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一节　固原回族与伊斯兰教

固原回民源流，可以追溯到唐宋、西夏时期，那时已有大食穆斯林商人在固原这座丝绸之路上的边关重镇路过或逗留经商。到了元代，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回回民族的初步形成，当为固原宗教界的首件大事。

固原回族定居始于元代，主要的原因是军事因素。1218年，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窝阔台带领蒙古军，发动了两次西征，征服了西辽和花剌子模等许多西域国家，大批“西域亲军”（即回回兵）随蒙古军南下，据史学家考证，当时阿拉伯地区有20多个种族或部族的一二百万人被带到了中国。于是，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陡然大增，而且随着蒙元政权的扩展，遍及了全国。这些人中有工匠、军匠、炮手以及商人、平民、传教士、学术界人士等。除传教士外，大多数从事戍边、屯垦、看守府库、织锦、冶铁、制炮、制革等工作，被编为各种亲军、卫军，总称“探马赤军”。《元史》记载：“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这里说的诸部族，当包括被带到中国的阿拉伯地区20多个种族或部族的一二百万人。而且这些人的工作比蒙古军繁重且艰辛，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

元代固原回族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元史·太祖纪》，成吉思汗伐西夏，于“二十二年闰五月，避暑六盘山”。《元史·世祖纪》：“岁甲寅（1254年），夏五月庚子，驻六盘山。”《元史·宪宗纪》：“八年（1258年）二月，帝由东胜渡河。夏四月，驻跸六盘山，诸郡县守令来觐。秋七月，留辎重于六盘山，率兵由宝鸡攻重贵山。”元首脑在六盘山或避暑，或驻跸，当有大批探马赤军驻扎六盘山，并有回回兵留守。这些人中也有相当数量者屯聚牧养，娶妻生子，就地或务农，或做工，或经商。二是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又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全国政治形势渐趋稳定，探马赤军的作用逐渐降低。于是，忽必烈在至元十年（1273年）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留守在六盘山地区的探马赤军改籍为民，五十户编为一社，就地参加社会劳动。三是至元九年，忽必烈封他的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他将儿子阿难答从小就托付给一个名为蔑黑帖儿·哈散阿黑塔赤的突厥斯坦伊斯兰教徒抚养，这个人的妻子祖来哈把阿难答奶大。因此，阿难答从小就受到了伊斯兰教的熏陶，对伊斯兰教充满感情，最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在阿难答的影响下，驻扎在六盘山地区的许多蒙古军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对此，元世祖、元成宗都采取了宽容态度。由是，伊斯兰教在六盘山地区扎下了根，至明清两代，回族成为这里的主体民族之一。

明洪武元年，徐达自临洮，下隆德，越六盘山至开城，万户八丹以鞑靼降，还有一支归附者为阿都忽。归明后，先任百户群牧长，后辈火力虎答的儿子火荣升任正千户。赵时春《平凉府志》载：阿都忽隆德人（今西吉火家集），与此有很大关系。这两支人大多随阿难答信奉伊斯兰教。《嘉靖固原州志》说：“元万户八丹据平凉，洪武初归附，授平凉卫正千户，部落散处开城等县，仍号土达。其民朴质强悍，选为兵者屡多骁勇善战。”《平凉府志》说其“风俗淳朴，不事文学，亦鲜浮靡，婚不索财，罕寺观僧道，葬送唯回纥遗种”。从风俗看，显然为回民。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大将，好多为回民，其中黔宁王沐英钦赐武延川等六处牧场，沐家营筑堡，留第二子沐昕一支及兰姓、马姓等十八户居之。永乐年间散居杨郎、古城、杨明、张元、蔡祥堡等地，至今多为回民聚居村落。明代禁止胡服、禁止胡姓、禁止胡语、禁止本族自相嫁娶，所以回汉文化融合，习俗相近，信仰不同而有民族特别标志。

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为了“涣其群，孤其势”，把陕甘等地回民迁插到固原地区。其中陕甘回民在化平县（今宁夏泾源县）安插者男女共九千余口。内陈林一起一千五百余口，赫生选一起三百八十口，马化凤一起一千三百余口，阎兴春、余兆麟、拜万江、金明堂、安杰一起五千五百余口。在隆德就抚马生彦、冯正合等近万人，除该亲属认领外，男女尚有六七千俱安插屯民、韩狗、新店各堡。至此，回民就居，形成村落至今⁽²⁾。

回民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深深影响着每一个穆斯林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杨桂萍《伊斯兰教对中国穆斯林民族的影响》一文中论述道：伊斯兰教通过它的教义、仪式活动、组织等诸多方面来影响中国的穆斯林民族，通过宗教教义影响穆斯林社会。穆斯林认为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有一个永恒的超过万物的存在——真主，真主无形无相、无所在而无所不在，还创造了万事万物和人类，为了感赞真主的造化之恩，要崇拜真主，人类受真主委派治理大地。

回族奉行“两世吉庆”的人生观。伊斯兰教是入世的宗教，强调人们既要为了今世的幸福而勤奋工作，又要为后世能够进入天堂而积德行善，按照《圣训》中的说法就是“重今世好比万代永生，为后世犹如明日即死”。宗教学界把伊斯兰教的这种人生理想称为“两世吉庆”。受此宗教价值观的熏陶，回族信徒在生活中吃苦耐劳、积极进取，重视实际、讲求实用。伊斯兰教宣扬“前定论”，认为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天地万物的造化、演变、生息、消长以及人的生死寿数、贫富贵贱、吉凶祸福等，均是依真主的意志预先确定。但伊斯兰教在主张一切有“前定”的同时，也承认人的自由意志和自我选择，即“前定”须通过人的具体行为来实现。人们虽然不可能知晓自己的“前定”究竟是什么，但可通过自我努力去追寻和选择那个最好的“前定”。一个人如果真诚、谨慎地对待社会和人生，勤奋进取、坚韧不拔，就会取得相应的成功。倘若受条件限制而暂时无法取得成功，也不能怨天尤人、悲观失望，而是要冷静反思、振作精神、加倍努力，争取最后的成功。“前定似大海，自由如舟楫”，人可以荡起自由之舟在宽阔的大海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前定”。

因此要积极地活着，还要积极地参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穆斯林认为一个信仰真主并服从真主诫命的人，其生活才更有意义。人死归真——回到真主那里，接受真主的审判，有信仰且行善者，将得到真主的赏赐，进入永享福禄的天堂。作恶者将受到真主的惩罚，遭受火狱之苦。伊斯兰教宣扬真主在不同时期派遣使者引导人们走上正路——真主所指定的道路，并先后颁降过多部经典来引导人们，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使者，《古兰经》是唯一一部没有遭到人们篡改的经典。因此是人们的行动指南，也是穆斯林社会必须遵循的法典。伊斯兰教通过上述教义使之有统一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形成统一的思想，伊斯兰教还通过其教义提供了一种统一的社会规范，以调节穆斯林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伊斯兰教的教义把一些社会规范如保护家庭的稳定、保护个人生命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同情并温暖弱者与穷人等社会规范神圣化，以宗教的形式强化世俗的伦理道德，使之较一般的道德规范更具约束力，从而引导穆斯林群众遵守社会规范，进而维护社会秩序。

伊斯兰教通过集体举行的礼拜、朝觐、斋戒、葬礼等宗教仪式和活动，影响穆斯林社会。为每一个信教成员提供情感心理慰藉，清除他们面对自然、社会或内心所产生的压力、紧张、焦虑，增强他们的信心，确立群体之间的联合与团结，使社会规范在宗教仪式中不断被重复、被强化。因此巩固了群体的内聚力，加强了社会的控制力，有利于社会的一体化。

伊斯兰教通过宗教组织，影响穆斯林社会。宗教组织把单独的个体聚集在一起，缔造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这种团体能够给信徒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穆斯林围绕清真寺居住，自发形成了一个个教坊组织，教坊把分散的个体家庭联系起来，通过集体礼拜、斋戒、一起参加节日等活动而维系在一起，同一教坊之间的相互往来，加强了联系，不同教坊之间通过聘请阿訇，招收经生等互相联系。门宦、道堂更有其严格的管理方式，把不同教坊的教民联系在一起。

在现实生活中，伊斯兰教教义思想往往与穆斯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人类无法用科学手段控制的领域，偏僻地区穆斯林的农业生产、疫病治疗等，发达地区穆斯林的终极关怀与精神追求，都伴随着一定的宗教活动。伊斯兰教的思想和观念影响着穆斯林对待政治与经济的态度和行为。《古兰经》说：“你们当顺从真主，顺从使者以及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人。”它成为穆斯林拥护支持当政者的依据，也是穆斯林爱国爱教优良传统的经典依据。

伊斯兰教文化在祖国大地上经历了1300多年的风雨历程，兼有伊斯兰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具备了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其形成和发展是在中华文化的滋润中生生不息，绵延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