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战役中国远征军军长何绍英杰

二、远征英杰——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遗址

抗日战争后期直到抗战胜利，昆明圆通山先后树立过“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和“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两座纪念碑。从纪念的对象来说，追悼的都是抗击日寇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但又有所不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2年1月发动了侵缅战争。中国政府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应英国政府请求，组成了10万余人的远征军，于1942年2月先后入缅甸作战。出兵初期，远征军在缅北与日军激战，取得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战役的胜利。之后由于中英部队缺乏有效的协调一致，英军擅自撤退，致使中国远征军遭遇挫折，损失惨重，被迫后撤。

为纪念和表彰在缅甸战场上英勇牺牲的中将师长戴安澜及5万余名官兵，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第五军军长，时任昆明防守司令、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的杜聿明呈报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同意，在昆明圆通公园建立了“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

该碑1944年10月奠基，次年2月落成。这时，正是经过整训和增援的中国远征军再度向日军发起反攻、血战于滇西缅北之时，这座具有悲壮色彩的纪念碑的落成，既是对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远征军将士亡灵的追悼缅怀，也是对浴血奋战中的将士们的激励与鼓舞。

再次出征的两个集团军分两路于1944年5月、6月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战役。其中，霍揆彰指挥的第二十集团军于5月初从怒江上游的栗柴坝等渡口渡过怒江，仰攻高黎贡山，经过近40天在风霜雨雪中的苦战，抵达腾冲龙川江，开始了对敌军的攻击；而宋希濂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于6月初渡过怒江后，在滇缅公路西段的战略要地松山受阻。

松山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日军守备松山的虽然只有1300人左右，但他们在松山大小山头构筑了坚固的钢筋水泥工事，做了充分的准备，自认为松山是东方不可攻破的“马其诺防线”。

1944年6月4日，第七十一军二十八师、第六军新三十九师117团在军长钟彬的指挥下开始进攻松山，战事持续至6月底，我军进展不大并且自身伤亡近1700人。于是，远征军司令官卫立煌急调总预备队第八军担任主攻。

第八军的进攻战打得也非常艰苦。从7月2日开始，第八军采用波浪式推进战术缓慢推进，经过几十次的激烈战斗，相继占领了松山前沿的大垭口、滚弄坡、沟头坡等地，逐步向松山主峰推进。进攻部队挖掘了两条150米的隧道，在山顶敌军碉堡下面安放了120箱炸药，将敌军主峰碉堡炸毁。9月7日，终于全歼守敌，收复松山。

松山大捷之后，远征军各部乘胜前进，在滇西民众的支持下，于1945年2月完全收复了怒江以西沦陷的土地，把日军全部驱逐出国门，与取得缅北战役胜利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会师，打通了陆上国际大通道，取得了滇西和缅北战役的最后胜利。

滇西战役结束后，第八军军长何绍周由于攻打松山有功而升任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云南警备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何绍周又升任云南警备总司令，坐镇昆明。在他的倡议下，1947年，在昆明圆通山又建成了“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以纪念松山战役中阵亡的陆军第八军2902名官兵。他在碑文中写道：“今者胜利告成，瞬已两载，而当时遗骸，仅能浅厝，爰偕旧日袍泽，往移烈士之骨，葬于保山西郊之龙泉池畔。复以昆明之圆通公园，划地树碑，勒叙大略，用兹纪念。”

“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由碑体、基座和台基三部分组成。碑体为四角打平的方形石柱，高约16米，简洁而雄伟。须弥基座刻有碑记及阵亡官兵名录。八边形台基围栏四周有当时军政要员的题记。

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旧貌

遗憾的是，1944年所建的“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已不复存在，旧迹难觅，而1947年所建的“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也仅存五级石阶的台基和围栏，围栏上的名人题记也多被凿去，只有当时一首四言题词犹历历在目。辞云：“岛寇荼毒，痛及滇西。谁无血气，忍弃边陲。桓桓将士，不顾艰危。十荡十决，甘死如饴。瘗忠有圹，名勒丰碑。懔懔大义，昭示来兹。”

用现在的眼光看，何绍周主持建立“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时眼光稍显狭隘，因为参加滇西战役流血牺牲的，远远不止一个第八军，而是共7个军近20万人的兵力，伤亡达6.6万人之多。仅松山战役就伤亡7763人，其中阵亡4000多人。不过，这座纪念碑毕竟是纪念抗日英烈的历史建筑，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2003年昆明市五华区政府将“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残留的台基和围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