服装博士石成玉、女装高手孙光武、长春西服第一店陈氏三兄弟、天津服装名店何庆锠、香港港九洋服商联会会长车志明、武汉三家服装特级店的姜山人陈章舜等三兄弟、苏州西服第一店李增记、北京为中央领导制装的红都服装店的宁波三位经理等等。我从他们的身上逐步领会了海派西服、毛式中山装、改良旗袍等缝制工艺——把握“量体、裁剪、定样、试样、缝制、检验”六个环节，苦练“热水里捞针，牛皮上拔针”基本功，熟练运用“四功”、“九势”，通过精工细作，使衣服久不走样，并在量身定制、个性化的一对一服务中，潜移默化，成名成家。

然而，好景不长，年年拉赞助，有的企业产生反感，认为经营博物馆是政府行为，企业不能长期出钱养它，三年不到，多数企业脱钩，“窗口”积尘，少人问津。当年底去收赞助费时，不只是热面孔贴冷面孔，冷言冷语，旁敲侧击，更有甚者，满腔热情等了半天，却当面回绝，一文不给。失面子，没票子，如何过日子？主管部门不管，认为协议已订，叫你自荡自撑。幸亏体谅、同情、热心的原县人大副主任王佩等挺身而出，说通鄞州区领导开“小灶”，勉强维持正常运转局面。这“说通”两字，包含着我们对红帮裁缝的一往情深，对红帮服装文化研究的步步深入，也得益于红帮技艺的宣传报道。其中，离不开全馆员工的通力协作，各自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

红帮裁缝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群体，红帮独特技艺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这种技艺在服装工业化生产的今天还有没有作用？一连串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不能回避、不能含糊、不能瞎编。反之，只能老老实实拜师请教，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从一窍不通到略懂一二，从红帮发展的轨迹中，寻找答案，概括提炼，上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传承，发扬光大。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98年到2009年持之以恒的红帮史调查考证的过程中，相辅相成的是红帮技艺申遗也由浅入深，齐头并进，可谓知己知彼，一举两得。

论从史出，史由证来。为了查考红帮技艺，节省开支，我们出差时始终坚持“不坐飞机坐火车、不住宾馆住旅社、不打的士挤公交”。外出调查回到馆里，我趁热打铁，及时将惊喜动人的一幕幕写成文稿。如《包袱裁缝闯江湖》、《红帮裁缝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挺进九省通衢享誉武汉三镇》、《引领洋服业盛名石头城》、《闹市设店招徒鼎立山东半岛》、《神奇的鄞南》、《理念制胜创新为先》，等等。坐冷板凳，爬格子，我们禁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梳理总结了红帮裁缝“横滨港学艺、上海滩成名、东三省跨越、京津城争光、大武汉鼎立、大西部援助、港澳台延伸、三江口奉献”建树的历史丰碑。终于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感动20多个城市的120多位红帮裁缝，他们各自想方设法，从方方面面帮助指导我们。平时你来我往，促膝谈心，节日里纷纷寄书信贺卡，一个个像亲朋好友，把服装馆当作自己的家。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留下了我们辛勤的足迹。10年中，获得了1000多件实物和史料、照片。珍贵实物有：20世纪80年代红都服装店经理王庭淼为中央20多位领导人制装的原始记录本、百余年前茅山人孙通钿从日本带来的两用熨斗、哈尔滨早期进口的缝纫机、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纪念册、中国第一部西服专著《西服裁剪指南》，以及为美国总统、日本、韩国等总理大臣大使制装的题名簿等等，都是红帮精英心血的凝聚和智慧的结晶。有些是国内的绝品和孤品。日积月累了数十万字的第一手材料以及数百张图片。我被宁波新闻媒体赞为“为城市历史申请专利的人”，被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誉为“挖了一口文化的井”。2003年前起，服装馆得到鄞州区政府每年拨款20万元的支持，这有力地整体推进了红帮裁缝发展史充实完善。与此同时，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宁波市政府大活动办公室，协同我们举行“首届中国青年服装时尚周开幕布式”、“盛”服装模特演示、“红帮裁缝和热心市民捐赠藏品仪式”，在国际会展中心免费提供场地，让我们举办红帮创业史展览，进行时装表演；宁波市政协资助编写《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宁波市委宣传部、鄞州区委宣传部拨款拍摄《战火中的四明被服厂》电视专题片和专题展览；宁波经济促进会联系武汉等地分会协助我们查档案、寻老乡、找实物、发文章；宁波市社科联开设社科论坛，讲述中国近代服装变革中的百年红帮；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免费印发《中国红帮裁缝发展史·上海卷》，如此等等，从各个方面力促红帮裁缝的学术活动。在得到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一次又一次的实质性帮助的同时，一些红帮后人仗义执言，挺身而出，传为美谈：祖居北仑霞浦后住日本东京的培罗蒙经理戴祖贻，资助我们到日本，调查红帮起源；祖居茅山、祖父在上海开“协锠”号的周国祯资助3万多元为我们解决编印《追寻红帮的历史足迹》图册；祖居云龙、后在香港开服装店的陈荣华慷慨解囊50万元港币，为新馆布置历史场景。寒来暑往，众人拾柴火焰高，这都激励和鼓舞我们不遗余力地做好红帮史的搜寻和整理工作，都不胜唏嘘，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产生膜拜之感。

2005年7月，红帮技艺申遗启动，为了摄制8分钟的专题片，我带领摄制组7天内去了上海、天津、哈尔滨三个城市，邀请国家纺织部副部长王曾敬、国内服装史著名专家华梅和10多位红帮高手出镜，赞扬红帮技艺。那些天，我做编导，爬高楼，定画面，总合成，夜以继日，腰酸背痛，痔疮发作，仍带病坚持，及时完成任务。2006年12月，红帮技艺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遗名录。中山装，20世纪划时代的杰作，是红帮裁缝对中国服装业的重大贡献。过去，对中山装的始创问题，一直争论激烈，究竟是宁波裁缝还是广东裁缝的作品，众说纷纭。这成为我10年中的关注热点之一。对此，我首先听取老红帮们的意见，一致认为做中山装，必须会做西装。因为中山装其衣袖基本与西装相似，只是门襟不同，简单地讲西装是开门的，而中山装是关门的（这都指领子的设计）。在技艺上判断，红帮裁缝比广东裁缝的西装工艺胜人一筹。2008年我在上海市图书馆发现《申报》上的几则上海西装名店的广告，确定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亲临这两家名店定做中山装的史实。于是，马上与华梅和季学源等教授沟通，在《宁波日报》等媒体上发布这一盼望已久的信息，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肯定。从此，对中山装的出处之争，基本有了结论。

联合大专院校的科研力量，取长补短，共同研究，是我们工作的一大特色。曾见否，宁波服装学院、浙江纺织服装学院、宁波大学、东华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天津女子学院，甚至日本的大专院校，都参与理思路、定课题、派教师、出专著，合作共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红帮史研究高潮。为提升研究水平，大家一起召开了“红帮学术研讨会”“中国第一部西服专著暨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校长顾天云先生纪念会”“宁波服装博物馆建馆十周年座谈会”等。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工商联被我们孜孜不倦的精神感动，在查阅档案、索取资料中多次照顾，提供方便，我每次去上海，都是兴致勃勃满载而归，他们还为我去其他城市调查档案馆提供帮助。新闻报道，也是我们的一大工作特色。无论是服装馆开馆之初或乔迁新址，红帮调查的重大发现，红帮申遗，服装馆被公布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我都不失时机地借力造声势，不断扩大影响。这不仅是浙江、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的媒体，也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流媒体，连续不断强势传播，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人民日报》宁波记者站站长何伟在他的《宁波活力》一书中指出：“宁波历届国际服装节均借红帮裁缝造势，打出服装之多品牌，近代的红帮裁缝闯荡上海十里洋场，其目测代量体，热水里捞针的绝技令人叹为观止。”

从2006年起，鄞州区委区政府几次来服装馆调研，现场办公。9月，经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国定牵线搭桥，准备迁址下应街道湾底村，该村吴祖楣书记参观后，马上向区主要领导请示，这就是今天新馆的开篇。2009年春夏之际，服装馆永久性馆舍建设按计划推进，新馆新的基本陈列由我为主策划实施。10月新馆开放，我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我继续抽时间研究红帮史，为《浙江纺织服装学院学报》写稿，为他们的两位教师编写专著尽绵薄之力。2012年4月为了实现红帮探源的初衷，我自费去英国，考察世界上西服的最早诞生地，了解伦敦几家西服百年名店的运作近况。2013年初，又被宁波市非遗中心推荐，帮助中国中央歌剧院和宁波演艺集团推出《红帮裁缝》歌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表现在衣着方面的个性化、时尚化，不断日升月异，一部分人群追求奢侈品，喜欢别出心裁，引人瞩目。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服装量身定制风生水起，宁波也迎头赶上，高级服装店顾客逐年递增，就是国内著名的服装集团——杉杉、雅戈尔、罗蒙、培罗成等都有这种服务。量体定制说到底是运用红帮技艺，只不过当前西装的面料由“厚、硬、重”走向“薄、软、轻”，纯手工缝制开始与现代化机械结合。所以，尽管服装大工业流水线生产热火朝天，适应求新、求异、求美心理的服装，个性化的经营方式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红帮技艺漫漫守望路，红帮技艺申遗的一场场接力，都在不同阶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无私帮助。我的付出，都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也受到了政府部门的表彰。2001年、2005年，《宁波服装》、《红帮服装史》获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7年入编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学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2009年获区文广局“连续为文化事业忘我工作48年成绩显著”奖状；2010年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评为省优秀民间文艺家。

红帮，刻骨铭心的情结；红帮，创业创新精神，将永远鞭策我继续研究，延续文情商脉，为宁波服装大市建设挖掘深厚的历史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