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关系

第一节　云南民族与中南半岛的经济、文化联系

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前面阐述的自两汉以来正式开通的西南丝绸之路，把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云南与越南、缅甸的交往前面已多处述及，这里就不再赘述。

云南与泰国早于史前时期就有了文化交流。泰国青铜文化遗址中有两处比较重要的，一是班清;二是能诺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两个地方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所代表的文化类型被称为“班清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从制造陶器至青铜器“班清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发展阶段，其上限约至公元前3600年，下限至公元300年，主体青铜文化的盛行时期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1]。“班清文化”和云南晋宁石寨山文化都有形制相似的器物，并且都有蛙、鸟、羽人的活动^[2]。石寨山文化盛行于约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作为一种已具有独特风格的青铜文化，毫无疑问被认为是对东南亚地区有着很大影响。新田荣治在《云南、北越、泰国发现的先黑格尔I式铜鼓》一文指出，云南与泰国东北部间的往来好像可以从先黑格尔I式铜鼓的传播中找到。

一、稻米之路和民族迁徙

证明在史前时期，云南与泰国已有文化交流及联系的很多文物，不断被发现。主要有稻作文化和民族迁徙的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黄河流域即已种植粟米，这从公元前6000至前5000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和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的出土物已得到证明。黄河流域稻谷栽培时间早于中南半岛，故有的学者推断东南亚地区的粟米是从黄河流域传播去的。童恩正先生认为，粟米向东南亚传播的中介地点是青藏高原东端^[3]。与粟米相近，稻米则被认为最早源于云南，尔后传播至印度支那半岛，即由云南而达老挝、泰国、缅甸、越南，从而形成“稻米之路”^[4]。虽然迄今对水稻的起源地尚有争议，但云南和印度阿萨姆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地方，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基本一致的看法。稻米之路是古老而复杂曲折的，今天的研究发现稻米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有着惊人的相似，例如从云南经西藏至印度一线，不仅把两大系列稻谷的产地沟通起来，而且也是西南丝绸之路中的茶马古道。“虽然不能就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或更早的时候西南丝绸之路已经开始出现，但经云南、西藏与印度之间以稻米为中介的交往，为后来‘茶马古道’的形成创造了前提。”^[5]没有中国南方古代居民的大量迁入东南亚，没有稻作文化、青铜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南传和移民与土著居民的频繁交往，也就不可能有公元前4世纪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

始于云南而到达老挝、泰国、缅甸、越南的“稻米之路”，是一条非常古老的传播之路。“是哪个民族曾和稻谷一起走过这条古老的道路?”^[6]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在反复研究着，我国学者研究得出“最早培植野生稻的民族是古代百越民族”^[7]的结论。中国南方的部分越人迁入中南半岛北部地区，并带去了他们所创造的特有的稻作文化。到目前为止，虽然对掸泰民族的起源问题仍是观点颇多，但泰人起源于中国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申旭等学者认为，从中国南方青铜文化和稻作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来看，泰人应起源于中国的南部与中南半岛毗邻的地区，云南是中国的南部与中南半岛毗邻的地区，因而可以推断云南是泰人的主要发源地之一^[8]。

从地理构造看，中南半岛与中国南部山水相连，诸多山峦是中国境内山脉的南延;发源于中国境内的河流，也通过中南半岛流入海洋，正如佐佐木高明所说:“东南亚的大河流，都以云南山地为中心，呈放射状流向四方。这些大河流的河谷以及夹于河谷之间的隘道，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9]古代的移民迁移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运动过程，云南成为诸多民族迁到中南半岛地区的通道，这是造成云南和中南半岛地区民族如此众多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正是这种移民行动，使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广泛交流，并揭开了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序幕。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泰人即掸人历史上最早出现在云南，尔后从那里迁入缅甸”^[10]、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度等地，在公元6世纪后相继建立了包括“八百媳妇国”(兰那王国)、帕尧国、孟拱国、阿洪国等在内的许多小国家。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里，云南的傣泰人仍不断迁入泰国、老挝等地，如泰国北部清迈府(原兰那王国地区)就有许多西双版纳的泰泐人。直至清代，仍有云南的傣族从陆路迁到泰国。民族的迁徙，沟通了中国西南与缅、泰地区的交通和贸易，直到现在，云南很多傣族人还在经营着缅、泰与云南之间的贸易。

如前所述，自西汉征服滇国后，西南丝绸之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在汉晋达到了繁荣昌盛。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中国南方民族向中南半岛的迁移与对外贸易更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云南永昌郡即哀牢国到印度、掸国、交趾及今老挝地区皆有道路可达，并相当畅通，哀牢与身毒“二者在货物的运输中，在人民的往来上，更为频繁”^[11]。西汉时滇国的内附及东汉时哀牢的臣服，对中国与中南半岛的交通贸易起到了促进作用。唐代及南诏对东南亚地区的经营，更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的联系。就泰国来说，唐时，南诏疆域直抵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宋时，大理国版图略有收缩，但也达到泰国北部今清莱、清迈一带;元朝在今泰北一带设立了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驻今清迈);明代，则于清迈设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到明末才脱离。至于泰国南部，隋唐时期即有堕罗钵底(今泰国湄南河流域)和盘盘国(今泰国南部万伦河湾沿岸一带)，遣使向中国中央王朝入贡^[12]。13世纪，湄南河中上游暹人(泰族)国家速古台国王曾两次至中国朝贡，并从中国带回一些陶瓷工匠，开设陶瓷工场^[13]。缅甸北部地处西南丝绸之路西线要冲，中缅贸易往来极为频繁，东汉时莫延和掸国王雍由调遣使向东汉王朝贡奉，尤中先生认为掸国在今缅甸掸邦及泰国、老挝交界一带^[14]。据《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缅、老、泰交界的掸国，可见在东汉时，已不仅是中国和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要冲，而且是沟通中西(罗马)的陆上桥梁，成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发挥着对外贸易商品中转站的作用。这一点在唐代以后变得更加明显。唐代，缅甸大部成为骠国治地，从云南滇西经骠国至印度的路线已有很多详细的文献记载。骠国与南诏、唐王朝往来频繁，骠国使团不仅访问了南诏，而且于公元802年到达长安觐见了唐德宗。

由上述的历史追溯看，泰国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可谓源远流长。至明代，中泰之间的贸易关系更显突出。《西洋朝贡典录》卷中载:“(暹罗)国之西北可二百里，有市曰上水，居者五百余户，百货咸集，可通云南之后。”

二、云南民族与中南半岛的商业贸易

云南人何时开始到泰国进行贸易，史籍无明确记载，但可明确在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后，云南、四川等地的马帮商队就通行于缅甸、印度、泰国、越南、老挝等国的商道上。这种早期的贸易与中国南方民族向中南半岛的移动及彼此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密切。在移民中，很多是因贸易而四处移动，久而久之，有些商人就留居当地。如《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一七载:“近边牟利之徒，私载军器诸物，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诸处，结交土官人等，以有易无，亦有教之冶兵器、贪女色留家不归者。”谈迁《国榷》卷二十六也说:“边民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等牟利生衅。”可见这种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美国学者希尔在其《泰国北部的中国云南人》一书中认为，云南人迁往泰国等地从事商业活动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公元前1～2世纪蜀国商人在此间的活动正表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存在民间关系。中国学者申旭认为，中国西南与泰国等地的贸易始于公元前4世纪，随西南丝绸之路的产生而出现^[15]。

从文献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看，中国在汉代以后，官方和民间与泰国的交通往来不断，比如唐代就有“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也，五诏既平服，唐册王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自唐进封之后，永昌诸郡、缅、暹罗、大秦，此皆西通之国;交趾、八百、真腊、占城、挝国，此皆南通之国，俱以奇珍金宝、盐、锦、毡布、巴贝岁进于王不缺，于是国渐有昌也”^[16]。虽然泰国的古国在唐代尚不称为暹罗和八百，但其与云南保持着密切的交通贸易关系是不容怀疑的。

大理国后期，泰国境内出现了八百媳妇国，也即兰那王国，其国土与勐泐(今西双版纳)“犬牙相错”，双方交往相当频繁。到了元代，中国与中南半岛的交通比较发达，为控制中南半岛，元除在泰北设宣慰司外，还广开驿站，一时至泰国的交通十分发达，主要是从昆明经西双版纳(车里)、缅甸景栋等地到达泰国北部。

明清时，中国文献对云南与东南亚之间的交通贸易记载更多。如前谈到的《西洋朝贡典录》卷中暹罗条载:“百货咸集”，“交易以金银、以钱、以海贝。其利珍宝、羽毛、齿、革……有石焉，明净如榴子，其品如红雅姑，其名曰红马斯肯的石。善香四等:一曰降真，二曰沉香，三曰黄速，四曰罗斛。多花锡、象牙、翠羽、犀角。多花梨木、黄蜡，多白象、白鼠、狮子猫。”当时除民间贸易外，明朝与泰国等国官方交往也相当密切，而且多是通过云南进行的。如《明实录》载，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到正德八年(1513年)的一百多年间，八百媳妇国共36次遣使到中国，明朝政府也多次遣使访泰，并在八百媳妇国设置了八百大甸军民宣慰司^[17]。明王朝十分重视同八百媳妇国的贸易交往，八百媳妇国代表团每次来访均有本国土特产品。再如暹罗国，“其朝贡以三载……进金叶表并方物，贺正旦……自后定例每三年一朝贡。其贡物: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龟筒、六足龟、宝石、珊瑚、金戒指、片脑、米脑、糠脑、脑油、脑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黄熟香、降真香、罗斛香、乳香、树香、木香、乌香、丁香、阿魏、蔷薇、薇水、丁皮、碗石、紫梗、藤黄、硫磺、没药、乌爹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荜拨、苏木、乌木、木枫子、油红布、白缠头布、红撒哈喇布、红地纹节智布、红杜花头布、红边白暗花布、乍连花布、乌边葱白暗花布、细棋子花布、织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织花红丝打布、剪绒丝杂色红花被面、织杂丝打布、红花丝手巾、织人象杂色红文丝缦。”同样，明朝政府对各国代表团来访的回赠物品也繁多，主要是锦、宁丝、纱、罗、布、缎、绢等。

云南周边东南亚国家到中国朝贡和贸易所带多为大象等物，久而久之形成了一条“贡象道”。据《(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载“贡象道路”分上、下路:“下路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三日始达车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一车里头目居之，蜀汉孔明营垒在焉。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原，轮广可千里，其中养象，其山为孔明寄箭处，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车里宣慰司，在九龙山下，临大江，亦名九龙江，即黑水之末流也。由车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此地寺塔极多，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村以万计，塔亦以万计。号兹国，其酋恶杀，不喜争，敌人侵之，不得已一举兵，得所仇而罢。由此又西南行一日至老挝宣慰司，其酋一代止生一子承袭，绝不生女。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摆古莽酋之地。”从上述史料对云南到泰国、老挝的交通贸易的记述可看出:从昆明或大理经临沧、景东、镇源、思茅、西双版纳至泰国及从海路通西洋的交通贸易线已十分清晰。这既是官方往来的通道，更是民间贸易十分活跃的商道。这在以后欧洲人的记述里也多次提及。

19世纪中叶，法国人M.H.摩奥曾在泰国东部、东北部，老挝中北部及柬埔寨旅行数年，亲眼目睹了云南商帮车队每年到老挝、泰国贸易的情况。如在呵叻附近，他们遇到由200多头牛组成的商队。还遇到固定的商人，“每年都有一支来自云南和广西的商队，大约由数百人和数百头骡子组成。他们其中一部分前往景陶，其余前往湄公河流域和清迈。他们2日到达，3日或4日离开”。“我们每天遇见一或二支由80～100头牛组成的商队，驮着从老挝收购来的鹿皮、豹皮、生丝以及丝、棉织成的渔网、孔雀尾、象牙、象骨和糖。”^[18]在泰国东北部至老挝边境地区，摩奥看到一路上有不少大象作为运输工具，有了大象就可到任何地方。行走的道路“为可恶的小道。路面全是沟壑，车辙有二三英尺之深……树木和竹丛常常挡住去路”。

法国人安邺等于1867年走过当年摩奥所走的道路时也有这样的记述:“先是中国商人结队来游，地甚冲要(拨克来、琅勃拉帮之间)，商人皆云南启程，至庚岛(即景陶)或猛难(即湄南河流域)，或至克线美(即清迈)。每年一次，行必百余人，马牛二三百匹，负有铜、锡器、绒单、蚕丝、金线各货，贩回棉花、象牙、鹿茸、犀角、鸟毛、干虾等物，悉从摩尔门(今缅甸毛淡绵)贩来，为克线美、猛难贵重之物。自中国南境湄江(即湄公河，指澜沧江)左岸各地遭兵燹以来，华商隔绝，只有丕果商人来往。现在克线美、猛难与中国云南止有克线当(即景栋)一路相通。”^[19]

除民间贸易外，清政府与缅、老、泰国的古国交往也很密切，并进行着官方贸易。“老挝、景迈(八百媳妇国)二国皆来贡象，缅甸震焉”^[20]。在政府对外贸易的相对开放下，民间边贸更为活跃。据黄城沅《滇南界务陈牍》中卷记载:“商人由车里(西双版纳)出外域贸易者有四道:一由易武、猛白乌经猛岭，一由大猛龙至猛岭，一由猛混、猛艮至猛八，以上三路均可至暹罗之景梅(清迈)一带，其由孟艮西过达角江，则走缅甸路也。”商人们出了西双版纳，先到缅甸或老挝，从这两国都有商道至泰国，并且一直南下到缅甸和泰国南端的海湾，从而与“海上丝绸之路”连通。

三、云南近现代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从更多的中外文献记载来看，云南的马帮商队沿途要依赖必经之地的控制者和当地头人的庇护。虽然商队常常是全副武装，但土匪和抱有敌意的地方土著并不好惹，商队离不了向商道沿途的各种势力缴纳通行费。如克钦山地区就比较复杂，商队必须向克钦贵族缴纳实物以求通过;此外，他们在出入边境时要向政府缴纳厘金，这种厘金根据商队运输货物数量而确定数额。在贩运途中，中国境内沿途有许多小客栈，可供食、宿，还为马帮商队提供保护。

云南商人已垄断东南亚主要城镇的市场，一方面他们直接与当地棉花、茶叶生产者进行贸易，被称为坐商和中间商;另一方面商队(行商)往往通过他们进行交易。充当当地中间商的华人，在泰国城镇形成了零星的聚居点。华人坐商们以中心城镇如清迈、清莱、南奔等为基地，不断渗透到乡村及山地的各种零售业，直接在当地经营水果、蔬菜、饮食和茶等，有的人成为当地的富商和头面人物。还有一些人选择某些坝区或山寨定居下来，在那里开设店铺，经营诸如火柴、肥皂、针头线脑以及杂物家什之类的商品;有的则走村串寨成为货郎。这些人中有的与当地人通婚并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列强势力逐渐由沿海深入到中国内地。西方列强的野心是对整个亚洲进行殖民统治，中南半岛上的国家也深受其害。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886年，缅甸在经受英国半个世纪的三次侵略后，被划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1863年，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893年，老挝被并入法属印支联邦;泰国虽然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在19世纪末也受到西方列强势力的入侵。

英、法殖民者在控制了上述东南亚国家后，立即着手勘探滇、越、老、缅、泰的商道。1831年，英国斯普莱上尉提出了从毛淡棉经景洪到中国的萨尔温江的路线;1837年，麦克劳德上尉按照斯普莱的建议乘6只大象作了一次旅行。同时，冒险家戴维·理查森也三次从毛淡棉到达清迈。还有一些冒险家也不断深入古道沿线，法国人安邺等曾溯湄公河而上，在游历云南以后进入四川境内，其目的是希望找到一条合适的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以把这一地区变成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英国计划从越南方向进入中国，法国则企图控制缅甸后从八莫进入中国。英国派遣斯普莱上尉考察后，于1831年提出了修建铁路的设想，但英印政府派人对该线进行勘察，发现修筑十分艰难，又转而主张利用伊洛瓦底江经八莫修筑铁路经腾冲至大理的方案。1868年，英印政府派遣其驻缅甸的外交代表斯莱登上校率武装考察队进入云南考察，提出了修筑八莫—腾越(今腾冲)—大理的铁路计划。之后，英国勘探队在中国边境活动时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英国借此进一步胁迫清政府“答允，将来审量在云南修建铁路与贸易有无裨益，如果修建，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21]。此后英国分别于1902年和1905年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几番派遣工程队勘察腾越、大理、楚雄一带线路。1905年11月20日，英国驻滇总领事照会云南总督，声称已选派员详勘(缅甸)至腾越铁路，拟从速开工。但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由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英国筑铁路通商计划终未得逞。

与英国同时，法国占领河内后，强迫越南当局签订条约，取得了江河通船权。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一直把在云南通商、筑路作为其外交谈判的重点，提出“用商务利益代替赔款”，希望“中国修筑铁路，法国可取得敷轨权”，以“为法国的工业开辟一条道路”^[22]。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越南条款》，据此法国取得了在云南、广西开埠通商和修筑铁路的特权。1895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中，清政府被迫同意法国将越南铁路“接至中国界内”。1901年6月15日，法国在详勘路线取得了必要的资料后，8月10日在巴黎成立滇越铁路法国公司。1901年，动工修筑越南海防至老街铁路。1904年，开始修筑云南河口至省城昆明段铁路，途经蒙自、开远等地，全长466公里，至1910年4月1日全线通车。从此以后，通过滇越铁路，云南的矿产等原料被源源不断地运出，而法国商品则大量涌入倾销。西南丝绸古道滇越段，完全被铁路所取代。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商品资本的输入，云南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交通贸易不断衰退。例如，英国曼德勒政务官克莱门特·威廉斯，于1862年由伊洛瓦底江北上，到八莫考察，发现通过八莫的中缅贸易总值1855年曾达到50万英镑，而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中缅贸易几乎停止了^[23]。1855～1872年，云南回民起义使贸易中断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英国殖民者侵缅战争及殖民统治所致。云南省除了西部和西南部极其有限的境外贸易外，其出口几乎已经不存在，进口货物也仅有英国的棉花而已。这正如英国探险家斯莱登考察的那样:“仅仅几年以前，八莫曾是一个位于中国西南与缅甸之间的较大的商业贸易中心。贸易的中断，一方面是由于云南回民起义，另一方面是英国人几乎在回民起义的同时占领了勃固，影响了八莫发展和繁荣的进程，使其从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降为一个普通的地方。我们到达八莫时，那里只有500座房屋，缅人、华人、掸人等各种居民总数不超过5000人。”^[24]

云南回民起义期间，杜文秀大理政权为了打破清政府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曾大力提倡发展工商业，实行轻微的商业税收，免除工商业者服兵役、夫役，在商道沿途派军队保护商帮，在楚雄、云州、腾越、永昌等地外贸口岸设专门机构对输入货物进行登记，设立行店和货栈给予商人经商和生活之便，还整修北达四川、西至缅甸的通道以促进同内地及东南亚之间的贸易^[25]。为沟通与缅甸等地的贸易，回军将领大司空李国纶曾与英国人谈判通商问题。滇缅泰间的贸易已成为大理政权一项主要的财政来源。清军驻腾越将领李国珍等曾对此多加阻挠，一度使滇西所需的棉花改由四川供应。后经多次谈判与李国珍达成“结停战通商规约，各安疆界”，这样使一度沉寂的商道又繁荣起来。根据1831年柏奈的调查，当时出入缅甸的商人差不多全是腾越的回民，从缅甸输出的主要是棉花，从云南输入的则包括丝、茶和各种工艺品，每年借互市输入喜马拉雅山的缅棉达300万～400万磅之间。贸易采取一种互市的方式，地点在曼德勒旧城以北30英里的玛坦。当时曼德勒旧城已有10万滇商在那里寄居。一般的情况是，从12月起，滇商马帮到达，每帮从50人到100人，每人照料牲口数头。次年1月间大规模的马帮开始到达，每帮少则200人，多的可至1000人。每年滇商过缅者约达五六千人。这样的互市要持续到3月才结束^[26]。

大理政权除鼓励商人到缅、泰贸易外，还在永昌、腾越、瓦城、曼德勒开设棉花店。大理政权在云南以每驮石磺价格一两银子收购后，运到缅甸后便可换回六七两银子一驮的棉花，利润在50倍以上^[27]。

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英、法对云南的殖民入侵进一步加深，随着滇越铁路的通车及昆明、蒙自、思茅、腾越、河口等地开关和被辟为商埠，云南开始形成半殖民地经济。传统的滇、缅、泰贸易被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对云南的贸易所取代，地方买办和官僚资本同洋人勾结，几乎控制了全部的进出口贸易。但为数不多的民间贸易仍然在滇泰古道上进行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马帮的铃声依然回荡在蜿蜒的山间小道上。

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余年，云南处于对外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几乎谈不上对外贸易。直到我国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里，云南的对外开放也只是面向国内，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只限于逐渐复苏的民间边境贸易和官方的小额贸易。

在这期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亚洲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经济崛起形成亚洲“四小龙”，随后而起的是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

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云南省从20世纪90年代初作出了“打开南门，走向亚太”的决策，很快在与越、老、缅三国相连的口岸开办了各种商行，边贸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