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支宁之路

我的支宁之路

/赵淑兰

赵淑兰，女，回族，1937年出生，北京人。1955年8月至1956年10月在西吉县粮食局油料公司工作，1972年6月至1982年7月在王团卫生院工作，1982年8月至1985年9月先后在同心县卫校、妇幼保健所工作并退休。

赵淑兰（1958年摄于北京）

1955年8月，年方18岁的我响应党的号召，和200多名少数民族训练班的同学离开家乡北京奔赴宁夏，支援大西北建设。当时正值妙龄，干什么都感到新奇，不知道大西北是什么，更不知道宁夏是个啥样地方。只是一腔热血，要为建设祖国而奉献。

我们200多人坐上了去宁夏的火车，经过两天一夜颠簸在中宁石空站下车。地方上的人早已在车站等候接我们。坐了满满两大卡车，一路上我们唱着歌，来到了一个叫西吉的小县城。县城很冷清，街上没有楼房，有几间砖瓦房。在县上集训了一个月后，我们9个女同志被分配到新成立的粮食局油料公司，我被安排做会计工作，吃住在单位，到庄稼成熟的时候集中收购。一年后，我与卫生院的马宗武大夫相爱结婚，因坐月子，母亲让大哥来把我接回了北京，在北京一待就是3年。3年后丈夫来京接我，期间大哥已在北京给我们娘俩上了户，给我找了工作，当时母亲极力反对我再回去，但我执意要跟丈夫走，万般无奈的母亲不得不忍痛作出留下孙子让我走的决定。我随丈夫又来到了西吉，但已时过境迁，油料公司已不存在，同住的几个姐妹在本地成了家，其余陆续都回了北京。我便在丈夫工作的卫生院打零工。

1955年奔赴宁夏的北京知青临行前合影（二排左九为赵淑兰，三排左三为李光茹）

1960年低标准时期，丈夫整天下乡顾不上我们，我就带着孩子回了丈夫的老家下流水公社田滩大队，寄居在三小叔家中。那时我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从此开始了农村生活，其艰辛可想而知。1972年，丈夫调到了同心县王团公社卫生院，才把我们娘儿几个接到了王团公社。因为我回北京丢了工作和户口，当时的王团庄公社书记马汉儒很同情我们，就把我们娘四个的户口落在了北队，我本人也因有点文化，便在王团卫生院安排了临时工，平时在中药房，有时忙了就帮着打针、换药等。在王团卫生院工作的8年是我一生中最充实快乐的日子，从来没学过医的我一切从头学起，为了管好中药房，我拿起丈夫学过的《中药学》，白天熟悉药名，晚上学习每种草药的性能和用途。不到一年我就把中药房管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来看病的妇女，见我是北京人，增加了几分好奇，看病之余还和我聊天，时不时还有老乡给我送来黄米、炒面等特产，我也跟着老乡学会了用粗粮做各种好吃的食物。在此其间，由于乡村卫生院没有护士，经过我自己的努力，学习掌握了基本护理知识和技术，当了卫生院的第一位护士，成了几个医生的好帮手。小小的卫生院因为有了我这样的女护士，来看病的妇女也多了起来。以后陆续又调来了几个女医生。比如后来有名的妇产科医师张凤珍，县医院大药房的医师马娟等。卫生院随着大夫的增多，有了一定名气，大大方便了周边群众的就医。

1980年丈夫工作调到同心县卫校，我也随之调入卫校当了图书管理员。1983年同心卫校合并到同心县妇幼保健院，我又到了保健院工作。至此，我来宁夏一直干临时工20多年，我曾为此伤感过。1984年丈夫将我的情况向组织进行了反映并得到了重视和关怀，于1985年将我转正为国家正式干部，同时破格解决了医师资格。当年年底退休，我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00年老伴也退休了，如今我和老伴生活富裕，身体健康。5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除大儿子留在北京工作外，其他子女都在同心工作。小儿子马忠系王团派出所干警，1999年在全国“严打”值勤中因公殉职，年仅30岁。回忆我这一生，虽然坎坷没什么业绩，但很值得，因为每每提起是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而来，就感到很骄傲，更体味出人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