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中学里的上海老师

同心中学里的上海老师

/张　耀

1958年秋季，我就读的同心中学来了一批上海老师。往日寂静的校园，顿时热闹了起来。当时虽然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有挂横幅、贴标语之类，但师生们个个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帮着打扫宿舍，抢着搬运行李，大家用真诚和喜悦欢迎这些老师的到来。

这是一所新创立的学校，仅有3年的校龄。它的出现，结束了同心没有中学的历史。但是如同这块土地的贫瘠一样，教师的匮乏是十分突出的。6个班级近300名学生，只有十几名教职员工，在仅有的这些教师中，没有一名同心籍的。这就应验了“经济的落后同文化的落后是一对‘双胞胎’”这句至理名言。

在这种背景下，这块热土怎能不张开双臂拥抱这些从大都市来的骄子呢？那些求知若渴的山里娃娃怎能不热情欢迎这些老师的到来？何况一所条件极差的学校，一次能接纳七八位从上海大都市来的园丁，它本身具有的震撼力和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

我那时候正读初二，凭着一种朴素的感情，觉得一下来了这么多老师，说明领导对同心中学的重视，是我们这些山里娃娃的“福分”，暗暗下决心好好读书，不能辜负政府的关怀和老师们的教诲。

在首批到来的教师中，有陈国材、柯则夫、卢恒昌、马炳龙、马效友、普德远6位，以后还陆续到了周昭亮等几名。他们中除了两三位教体育和搞行政事务的之外，其余的都是教语文的。当时听说他们大多学的是文科专业，有的还出国留过学，有的是报社编辑、记者，采访过访沪的外国领导人，这使同学们惊叹不已。

那时，同心中学还在初创时期，环境恶劣，条件很差。学校建在一片荒滩上，雨天一滩泥，晴天镢头也难扎进土里，校园里仅有一棵才栽活的沙枣树。这里风沙大，春冬季节三天两头刮风。晚上睡觉时天气还好好的，次日早晨发现被子上面竟落了一层沙尘。师生们喝的是苦水，吃的是黄米、小米，很少有蔬菜。对这些上海老师来说，生活的艰苦只是一方面，那在“下放锻炼”的背后，诸如“历史”“出身”“言论”这些政治上、思想上似乎永远也摆不脱的阴影，无时不在困扰着他们。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消沉、颓丧。为了这片热土，为了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既来之，则安之”。他们个个豁达乐观，正视现实，调整自我，以校为家，以教为乐，很快就投入到新的学习和工作中了。

给我上过初中、高中语文课的先后有陈国材、柯则夫、卢恒昌三位老师，我有幸听他们的课，做他们的学生，已是40余年前的事了，但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印象极深，难以忘怀。

几位上海老师，重视教学工作，精心备课，认真讲解，内容丰富。他们原本不是干这一行的，现在要上讲台，面对一群娃娃，无疑得从头做起。为了上好课，老师们不管冬夏，坚持晚上在教研室集体备课、写教案。那时同心县自办火力发电，每晚12时即停电。有时停电后，他们仍在煤油灯下继续翻阅资料，钻研教材。陈国材老师常常在停电后，才一手端着煤油灯，一手遮着风，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进自己的宿舍。他那秉烛踽踽而行的身影，至今还在我的眼前晃动。几位老师讲课都很认真，从课文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到段落大意、写作特点，都给学生一一讲解清楚，绝不敷衍搪塞。对有些吃不准的或有争议的问题，也给学生指出来，供大家参考、讨论。要求学生背诵的段落，老师也能背。记得柯则夫老师给我们讲解韩愈的《原毁》一文时，不仅讲得声情并茂，而且要求学生背诵“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那一段，自己示范背诵如流，抑扬顿挫，缓急有序，至今记忆犹新。

1960年“上海三友”马炳龙（左）、柯则夫（中）、马孝友（右）在同心中学大门前合影（马炳龙之妻周彩霞供照）

注重基本功训练，加强作文指导，这是老师们教学的又一特点。三位老师都曾做过编辑、记者，从事较长时间的文字工作，上作文课，教学生写作文，自然是他们的强项。对每次作文的命题，都经过再三斟酌，不是随心所欲的；对文章的内容、结构、布局，都有明确要求，启发学生从哪些方面着手去写。老师们对每篇作文都认真批改，有眉批，有旁批，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最后还要进行讲评。

记得当时报纸上报道了徐学惠勇斗歹徒、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事迹，老师要我们写一篇读后感，这次作文我得了96分，同班另一名同学比我只少1分，陈国材老师就这1分之差还讲评了好一阵。柯老师要求我们注意积累写作素材。他常讲，能知道自己需要的资料该到哪儿去查找，这本身也是一门学问。并指出要把精读与泛读结合起来，有的文章是要精读的，有的只需浏览一下就可以了，以后需要时再去查阅。他给我们介绍他做记者时写稿件的体会，还把他在报刊发表的文章剪贴成的册子，让我们翻一翻。这对我们影响很大，同学们立志好好学习，盼望有朝一日自己写的文章也能变成铅字。老师们还注重课堂练习，让学生或注译古文，或缩写文章，或口述体会、心得，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培养与提高学生阅读、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几位老师教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富有启发性，而且讲课艺术也高。他们总是语气平和，娓娓而谈，引人入胜。三位老师板书都异常整洁流利，而且写得很快，使我们羡慕不已。几位老师还善于把他们见多识广的优势贯彻到教学中去，讲课时旁征博引，轻松有趣，常常于不知不觉中响起了下课的铃声。

这些上海老师教学上严肃认真，在和同学们的相处上，又极为融洽，不耍城里人的派头，不摆架子，平等待人，和蔼可亲。我们这些学生基本来自农村，大多生活困难，衣履不整，夏天穿在赤脚上的鞋和着汗泥，冬天常常冻得鼻涕直流，县上当时也没有洗澡堂，常年洗不上澡，身上总有股汗味。但老师们却毫无嫌弃之意，主动和大家接近。约同学们到宿舍辅导功课，谈心聊天。一次，在陈国材老师的宿舍里，他主动接过我手中的笔记本，给我写了几句勉励的话：“坚定立场如山如岳，追求新知如饥如渴，锻炼身体如牛如虎”。这个笔记本至今我还保存着。陈老师的宿舍和学生宿舍同在一排，开饭时他和我们一样把饭从食堂打回来，站在宿舍门前大家边吃边聊。他习惯用一个小勺子吃饭，一次不经意中说他的小勺子是不锈钢的美国货，勺柄上有“USA”3个英文字母。据说，以后这个小勺子还成了他“崇洋媚外”而挨批的证据之一。

上海来的老师对学校集体活动都很关心，并积极参与。为了能使师生喝上甜水，学校决定在院子里打几口窖。记得一次打窖时，卢恒昌老师和我在一个组，我们俩拉着辘轳把土一筐一筐从窖里拉上来，一干就是一个下午。时值三月，春寒料峭，他依然戴着额前只露一点帽舌的毡帽，脖子上围着带暗格的围巾，边拉边说，问这问那，谈兴极好，是那么的亲切可敬。

那时，学校还创办了校刊《红旗手》，负责编辑的自然也少不了上海老师。校刊的版面设计、内容安排、稿件审改等，都是陈国材老师一手操持的。他极认真细致，在蜡纸上一行一行地算，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精细得近乎神圣，忙碌得废寝忘食。有关学校的主要稿件，大都是柯老师撰写的，自然都放在了头版头条。我当时参与刻写蜡版，他们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和教育。《红旗手》虽说是一份8开版面的油印小报，但有时事，有名言，有教学体会、学生习作，有好人好事、批评建议……可读性强，被喻为“良师益友”。每逢重大节日，学校都要举办文娱活动，上海老师也都积极参加，球场上有他们的身影，舞台上偶尔也露露脸，或朗诵一首诗，或唱一支歌。即便不参加演出，也都静静地坐在前面的位子上，跟同学们一起乐呵一番。

20世纪50年代末，同心依然贫穷落后，信息十分闭塞。我们虽然上了中学，有的还没坐过汽车，更没见过火车。上海老师的到来，像冬天紧闭的窗子开了个缝，立即透进一丝清新的空气。他们讲外面的世界，讲大上海，介绍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谈天说地，让学生增广见闻，裨补学识。这里仅举几个小例子。

我们以前是在电影上见过穿西服的，实实在在看到，还是这些老师到来以后的事。由于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老师们是极少穿西服的，但学生演文艺节目时却派上了用场。一有演出，他们都慷慨相借，同学们都想穿着试一试，展现一下自己穿西服的风采。有一位年轻漂亮的上海女老师，教音乐课的，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一次在老城县文化馆的舞台上举行联合演出，她穿着鲜艳的裙子在台上报幕，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演出结束后，一群围观的娃娃从老城跟到了新城。如果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的话，那么当时在一个落后封闭的回民聚居区第一个穿裙子的女人，应当说是勇敢的女人。在她的带领下，以后逐渐有了响应（现在自不必说了）。学校有一对年轻老师结婚时，有几位上海老师撺掇着在学校会议室办起了舞会，当时还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不让学生观看（此事后来还是遭到了批判），我们那时只能隔着窗户瞅上一眼。这些，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是可笑的，但那时我们却觉得挺新鲜，也挺有意思。

从上海来的老师，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有几位先后离开了同心。陈国材老师据说去了广西，以后还担任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柯则夫老师后来参加区上组织的中学老师进修班，以其突出的才能和干练被留在了银川夜大执教，以后又调到自治区教育厅教研室工作多年，升任为处级干部，1981年调回上海，任《解放日报》主任编辑。周昭亮老师后来既做老师，又被选为同心县政协副主席，他是在这个岗位上退休的。如今在同心县的就剩下马炳龙老师一人了。他一生几多坎坷，后来跟当地的一位回族妇女结了婚，现在孩子都已成家立业。记得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把根留住》，马炳龙就是上海老师的“根”，他把“根”也深深地扎在了这块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土地上。

1997年，马孝友老师从上海到同心旧地重游，当他踏上这块曾经工作过的土地时，心情一直很不平静。这里发生的巨变，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当年他告别同心时，城里那一排排土坯房被一幢幢楼房所代替；只有一棵沙枣树的校园，如今绿树成荫；他赶着毛驴车到河里为学生食堂拉苦水的那条土路再也找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阔的柏油路；那时每逢春节回上海探亲，他们几位上海老师得赶到中卫县火车站，为弄几张火车票，可谓伤透了脑筋，费尽了周折，而今这昔日荒凉的原野上空，居然回荡着火车的汽笛声……看到这些变化，这位老教师，不时由衷地感叹：“真是翻天覆地啊！”

在同心，马孝友特地去看望马炳龙。两位老朋友相见，往事一幕幕映在眼前，岁月如流，人世沧桑，感慨万千，不能自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近乎开玩笑的话，在这里得到了真实的印证。但当他们谈到同心中学，谈到同心教育时，眼睛为之一亮。是的，如今已不是只有一所中学了，就县城而言，有二中、四中、回中、女子中学，还有一所阿拉伯建筑风格的阿语学校，此外，每个乡镇还有一所初级中学。每年全县有数以千计的中学生在校学习。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奋斗在各条战线上。

同心的中学教育事业，在党的阳光普照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浸透着历届教师的心血和汗水，包括初创时期那些“植根黄沙苦水中”的上海老师们的艰辛劳动，同心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以上这篇文章写成后，即寄上海请老师斧正。柯则夫老师抱病作了修改，并给我写了回信。从来信可以看出，过去那段不寻常的学校生活，同样也令老师们难以忘怀。现将柯老师的信敬附于后：

张耀吾弟：

展读惠书、大作，如你所料，我诚感动不已，直到泪下。

忆当年，我从上海远调宁夏，分到同心中学教书，遽而改行，惶恐之至，生怕误人子弟。不意事隔40多年，如今学识能力远胜乃师的你的笔下，当年我的工作得到了充分肯定，这是你和同学们对我的厚爱与过奖，我焉能不思绪万千、愧感交加啊！其他上海教师读到此文，相信必有同样感受。大作选择学校生活的几则事例，生动地反映了上海教师的工作和作风，师生之间的诚挚感情，以及学校从初创到今天的长足发展，可谓情文并茂，谓之具有同心教育史料价值，似不为过。

我在宁夏23个春秋，最难忘怀是同心。那里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民风淳朴、领导关怀、师生情深；因此1963年奉调银川，我曾拜访锁县长，要求仍留同心再尽绵薄，惜未能如愿。在以后的岁月里，每逢听到同心的佳音，我感到无比的安慰与欢欣。

多谢惠赠墨宝。你少年时代就写得一手好字，而今卓然成家，良深钦佩。

大作中有关事实部分，我在原稿上作了改正和补充，特别是工作职务，请注意校对。

20年来，包括癌症在内，我动了六次手术，幸均转危为安。今年虚岁七十有八，发秃、耳背、眼花，多种慢性病在身，唯一可以告慰者，思路尚清晰，记忆力也还不错。

你和守才、金良、国才等如来上海，务请过来叙叙。

信至银川，已是岁末，顺颂阖第新岁吉祥如意！

　柯则夫敬上　

2002年12月17日

（此文选自张耀先生的散文集《乡塬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